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是怎么回事?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三个黄金时代!

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
【千问解读】
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
“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都该走正道,而不能走邪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统一中国至今也有2000多年了。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而又富于开拓精神的皇帝。
其中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过。
他最大的功绩是用1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180多年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沙子南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修筑长城,加上晚年贪图享受,特别是他的继承人,昏庸无能,在位期间滥用民力,继续大修和驰道,人民不堪重负,随即爆发农民起义。
相传两代,仅仅15年就被群众推翻了。
可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它在中国历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无独有偶,与秦朝情况相似的还有中国的。
开国皇帝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成就卓著的皇帝。
他于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3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开始用考试选拔人才,推行均田制,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减轻租赋徭役,免除盐、酒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显著的改善。
但他的儿子继位后,却大肆挥霍奢侈,,建都城、辟驰道、筑长城,驱使数百万人从事劳役。
更为严重的是,在公元611~614年,三次入侵高丽,耗资甚巨;又常年携大批文武官员、妃嫔歌伎等,四出巡游,任情挥霍,征敛苛重,以致民怨四起,终于在公元618年,也就是在帝位的14年,就被群众推翻了。
其教训发人深省,即为君不为群众办事,大逆不道,不顾人民死活,必然走到绝路! 从秦朝到2000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三个: 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包括的开拓疆域。
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专权和称帝。
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则129年。
之后,进入衰败期,直至灭亡。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三朝,共133年。
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清政府镇压了“”运动,但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也遭到失败,最后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个黄金时代,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强盛而又文采斑斓的时代。
唐代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世界首位,经济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
唐代共产生了2000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下了5万多首诗歌。
、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
中唐时期以、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
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师。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对外奉行开放政策。
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这里住有众多的外国使节、商人和留学生。
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取舍,经过汲取和发扬愈显得丰富多彩。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
唐代确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
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
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不仅有亚洲周边国家,而且还有中东、非洲,甚至欧洲国家的代表。
文化交流的盛况前所未有。
据史书记载,日本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于政治目的使节,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唐朝的中国文化。
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资深的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
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达几百人。
从到时代的几次,都在500人左右。
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因而唐代的文化制度也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
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向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20余年,甚至达40余年。
其中影响较大者,如时智通、智达法师,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
荣和普照法师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
荣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法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却做出了重大贡献。
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
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
日法师圆仁先后在中国10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也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的历史文献。
唐朝的繁荣昌盛,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密不可分的。
李世民可谓中国封建社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一代英明的君主。
早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就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见《贞观政要》务农篇)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
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也这样叫喊过,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却是寥寥无几。
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
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
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
他的一句名言是:“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人离不开衣食,“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
唐太宗从隋末统治者践踏农本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怃民以静”的方针。
以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实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
”决心不做殷纣之类的“劳民之君”,而要做“治国之主”。
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唐太宗在事业上的成功,这和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也是分不开的。
他和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魏征(公元580~643年)唐初大臣,政治家,河北馆陶人。
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
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
李密败后降唐,初任太子洗马,马为的心腹,曾献过早除秦王(李世民)的秘策。
,魏征成为阶下囚。
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于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对其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7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重臣。
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HR getPages$ 魏征也不负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劝君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魏征在职期间,先后向李世民陈谏200余事,反复以隋王为鉴戒,提醒唐太宗,强调:“君,舟也;民,水也。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他要求国君(李世民)居安思危,兼听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务必使人民得到安静,休养生息。
他敢于不断对太宗犯颜直谏,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政策措施给以极有益的影响。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慨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得失。
魏征殁,联失一镜矣!” 现在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且时间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早译名为革命组织党),从1928年执政以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
然而,执政70年后失去政权。
苏共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
中国国民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也失去政权。
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是严重脱离群众,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内部腐败堕落等等,似乎是共同的。
还是唐朝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
”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
如何跳出“兴衰的历史周期圈”,这是所有的政治家和革命政党普遍关心的问题。
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就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问题。
他说: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都受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怪圈。
当时,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据薄一波同志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提出类似的问题。
他说,国民党执政3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
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157页)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是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在遇到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2000多年来,许多开国皇帝和末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各国政党成功和失败的经历,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果放松自我约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放弃或放松民主监督,不注意自我改造,生活腐败,不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接纳正确的意见,就会官逼民反,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接受监督,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接受批评,忠言逆耳,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
只愿做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不愿有人监督他,但绝大部分意见李世民还是听进去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实施方略,这就是英明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执政党政府除了做好国内的事情外,对外还必须奉行与时俱进的积极的开放政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吸取和采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为发展我国经济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所用。
如果采取妄自尊大的封闭政策,势必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
在这方面大清王朝有着惨痛的教训。
众所周知,大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创造过“康熙、雍正、乾隆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前,特别是1820年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
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5%,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32.9%。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代,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历史机遇,但清王朝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由于政治腐败,思想僵化,科学停滞,才导致一次次错失重大历史机遇。
英国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告诫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君臣陶醉在歌舞升平中,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贪污腐败,最后导致灭亡,这几乎成为普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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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成公是如何上位的?当时竟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曹宣公立的太子被杀,一个庶子自立为君,是为曹成公。
曹成公非法取得君位,在国内国外都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诸侯们纷纷请求晋国出兵,惩罚曹成公。
晋国因为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所以表示要休养一段时间再兴兵。
到了公元前576年,晋景公在卫国的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组织诸侯会盟,鲁、卫、郑、曹、宋、齐、邾等国都来参加。
在会上,晋厉公就宣布了曹成公的罪名,把他逮捕了。
这件事办得挺利索,没有大动干戈惊扰百姓,又依足了当时的礼法道义,所以得到了诸侯的一致赞许。
晋国隐约又恢复了中原霸主的威望,更有战略意义的一次会盟也发生在这一年。
公元前576年冬天,吴国准备同中原列国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晋国挑头,召集了齐、鲁、宋、卫、郑、邾等国的卿士,一起在钟离(吴、楚两国交界,在今安徽凤阳东)和吴国使者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盟是吴国和中原列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开始,也是晋国“联吴制楚”战略的一大进展。
对此虽然不满,但是也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毕竟有和平条约在那摆着,背弃盟约这样的事情,还是尽量不做为好。
楚国对于晋国的结盟行动表示出了相当的克制,晋国当然也没有理由和楚国翻脸,脆弱的和平局面仍然令人地维持着。
仿佛是不甘心这种寂寞似的,捣乱的马上就出现了。
要说郑国这个诸侯国吧,也算是那种“曾经阔过”的。
春秋初年郑庄公几乎造成了一个“小霸”的局面,诸侯无不佩服。
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到了如今这年月,郑国早已沦落为墙头草了,还以为自己能像郑庄公时候那样,那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郑国现任国君郑成公还就不信那个邪,其实晋、楚都讲和了,你个小小的郑国还不趁机消停消停。
可是郑成公偏要挑起点事来,大国不打了,我来打!以墙头草的思维,自然是要选择弱势的一方动手。
眼看着晋国这些年有回升的迹象,收拾了秦国,楚国连个屁都不放一声,看来这风向又倒向北边了,于是郑国就拿楚国的附庸许国开刀。
公元前577年,郑成公派出公子喜率军进攻许国。
和“曾经阔过的郑国比起来,许国“曾经”也只是个小国。
可是偏偏公子喜不争居然还被许国军队打败了,郑成公觉得太栽面儿了,盛怒之下御驾亲征。
这一次终于把许国败,迫使许国求和,这一下楚国可不干了。
和平是很好,但是前提是谁也不能欺负人。
现在连郑国这样的货色都敢在,楚国岂能容忍?打算兴师北上教训郑国,如果情况顺利的话还可以再往北打点。
楚共王的弟弟公子贞觉得这样做有点悬:“咱们这么做是背叛了与晋国的盟约,这样不太好吧?”楚国的司马子反则说:“你以为盟约真的管用?情况有利咱们就进兵,管什么盟约。
” 这话很对楚共王的胃口,本来晋国的架势已经让楚共王颇有危机感了,现在居然小小的郑国都敢撒野,这还了得?于是公元前576年,楚军出兵伐郑,击败郑军之后又挥师北上,入侵了卫国。
郑国遭到楚国的打击,可是郑成公并没有因此而反思,反而派兵进攻楚国。
楚共王也索性,一定要把郑国拉到自己这边才肯罢休。
为了拉拢郑国,楚国甚至放弃了一味武力打击的办法,而是派人讲和,赠送郑国土地。
有了这样的便宜,郑成公当然要占,所以就索性和楚国结盟了。
这一下楚共王可开心了:看到没有,我们楚国依然有足够的实力别看你们晋国能组织几次诸侯会盟,其实风头还没倒向你们那边呢。
对于郑国的背叛,晋国君臣还是保持了一种容忍的态度。
晋国现在还没有做好战略决战的准备,如果因为郑国背叛这一突发事件和楚国动武,恐怕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国的容忍使得国际和平的大局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楚国已经得到了郑国的归服,当然不会蹬着鼻子上脸去挑衅晋国。
如果只看这两个大国的表现,人们倒是可以对和平有着更高的期待。
不过郑成公似乎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天下安宁,你说你投靠楚国就罢了,投靠完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几年吧。
可是郑成公才不让人省心,仗着自己又靠上了楚国这棵大树,居然掉头攻打宋国去了。
郑国和宋国也算是老对头了,从郑庄公那时候起,这两个诸侯就八字儿不合,总是过不到一块去。
像这种成天对掐的对头组合,春秋时期也很有那么几对,除了晋楚之外,典型的还有齐鲁、吴越。
这些冤家组合往往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对方支持的一般都是自己反对的,和平时期还要闹点小摩擦,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就会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晋、楚打仗那是为了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齐、鲁对掐是因为的大国情结以及扩张地盘的需要,吴、越之争则是因为地区、种族矛盾,当然以后还有争当霸主的矛盾。
可是郑、宋这两个的诸侯居然也会打得不可开交,实在是有些让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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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侯旨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霸国与之联姻?
王赏旨贝廿朋,用作又始宝尊彝。
”即是说燕侯旨到周王城中向周天子述职,这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年终工作总结很相似,是周人对分封诸侯们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成效的检验。
而作为周人嫡亲诸侯国,到宗圣即是传统,更是责任。
燕国作为召公的嫡系封国,当然就是周天子最为亲近的封国,作为燕国国君的燕侯旨到都城中朝见周天子,这在当时的燕国人乃至周天子家族们看来,应该都是重要之事。
燕侯旨既然是初见事于宗周,就是说这是燕侯旨第一次到都城中述职。
周人的传统是一君,每五年要到都城中见一次天子。
天子对于新任的这位国君多半有着浓重的礼仪,会把天下诸侯们一一介绍给燕侯旨。
燕侯旨即便再是如何随性的人物,那也不至于太过于轻视这样的述职之事。
据说第一任燕国国君,是常年致力于国家发展之事的,至于燕侯克有没有到宗周述职过,史书中尚且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
燕侯克掌管中的羌、马、摣、雩、驭、髟六族在燕侯旨时,大概已处基本臣服状态,燕侯才敢离开燕国。
燕侯旨是燕国第二任国君,其到都城朝见的周天子具体是哪一位,已很难考证。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是周武王的牧野之战,其后不久是,据说执政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按照“五年一朝”的说法至少燕国国君就应到朝见天子7次之多。
燕侯克若较为短命,在37年之间可能就已薨逝;若跟召公般长寿,则要跨越周成王到。
而周康王执政有二十多年,也就是说燕侯克就算在周成王刚登基时才刚出生,这时候也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那么即便燕侯克活有上百岁,继任的燕侯旨上任时间,也不可能超过周穆王时代,因为执政时间短,周穆王的执政时间很长。
成康盛世 那么对于燕侯旨到都城中朝见周天子的时间,就可能是在成、康、昭、穆时期。
考虑到成康时代,周人更多的力量是在部署东方,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战争相对小规模,所以周天子更为重视的很有可能正是在东方,而燕国处于东方的北部边缘,所以在这个时期燕侯旨能够非常郑重的到都城中述职,并且周天子还要特意的加以赏赐,燕国人也才会制作铜器以记载,说明燕国必然有着相当重大的功绩,才会促成这样重大的活动。
因此这场朝见和述职活动,在成康时代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周昭王时代周天子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蛮楚之地,即是在说明周人的东方已经稳固,燕、齐、鲁的诸侯体制都已成型,这即可反证成康时代的燕国人,有可能在地区政治和军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已经不为周天子所担忧。
事实上在西周早期,燕国人除了召公等有着相当活跃的身影,历代燕国国君在史书中的存在感都相当之低,就是燕侯克、燕侯旨这样的披荆斩棘之君主,在史书中就连零碎片段也是没有,若非那些发掘出来的青铜古物,或许很多人甚至连燕国的建国时间也很难确定。
后来曾经出土过“燕侯旨”卣,这个酒器中就有“旨作父辛爵世……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等铭文,这即是说燕侯旨把妹妹嫁到了霸国,促成这段婚姻的是谁呢?燕侯旨为什么要与霸国联姻呢? 霸国地处于汾渭流域,在西周早期非常活跃,跟周王室乃至周边的封国们都有着较为频繁的礼尚往来活动,而且霸国所在区域恰好夹杂在周人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的偏北地区,属周人防控北方戎狄部族的重要力量,在周边区域盘踞着、贾国、霍国和很多戎狄部族国,可谓是政治相当复杂的区域,这个区域在西周早期对于周王室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向东可通,向西则是都城,向南则是周人嫡系封国晋国、虢国、等诸侯国的核心腹地,他们驻守着周人两大都城之间的必要通道,但是霸国距离燕国很远,对燕国实际上造不成任何影响,那么燕国人为什么还要与霸国联姻呢?或许是因为一个人。
霸国家 这个人正是召公,因为召公跨武、成、康三代,一直都是周王朝的顶梁柱,尤其是在死后,召公更是在周人的对外政治和军事行动中承担着决定性作用,对于霸国所处的位置,召公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所谓“陕地以西,召公主之”,这个陕地即是虢国所在,霸国恰在其正北之地,对于这样的政治中轴之线,召公推崇的当然是“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是要不断分化瓦解那些没有臣服周人的戎狄部族之国,霸国即在此地,而且不是的,召公就要采取“亲戚与之”的办法,让霸国成为周人的附庸。
这就能解释燕国人为什么距离霸国甚远,为何还要与之联姻的其中缘由。
那么,如此看来燕侯旨所处的时代,召公尚且还在,而且燕人的大多决策更多依靠的还是召公。
虽说燕国地区已经在燕侯克、燕侯旨两代国君努力下进入平稳发展时期,但是周人对天下的控制应该还是存在诸多隐患,因此作为天子柱基的召公要为天子分忧,自然就要让燕国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才把家族的女人嫁到霸国,以达成深远的政治目的。
这即是在说,燕侯旨时代的燕国,应是处于成康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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