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的实质：开始了文化的集权
”历史学家顾颉刚则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
”文化极盛是表象;“
【千问解读】
”历史学家顾颉刚则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
”文化极盛是表象;“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恢复，一个大帝国重新崛起，及至汉武帝即位，已足够威武，可以向长期挑衅的匈奴大喝一声“不”。
与此同时，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
” “文化的极盛”，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大繁荣。
撇开具体细节，为打造文化大繁荣，汉武帝推出了四项全局性的大举措。
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独尊儒术”。
有鉴于暴秦弊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对各家一视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经》异传，文化生态一度回归自由宽容。
但这种宽松也给统治带来了麻烦，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议论，百家方针不一，意见不同，弄得在上的统治者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屡有更变，老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家的主张。
惟其如此，汉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宁”，睡不上一个囫囵觉。
于是，他向百来个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只有董仲舒的对策让他，欣然有得：“诸不在六艺之科，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 就汉家统治的文化安全而言，这一对策最对症下药：统治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统治者才会一劳永逸，彻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让统治者一劳永逸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展望：只要这样，邪辟的学说就会消灭，统治的纲纪就可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确，民众便知道遵从了。
丞相卫绾迎风希旨地奏请，在对策者中有以申不害、、韩非、、之学来扰乱国政的，一概罢黜不用，汉武帝当即御批同意。
自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国策，成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第二项文化政策，就是官办儒学教育，设立《五经》博士。
汉初博士官，并不限于儒经，也有诸子、诗赋、方技、术数或其他专长者。
罢黜百家后，只有儒学《五经》才有立博士官的资格，儒经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废罢，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确保“独尊儒术”的。
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中央建立太学，“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概教授儒经，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诱导他们“靡然向风”的，主要不是儒学《五经》，而是功名利禄。
第三项文化政策，新设文化机构，搜罗“歌德”派文人学士。
汉武帝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枚皋、严助、等，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辈，还有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史学家最初也在网罗之列，一时也可谓人才济济。
汉武帝命这些学士文人随从左右，有事时，让他们与闻朝议，献赋作颂;平日里，则“俳优蓄之”，不过是御用清客。
东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优，只在御前。
他与司马相如是汉赋名家，相如的大赋最受武帝的青睐。
司马迁真把“牛马走”当成了主人公，立马被整成“刑余之人”，最后终于幡然醒悟，自个儿“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这才发愤独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
汉武帝创立的文化机构以乐府最著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国民歌征集。
一些优秀的乐府诗曲固然赖此而传世，但其初衷不过让民歌为文化繁荣装点门面(早就流传民间的乐府诗与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或来自底层，或出乎异端，代表了当时文化的真正精华，但都不是汉武帝文化国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
第四项文化政策，倚仗国家权力与财富，大搞阔气排场的文化庆典。
汉武帝在位期间，隔三岔五地举行明堂、郊祀与封禅等大典礼，宣扬汉家受命于天。
关于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后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轮回。
汉武帝命李延年创作《郊祀歌》，找来童男女组建了大型的御用乐队，浩浩荡荡，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进发，大摆的气派。
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盖世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大礼，但那只是个传说。
是载诸史的封禅第一人，却备受儒生讥讽。
而汉武帝特别热衷这种高门槛穷折腾的自娱自乐，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起，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先后封禅达六次之多，几乎每五年就搞一次。
郊祀、封禅之类，“皆虚文无实际”(钱穆评语)，汉武帝却。
且举一例，以概其余。
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马，汉武帝说成是天神太一所赐的天马，命李延年谱《太一之歌》以为颂扬。
骨鲠之臣汲黯道：“王者作乐，应该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
为了一匹马，又作歌，又谱曲，还要荐献进宗庙，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听得懂这种音乐!” 凭借君主的威权与国家的财力，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方针，汉武帝打造出一个文化繁荣的表象。
这种文化繁荣本质上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不过是汲黯痛斥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已。
继暴秦以后，儒学兴起，虽有其思想与社会的内在之势，但吕思勉以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按史家张荫麟一针见血的说法“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帮手，既不是为他规范策划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张汤之辈。
汉武帝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说到底，不过是包裹其专制集权的一袭华衮。
战国以来因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汉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暂的复苏之机，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最终扼杀了这一线生机。
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
范文澜说汉武帝时期“文化的极盛”，是其表象;顾颉刚说独尊儒术是“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
相对于秦始皇的血与火来摧毁文化，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软刀子割头不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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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
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
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
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
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人格化体现。
道士是道教的神职人员，全国现有住观道士3万余人。
宫观是道教徒活动的场所，全国现登记开放的宫观有2千余座。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济世救人。
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
道家虽然从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
直到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为太上老君。
至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
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
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并以老子的《》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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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岁”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犯太岁”？
然而，“太岁”究竟是什么?照理说“本命年”鸿运当头，怎么又会“犯太岁”呢?这一切都要从太岁信仰讲起。
“太岁”的由来 民间传说“太岁”为凶星，起源自木星(又名岁星)，又有称主四季寒暑或十二时辰之神为“太岁”的说法。
中国古代相信“天人感应”，透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认为星体的光晕亮度改变、日月蚀，以及星体的排列方式与运行方向都是事情发生的征兆，对应到人世间的吉凶祸福，逐渐衍生为对星辰的信仰，并加以神格化，岁星亦在其中。
然而，太岁起源的确切时间点已经难以考据，但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可以。
《礼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经学家郑玄注称：“《王居明堂位礼》曰：‘出五里迎岁’，盖殷礼也”。
虽然无法确定东汉学者所言是否正确，但保守估计太岁信仰大概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
根据出土于陕西临潼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上铭文记曰：“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
“珷”指西周武王，于伐商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这天，因岁星当位而战胜告捷，后世的《国语》、、《》等典籍都有记载“避岁”一事(攻打岁当之国必败)，对于先秦两汉的军事决策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不过此时仍然将太岁和岁星混为一谈，到了晚期才逐渐将太岁取代岁星，从“避岁星”变成“避太岁”;至时太岁才从岁星的观念中分化出来取得独立。
简单来说，岁星就是主祸福吉凶的星辰。
从星辰、小说人物到掌握吉凶的神灵 除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星辰，其实“太岁”离中国人并不遥远。
以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为基础，所发展出的章回小说、又被誉为中国文学之一的《传》，书中记述三雄的老大，除了后来出任梁山泊东南水寨水军头领、在天罡星中座次为第27的“天剑星”，其江湖浑号“”，代表此人凶悍无比，平常人不敢在、惹不起，如同地面上的“太岁星”。
再如成书于的神魔章回小说《》，书中记载辅佐周武王灭商之后，奉太上老君与原始天尊敕令前往封神台策封众神，其中之长子、太子殷郊被封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降周阵亡的原商朝上大夫杨任被封为“甲子太岁之神”，所属部下又有10位“值日众星”，如增福神韩毒龙、损福神薛恶虎，任务除了“循周天星宿度数”，亦有“察人间过往愆由”，意即考察人世间的过失与罪过，掌管吉凶祸福，这也代表了明代民间已将“太岁”视为神界对人界的监察神，并与运势相挂勾。
然而，《封神演义》中记载的“太岁部神”总计只有12位，与后来依“六十甲子”衍生出的60位值年“太岁星君”，总数上仍有差距。
历史上的“安太岁”习俗 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向来相当注重春耕时节以求秋季丰收，若农产歉收，将有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固，所以如明清时期帝王每年仲春亥日便会至先农坛祭祀并亲耕(又称藉田)，表示皇家对农业的重视。
时更将春耕礼时用的土牛、祭祀对象芒神(春神)和太岁等三者吉神合而为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的先农坛中就设有太岁殿，代表太岁与春天祭祀农神的直接关系。
此外，北京白云观更奉祀有“六十元辰神”。
随着中国结束帝制，帝王立春祭土牛、太岁等吉神的仪式成为历史，当太岁信仰再次复兴时，却将太岁视为凶神、认为不可冲犯太岁。
事实上，在清代之前并无“安太岁”的说法或仪式，研究者认为，在意义上与“安太岁”最相近的，乃是北京地区独特的“顺星”习俗(又称祭星或祭顺星)，于农历正月初八至白云观祭祀岁星，向本命星祈求未来一整年的庇佑。
追本溯源，相传金章宗为了替重病的母亲瑞圣皇太后祈福，于皇太后的本命年、本命日的正月初八、丁卯日祭祀本命元辰神，后来皇太后康复，金章宗便敕建“十方天长观”(白云观前身)，主祀丁卯年元辰神，陪祀其余59尊元辰神。
到了清初重建白云观时，不再奉祀六十元辰神，取而代之的是六十太岁神，遂成为定制。
无论“太岁”或吉或凶，总的来说，于农历正月期间祈求新的一年得以、国泰民安，个人平安健康顺心，不要过度迷信，理解“安太岁”实为老百姓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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