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国的对抗：当时极其弱小的南宋为什么没有被金国一举消灭？
但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一个事
【千问解读】
但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一个事实，被认为极其弱小的南宋为什么没有被金国一举消灭，并且还抵抗了蒙古几十年呢?从这点来看，南宋似乎又不是那么孱弱。
抛开蒙古不论，单说南宋和金国，南宋能够不被金国灭亡，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弱小，二是金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金国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女真族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他们以渔猎为生，生于苦寒之地，民风剽悍。
在唐末五代时期，女真臣属于渤海国，渤海国被辽国攻灭后，南部的女真族被辽国收编，称为熟女真，北部没有收编的则是生女真。
在辽国末期，完颜部在女真30多个部落中崛起，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
完颜部首领于1114年誓师伐辽，次年建国。
虽然金国曾跟北宋、西夏订立条约，联合灭辽，但北宋的表现实在差劲，灭辽几乎就是金国的独角剧，而北宋与辽军的两战皆败，也让金国看到了北宋的虚弱，在灭辽后即兴起灭宋的念头。
但北宋真的毫无招架之力吗?也不尽然，在金国1125年灭辽后发动的灭宋战争来看，金军并没有，反而因为宋军死守开封而选择了议和。
至于金军再次南下成功灭北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指挥者的乱搞，而不是单纯军队战力的问题。
派郭京出城作法擒金兵，可给金兵入城提供了不少便利，毕竟直接从城门攻入开封，比从城墙攻入，省事多了。
在攻下汴京后，北宋已亡，但金国却没能一举吞下整个北宋，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不想，事实上金国统治者想得很，而是因为金国不够强，吞不下。
金国自完颜阿骨打起兵，短短十三年内，居然能灭掉东亚的两个传统大帝国，而且仅仅用了十年就吞掉整个辽国。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毕竟辽国不是，而是统一政权，但在灭辽时，金国竟然能够以两万女真军队大败辽国二十万大军。
这从侧面说明了，金国能够速胜，其实力强是一个方面，但辽国腐败堕落的因素更多。
辽国腐朽，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年间，北宋那可是发生了不少农民起义。
在宋辽两国都已经衰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女真人迅速崛起，趁此机会灭掉了这两个大国。
不过，这已经是金国的极限了，骤然兴起的金国还没有时间去消化所占领的土地，如果一味进逼的话，很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导致金国的崩溃。
金国统治者也意识到他们没空去迅速消化中原，所以在灭北宋之后，金国没有直接占领汴京极其附近土地，而是扶持了一个政权，但不肯合作，于是又扶持了一个伪齐政权。
刚刚离开白山黑水的女真人显然不怎么清楚管理制度先进的中原，需要借助宋朝旧臣的力量。
然而金国毕竟剽悍，让他们随随便便就放弃一个看起来很好啃的骨头，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所以当在南方建立南宋以后，金军继续南下，试图摧毁南宋。
这段时期，算是南宋最危急的时期，而南宋军队的表现其实不错，、、、、岳父等人都击败过金军，奈何不争气，喜欢跑路。
赵构经常跑路也跟金军的特点有关系，金军善于奔袭，而赵构不想固守。
1129年金兵奔袭扬州，赵构狼狈渡江，到了杭州。
然后金兵渡江南侵，赵构一路向南，先到越州(今绍兴)，随后明州(今宁波)，又到定海(今舟山)，漂泊海上，最后逃到温州，人送外号“海上天子"。
从距离上看，金军打得很远，已经到浙江、江西了，但长江以北还有大片土地还是属于南宋，或许，这次奔袭只是()的一场赌博，如果能抓住赵构最好，抓不住也没什么损失，就当给赵构一个教训。
从结果来看，金军这次的教训效果很好，赵构终身难忘。
金军能够将赵构逼到海上，已经是极限了，再撑下去，也只是被南宋军队围殴退场的结果，所以金军选择北撤，这是金国实力没有碾压南宋的一个体现。
金国实力不够强还有一大原因，那就是内部不稳，金国初期实行的是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而不是君主专制制度，再加上完颜阿骨打的子侄辈都在灭辽灭宋的战争中立有战功，彼此各不相服，对权力都有一定的诉求。
完颜阿骨打死后，各方利益交织，最终推出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完颜吴乞买即位。
完颜吴乞买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大的战功，他上位就是因为要平衡各方势力。
完颜吴乞买死后，金熙宗完颜亶继位。
完颜亶几乎跟权力无缘，他在位时期，先是完颜宗弼等人专权，完颜宗弼死后完颜亶自己的皇后专权，好不容易完颜亶杀了自己的皇后，他本人却又被堂弟完颜亮杀掉。
完颜亮继位后，大肆屠杀宗室和大臣，搞得金国内部人心惶惶，完颜亮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转移内部矛盾，就大举南侵。
然而由于久战不利，完颜亮迁怒将士，导致军队哗变，完颜亮被杀，而在这之前，留守后方的完颜雍发动政变，继位为帝，是为金世宗。
直到金世宗时期，金国才真正稳定下来，走上正轨，而此时离完颜阿骨打建国，已经是三代人了。
在内部动乱的情况下，金国自然不会有一个连续而周密的灭宋计划，也无法团结全部力量去攻击南宋。
等到完颜雍继位，南宋已经在宋高宗和宋孝宗两代君主的经营下，逐渐稳定，虽然金军击退了宋孝宗发动的北伐，但金军想要消灭南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金世宗和随后的金章宗时期，金朝的政治文化达到最高峰，但金军的战斗力却持续下降，而且金国内部女真人与汉人纷争难解，到金章宗后期，河北、山东一带民变不断，金国的实力已经不比南宋强多少。
总的来说，金国没能灭掉南宋，原因大概有有北宋根基坚固、金国实力不足、金国内部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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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昌与秦桧：历史罪责的尺度与人性深渊的探微
张邦昌的傀儡生涯是极端胁迫下的妥协，秦桧的卖国行径则是主动迎合金人的系统性背叛。
二者罪责，需从权力结构、行为动机与历史后果三重维度剖析。
一、权力胁迫下的傀儡：张邦昌的生存困境 1. 傀儡的短暂统治 张邦昌（1081-1127）在之难后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统治黄河以南33天。
其登基过程充满胁迫色彩：金人以屠城相逼，要求北宋群臣推举非人选。
张邦昌虽多次拒绝，最终在“九族保一城”的绝境中妥协。
登基后，他严守臣礼，拒绝使用皇帝仪制，甚至在金人退兵后立即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并主动拥立为帝。
2. 道德困境中的挣扎 《》虽将其列入《奸臣传》，但细节揭示其矛盾性：登基时“东面拱立”而非面南背北，罢去朝廷礼仪制度，自称“予”而非“朕”。
他竭力维护百益，请求金人停止烧杀抢掠，甚至冒死保护陵庙。
这些行为表明，张邦昌的“僭越”实为生存策略，其内心始终认同宋室正统。
3. 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张邦昌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曹操的枭雄手腕，又缺的忠贞气节。
金人撤退后，他迅速成为赵构的。
赵构需要树立道德靶子以巩固政权，文人需要道德批判以宣泄愤怒，百姓需要宣泄对象以缓解痛苦。
张邦昌因此被赐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二、主动投敌的权相：秦桧的卖国逻辑 1. 从主战派到投降派的蜕变 秦桧（1090-1155）的早期经历与张邦昌截然不同。
他曾在北宋末年反对割地求和，主张抗金。
然而，被金人掳去后，秦桧迅速转变立场，成为金国的“参谋军事”，协助，甚至亲自劝降不愿投降的城池。
这一转变表明，秦桧的卖国行为并非胁迫所致，而是主动选择。
2. 南归后的系统性背叛 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南归后，立即成为宋高宗与金人议和的代理人。
他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分裂方案，并怂恿宋高宗迫令等将领班师，最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
秦桧的卖国行径具有系统性：他不仅破坏国家利益，更通过独揽相权18年，彻底扭曲了南宋的政治生态。
3. 权力与私欲的交织 秦桧的卖国行为背后，是权力与私欲的双重驱动。
他通过与金人勾结，获取高官厚禄，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职位上。
其妻是宰相王圭的孙女、的干女儿，这种家族背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
秦桧的，已超越个人道德败坏，成为南家利益的严重损害者。
三、历史评判的尺度：罪责的层次与本质 1. 张邦昌的“罪”与“非罪” 张邦昌的“僭越”行为虽违反礼法，但其动机是保护百姓、维护宋室正统。
他从未主动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在关键时刻选择退位。
历史对他的评判应更多考虑其生存困境与道德挣扎，而非简单贴上“汉奸”标签。
2. 秦桧的“恶”与“罪” 秦桧的卖国行径则是主动、系统的背叛。
他不仅破坏国家利益，更通过政治手段巩固自身权力，成为南宋衰落的直接推手。
其“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的行为，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致命打击。
秦桧的罪责已超越个人道德范畴，成为历史罪人。
3. 历史评判的复杂性 历史评判需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
张邦昌的妥协是极端胁迫下的无奈之举，秦桧的背叛则是主动迎合的恶行。
二者虽同列《奸臣传》，但罪责本质截然不同。
张邦昌的“坏”更多是权力结构下的悲剧，秦桧的“坏”则是人性深渊的彻底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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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昌与秦桧：历史罪责的尺度与人性深渊的探微
张邦昌的傀儡生涯是极端胁迫下的妥协，秦桧的卖国行径则是主动迎合金人的系统性背叛。
二者罪责，需从权力结构、行为动机与历史后果三重维度剖析。
一、权力胁迫下的傀儡：张邦昌的生存困境 1. 傀儡的短暂统治 张邦昌（1081-1127）在之难后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统治黄河以南33天。
其登基过程充满胁迫色彩：金人以屠城相逼，要求北宋群臣推举非人选。
张邦昌虽多次拒绝，最终在“九族保一城”的绝境中妥协。
登基后，他严守臣礼，拒绝使用皇帝仪制，甚至在金人退兵后立即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并主动拥立为帝。
2. 道德困境中的挣扎 《》虽将其列入《奸臣传》，但细节揭示其矛盾性：登基时“东面拱立”而非面南背北，罢去朝廷礼仪制度，自称“予”而非“朕”。
他竭力维护百益，请求金人停止烧杀抢掠，甚至冒死保护陵庙。
这些行为表明，张邦昌的“僭越”实为生存策略，其内心始终认同宋室正统。
3. 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张邦昌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曹操的枭雄手腕，又缺的忠贞气节。
金人撤退后，他迅速成为赵构的。
赵构需要树立道德靶子以巩固政权，文人需要道德批判以宣泄愤怒，百姓需要宣泄对象以缓解痛苦。
张邦昌因此被赐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二、主动投敌的权相：秦桧的卖国逻辑 1. 从主战派到投降派的蜕变 秦桧（1090-1155）的早期经历与张邦昌截然不同。
他曾在北宋末年反对割地求和，主张抗金。
然而，被金人掳去后，秦桧迅速转变立场，成为金国的“参谋军事”，协助，甚至亲自劝降不愿投降的城池。
这一转变表明，秦桧的卖国行为并非胁迫所致，而是主动选择。
2. 南归后的系统性背叛 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南归后，立即成为宋高宗与金人议和的代理人。
他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分裂方案，并怂恿宋高宗迫令等将领班师，最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
秦桧的卖国行径具有系统性：他不仅破坏国家利益，更通过独揽相权18年，彻底扭曲了南宋的政治生态。
3. 权力与私欲的交织 秦桧的卖国行为背后，是权力与私欲的双重驱动。
他通过与金人勾结，获取高官厚禄，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职位上。
其妻是宰相王圭的孙女、的干女儿，这种家族背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
秦桧的，已超越个人道德败坏，成为南家利益的严重损害者。
三、历史评判的尺度：罪责的层次与本质 1. 张邦昌的“罪”与“非罪” 张邦昌的“僭越”行为虽违反礼法，但其动机是保护百姓、维护宋室正统。
他从未主动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在关键时刻选择退位。
历史对他的评判应更多考虑其生存困境与道德挣扎，而非简单贴上“汉奸”标签。
2. 秦桧的“恶”与“罪” 秦桧的卖国行径则是主动、系统的背叛。
他不仅破坏国家利益，更通过政治手段巩固自身权力，成为南宋衰落的直接推手。
其“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的行为，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致命打击。
秦桧的罪责已超越个人道德范畴，成为历史罪人。
3. 历史评判的复杂性 历史评判需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
张邦昌的妥协是极端胁迫下的无奈之举，秦桧的背叛则是主动迎合的恶行。
二者虽同列《奸臣传》，但罪责本质截然不同。
张邦昌的“坏”更多是权力结构下的悲剧，秦桧的“坏”则是人性深渊的彻底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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