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清史稿》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局限性?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19 点击数:
简介: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

【千问解读】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

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

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

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

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

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

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

这是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

《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

庶几恃以复振焉”。

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南明、白莲教、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

《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

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

《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

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

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

《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

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

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

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

又晚清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

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

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

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

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

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不相及。

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

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一篇传记。

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谭钟麟均无传。

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

如《皇子表》载延信“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

六年因罪革爵”,误。

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

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

《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

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

《世祖本纪一》称: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

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

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

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

《圣祖本纪》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

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

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僭号于衡州”,误。

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

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

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

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

又《阮元传》称:“集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

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

《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

按:里太国亦译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

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

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

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

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 《清史稿》记事上起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

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

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

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

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

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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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进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的《世范》可能更比颜之推的《家训》少些道学气。

清新雅致、能沁人心脾的作品总是更具有亲和力的。

概述 《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

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

譬如,袁采的《袁氏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

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

《袁氏世范》记载的一些经济生活细节,也可补充历史的空白,如当时开化农村的借贷,往往借一还二,这种高利贷太过不仁。

不过,在宋代社会,大钱生小钱的观念深入人心。

《袁氏世范》卷一说,有人与兄弟子侄共同生活,他自己私财独多,怕将来被均分,就买金银之类收藏。

袁采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做法。

有了钱与其买金银,还不如购置产业搞经营,或者典质放债,十年中间,所得之利息必大大超过本钱。

到兄弟分家时,父辈留下的那一点产业,就只是经过滚动后的财产的一小部分了,利己利人,? 思想特色 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袁氏世范》,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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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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