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代十国的大乱到建隆之治，宋太祖赵匡胤是如何做到的？

享国289年的产出了590亿斤粮食，享国319年的则产了1280亿斤粮食，足足是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

然而，老宋想提醒大家，宋朝的国土面积在最辉煌的时候，也不及唐朝的一半。

能够印证北宋繁荣的资料太多，例如——《清明上河图》。

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一打开，扑面而来的就是浓浓的生活气息，集市上，人群摩肩接踵，河道中舳舻蔽日，游龙穿梭，处处都是烟火味，却无尘土扑面之感。

那么，从的天下大战，到大宋的清平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弄清楚一个朝代的财富来源，就必须找到财富的根基，货币说到底只是财富的代表，而并非其本质。

自打变法以来，中原大地基本以“”为主要施政方向，土地也因此成了最值钱、最保值的商品。

然而，即便你再有钱，也抢不过那些个官家豪强。

如果最大的官僚就是最大的地主，并且还是最大的商人，那这个国家就离亡国不远了。

因此，包括、在内的亡国之君，都在不遗余力的禁止土地兼并，可是几乎所有抑制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因为土地所有权而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而且自北魏以来，赵匡胤也是第一个没有颁布“”的开国之君。

结果呢，北宋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经济巅峰! 降低行业准入资格，为民间经济注入活力 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不抑制土地兼并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老宋想问大家。

为什么丈母娘都要求结婚要有房呢?一是有了房才有安身立命之所，二是因为在当下，房子是最值钱、最保值的商品，有了房子就等同于有了一定的财富。

那么，要是房不值钱了呢?还会有人四处举债贷款买房吗? 同样的，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那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意味着官家豪强在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是抑制抢夺财富。

如果土地不值钱了，也就没有必要抑制了。

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创新!商品创新、科技创新、行业创新，只要你能创新，你就能发财!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地主耕种的不是自耕农，而是那些流离失所的农奴。

这些人被称为“部曲”，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户籍，随地主姓氏，靠着地主赏口饭吃。

而且，地主将他们视为牲畜，并为他们的婚姻做主。

这是什么?这是奴隶! 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在北宋初年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上的劳动力，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终生卖身地主的封建奴役，而是跟现在普罗大众一样的“自由劳动力”。

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主户”就是拥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

“主户”、“客户”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要是有了别的发财的路子就可以“起移”，不需要主户的“凭由”，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

没了土地，这些人干什么呢?其实在北宋，哪里都有发财的路子，因为北宋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

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大宋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所谓的“抑商”，对于小商小贩，朝廷几乎免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民间活力井喷，这才是北宋经济昌盛的根本原因啊! 削弱封建官僚权力，杜绝与民争利 老宋认为，要看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并不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大企业、大公司，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厮杀、成长、胜出，直至成为世界五百强，或者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

老宋也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国家极力倡导“支持中小企业”、“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原因。

为黎民百姓开放所有的行业准入门槛，并且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让每一个普通百能从中寻找到机会，抓住财富的脉搏，在无数次的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能脱颖而出，引领时代的潮流。

那么，为了营造这种环境，赵匡胤都做了何种努力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封建官僚在社会肌体中扮演的角色。

作为连接天子跟百姓的桥梁，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小民，却又反噬于小民，是一个压力的单向传导机制。

他们可以把社会上所有的压力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能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这最终导致所有财富向上流动，但是成本却向下挤压。

面对这个问题，赵匡胤是怎么解决的呢? 按理说，赵匡胤以武建国，自己又身为最骁勇的大将，北宋不至于在军事上总被四周少数民族按在地上摩擦。

然而，以武治国不是赵匡胤的政治目标，他想要的是一个人人摒弃暴力的朝代。

也正因如此，赵匡胤将权力分散，终北宋一朝，也没有出现权倾朝野或富可敌国的大臣，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并且非常贫穷。

再加上赵匡胤为了降低武将身份，防止武将反叛，又弄出来一个“兵不识将，将不识”的军事体制。

至此，北宋的文官虽然备受推崇，但同样也没有什么实权，只能在朝廷领一份干饷。

北宋年间，唯一有事可做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掌管全国行政以及全国军事，三司掌管全国财政开支。

不过，“二府”“三司”的长官也是临时指派的，其余衙门还有三省二十四司，这些位置的官员也都是临时指派。

赵匡胤设立此种体制的目的就是，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既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权! 在赵匡胤设计的国家架构中，封建官僚是绝对不允许与百姓争利的，他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奇怪的罪名，叫“经商罪”——大宋的所有官员不得经商，也不能让别人替自己倒买倒卖。

赵匡胤限制了为官者的权利，就等于是为社会最底层的普罗大众，争取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北宋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自由经济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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