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元太祖成吉思汗当年为什么要攻打西夏？
投降过来的乃蛮边兵或边民向成吉思汗报告：当汪罕在乃蛮边界被杀时，他的儿子桑昆乘机逃入西夏。
根据“敌种之后不可留”的既定
【千问解读】
投降过来的乃蛮边兵或边民向成吉思汗报告：当汪罕在乃蛮边界被杀时，他的儿子桑昆乘机逃入西夏。
根据“敌种之后不可留”的既定方针，成吉思汗一面派兵追击屈出律和脱黑脱阿父子，一面又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击桑昆。
这支蒙古骑兵从金山出发，进入了西夏的西部边境，成吉思汗要进攻西夏的消息传入西夏，但随着西夏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民不习兵，军力减弱。
夏桓宗只好命令士兵和民众修固城池，严加防守。
网络配图 1205年春，成吉思汗在消灭乃蛮部后，以追击桑昆为由，率军进入西夏的西部边境，开始围攻边界城堡——力吉里城(今中卫县)。
本来成吉思汗打算采取围城歼援战术。
先歼灭西夏援军，以瓦解城内军心，凭威慑之力，让城池。
但是，西夏却不增派援军。
成吉思汗只好留一半军队继续围攻，另一半军队去围攻另一个城池——落思城。
可蒙古军却没像预期的那样顺利，经过六十余天的苦战，蒙古军在骑射掩护下，才攻破了这两座小城。
因据说桑昆已逃入西域，蒙古军没有再深入西夏内地。
对这两座小城进行了一番洗劫，掠走了一批人口、骆驼、马匹和其他牲畜后便率师返回了漠北营地，这次以追击桑昆为借口的战争，是蒙古军第一次进攻西夏，属于一次以追击逃敌为借口的抄掠性战争，只对西夏略作试探性进攻。
因为在此之前，蒙古草原还很少骆驼，所以这次见了骆驼竟如获至宝似的抢走了不少，后人还地将这件事书之史册，这说明骆驼在蒙古草原还是很受欢迎的有用之物。
这次战争，成吉思汗掠夺了大量财物，但也深深地感到攻城作战之难。
但是仅仅蒙古人的一次抄掠性战争，对西夏却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它导致了西夏的一次宫廷政变，加深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当时，西夏建国已近二百年，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
西夏作为一个小国，长期处于辽与北宋，金与等大国之间，时而对宋称臣纳贡，时而与辽联姻结盟，巧妙地使用降服和对抗的方针，有时联辽抗宋，有时联金抗宋，但有时又对周围的强国同时表示臣服。
公元1115年，金灭辽、宋，至南迁以后，西夏对金、南宋采取和好政策，以致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顶峰。
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避重就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反而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敢与南宋、金抗衡，使之不敢小觑的重要力量。
网络配图 对于初兴的蒙古政权，西夏统治者一时未能统一认识，一派主张联金抗蒙，另一派主张降蒙攻金。
成吉思汗首攻西夏时，夏桓宗佑在位，他还没有来得及部署反击，蒙古骑兵已经大掠而还了。
夏桓宗下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并把首都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
本来夏桓宗，犹未为晚，决心中兴再造，也算有一定气魄。
但另一派却乘国难当头、人心混乱之际发动了政变：1206年正月，手握重兵的镇夷郡王李安全与罗合谋，废掉了他的堂兄夏桓宗，自立为帝，改元应天，这就是历史上的夏襄宗。
在对外政策上，夏襄宗主张联金抗蒙，冯太后主动向金章宗上书要求册封。
金章宗封李安全为夏国王，承认了李安全的合法地位。
夏、金合流，共同对付蒙古，这对成吉思汗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蒙古与金本有世代冤仇，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只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羽毛未丰，不仅没有向金朝进攻，反而采取了联合金朝对付塔塔儿等部的策略。
但成吉思汗一天也没有忘记向金人。
早在汪罕灭亡以前，金章宗派耶律阿海出使克烈部，在汪罕的金帐，耶律阿海偶然遇见了。
耶律阿海本是后裔，内心对金朝不满，早就希望有朝一日能报亡国之恨。
他发现铁木真气度不凡，又听说了许多铁木真的传奇事迹，于是暗中与铁木真结交，告诉铁木真：“金国不治戎备，俗口侈肆，亡可立待。
”从此铁木真已注意积蓄力量，待机伐金。
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称尊，“始议伐金”，“然未敢轻动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李安全夺权改元，企图联金抗蒙的消息传到了蒙古，成吉思汗君臣对此自然不能听之任之。
成吉思汗在发动进攻西夏之前，对西夏的国情颇为了解。
西夏的金银器皿、美女、缎匹、骆驼、骏马等丰富的物产和美丽富饶的城市，广阔肥沃的疆土，使他和他的部属们垂涎欲滴，。
同时，西夏是历史上必经之地，是当时克烈部、乃蛮部、畏兀儿商人进行贸易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战略地理位置非常看重。
从当时的天下大势看，金国、蒙古、西夏三足鼎立，西夏东邻金国，北界蒙古，夏、金合力，对蒙古来说大为不利。
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的危险，要对付金朝，必须首先征服西夏，拆散夏、金联盟，断金朝右臂。
成吉思汗深知，对于蒙古来说，进攻金国的路上必须经过西夏。
成吉思汗要同金国决一雌雄，首先要征服唐兀惕(西夏)。
两年前，西夏曾经前来朝贡，目前两国关系友好。
但成吉思汗决不因此而满足，不管理由如何，先用武力荡平进而消灭之。
因为他很清楚，同金国作战之前，必须解除一切后顾之忧才行。
蒙古如果不把唐兀惕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就不能侵入金国。
要是绕过西夏，直接向金国发动进攻，就会遇到和兴安岭险峻的山峰，蒙古大军从那儿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其右侧必然会受到西夏的威胁，有两面夹击的危险。
如先征讨西夏，金因政权内部不稳定，并惧怕蒙古，不敢轻易出兵援助西夏，势必引起西夏与金之间的不和。
网络配图 如能顺利征服西夏，可切断金的右翼力量。
所以，征讨西夏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且，西夏地处金国西方，位于黄河上游，只要平定西夏，蒙古就可以由西夏南部进入长城内侧居高临下，直插金国的中央所在地——河南一带。
同时进攻西夏又是蒙古军将来进攻金国的练兵场和前进基地。
于是成吉思汗采取了先攻西夏、扫清外围的战略。
先弱后强、各个击破，拣弱的打，期望能收到一举数得的功效。
这是成吉思汗的一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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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冷的时期，解析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
明末清初《阅世》、《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到1644年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清代康熙中叶左右。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七千多年。
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
从竺可帧写的中国气象史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时期确实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而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
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末年、、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未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
当时气温剧降，造成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几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和战乱，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明末最后一次人口只锐减一半是得益于美洲传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救的命。
殷商末年和周初的人口变动缺乏史料记载。
东汉末，人口是六千万，几十年饥荒和大战乱后到西晋一统时汉族人口仅剩七百七十万。
随后又是、，中国南北汉族人口仅存四百万。
当时人口锐减是相当惊人的。
唐末汉族人口也是六千万，至北宋初期只剩两千万。
明末汉族人口一亿二千万，至清初社会安定时剩五千多万，此赖美洲传入的土豆、红薯和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以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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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元老刘晔为什么会成为曲意逢迎的老滑头
事实上，在号称“谋臣如云”的曹魏集团中，他也的确没有起到多大的实质性作用，而在、、、、等人的光环之下，他确实也显得有点儿不那么。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刘晔的才智就真的在这些人之下，事实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刘晔始终都是曹魏集团中重要的谋臣，他曾经长期跟随在身边，出过不少奇谋妙计，其后又辅佐、，是的“”。
刘晔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显示了他的独特的才华。
当时，同时被征召的有“(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
”而就在曹操向他们问起“扬州先贤、贼之形势”时，其他四个人都是“争对，待次而言”，只有刘晔始终不发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问时，才“设远言以动太祖”，而且话又并不多说，“太祖适知便止。
若是者三。
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猥坐说也。
”可见，在这五个人当中，刘晔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
面对曹操这样的人，还要你去地去细说什么吗?只要点到也就是了，因为曹操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强得多。
刘晔初露锋芒，就以他卓越的才华得到了曹操的认可，其结果是“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十至耳。
”如此看来，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赖，大概可以从此风云际会、大显身手了。
然而事实却根本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以后的日子里，刘晔一次又一次为曹氏集团献出奇谋妙计，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采纳——而恰恰就是这些计谋，事后竟然无一不验，一切都在刘晔的预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汉中之后，刘晔就向曹操提出：“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
，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
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
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
若小缓之，明於治而为相，、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要，则不可犯矣。
今不取，必为后忧。
”以当时的形势看，这实在是一个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许三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可是其结果却是“太祖不从”。
事实证明，刘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就在七天之后，有蜀国的降者说：刘备初入蜀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
”可以想像，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曹操率大军杀过去，将会是怎样的后果。
而后来，刘备羽翼丰满之后，确实成了曹魏集团的心腹大患，他们不但最终失了汉中，还丢了大将的性命。
刘晔不仅能够对天下形势、敌我情形做准确的判断，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敌人心理，并且提出正确的意见。
蜀国有一个有着“容止才观”的人物孟达，曾经率众来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
人们也都对其十分常识，可是刘晔却坚持认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
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
”后来果然不幸为其所言中，孟达趁之时发动了叛乱，如果不是智勇兼备，采取奇袭将其剿灭，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而在关羽被杀之后，(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大家一致以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
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
”只有刘晔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
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
”后来刘备果然亲自带兵击吴。
就在吴国对抗蜀国的时候，突然打发使臣向魏称臣，于是“朝臣皆贺”，也只有刘晔提出不同的意见：“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
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
因难求臣，必难信也。
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
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可是“帝不听，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
”结果一如刘晔所料，“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完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刘晔的一生中，献过的奇谋妙计绝对不仅仅是这些，仅在《·刘晔传》中的记载就尚有多条。
而且，刘晔不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十三岁时就曾经按母亲的遗命，斩杀了父亲宠信的侍者;二十多岁时又借曹操的威名击杀了地方豪强郑宝，并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个《三国志·刘晔传》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一点儿缺点，他竟是以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之中的。
在各种历史著作中，刘晔也得到了人们一致的高度评价。
许劭就认为：“晔有佐世之才。
”傅玄则认为：“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
”而陈寿则评价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
”是将刘晔和程昱郭嘉等人并称的，至少认为不在众人之下。
甚至连主席也说“此传可一阅”，认为刘晔“”的计谋是值得学习的。
可悲的是，以刘晔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完人”，做为曹魏集团智囊中重要的一员，先后服侍了曹操祖孙三代，终其一生，献计无数，可是他的计谋却真正被采纳的却少之又少。
在《三国志》本传的记载中，也只有在曹操讨伐山贼陈策时才听了他一次，而在“至则克策，果如所料”的情况下曹操还大笑着说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语言上对他最高的褒奖了。
除此之外，在针对吴蜀两国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重大决策上，刘晔的正确建议竟没有一次得到执行，甚至也没有一次得到重视。
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刘晔——是汉室的后人。
而且他这个出身和刘备不大一样，刘备的“皇叔”身份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常常被人怀疑，可是刘晔“汉室宗亲”的身份却是实实在在的，史载“刘晔，字子扬，淮南成惪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
”这个身份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应该是真实无误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曹氏祖孙三代都对刘晔礼遇有嘉，在骨子里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信任过他。
可以想像，如果刘晔不姓刘，而是，或者侯，哪怕是姓之外的什么赵钱孙李也都不要紧，只有这个姓氏，只有这个“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总会叫他们有些顾虑。
事实上，以刘晔的聪明程度，当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残暴的曹氏祖孙面前，他为人低调、经常夹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国志·刘晔传》载“(刘)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
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
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
’”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累，但刘晔却一直做得十分出色。
尽管他的计谋很少被采纳，却自始至终都是曹魏的重要谋臣，并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晋爵东亭侯，食邑三百户”，可以说是成功者的典范了。
晚年的刘晔更加谨小慎微，虽然尚没有达到“多磕头，少说话”的地步，却也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两面派。
就在曹睿和群臣讨论要讨伐西蜀的时候，“朝臣内外皆曰不可”，可是刘晔却“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言，因曰“不可伐”。
”分明成了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可惜，这棵墙头草并没做多久就露了馅儿。
因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议最坚”的中领军杨暨，也是明帝的亲臣，同时他又十分看重刘晔，“每从内出，辄过晔”，刘晔就和他讲开了不该征伐的意见。
结果有一次，杨暨又说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说了一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搬出了刘晔做为自己的挡箭牌：“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
”结果召来刘晔对质，他却以“终不言”的态度玩起了沉默。
事后，在单独见面时，他又对明帝及杨暨分别提出了看似义正严辞的批评。
对明帝说的是：“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脒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
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
”而对杨暨说的则是：“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
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结果是“帝谢之”，“暨亦谢之”——他在两面都捞了好。
而且，他这种两面讨好两面都不得罪的伎俩还不是偶然一用，史载“(刘)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正可见这种事儿他是常干的。
可是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偶一为之还没有什么，时间一长，就有人对他的做派提出了质疑，并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报告，认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
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
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
”曹睿照样子一试，刘晔果然中计，结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于是从此疏远了他。
最后，刘晔只能落得个“遂发狂……以忧死”的下场，只留下满腹的遗憾。
对此，《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评论是“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
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是将刘晔看作了一个“巧诈”之人。
其实，傅玄的观点还是略嫌“正统”了些，今天看来还是多少有些偏颇。
试想，以刘晔的“明智权计”，他何尝不愿意“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实上又如何能够做到呢?多少年来，他周旋在曹家祖孙三代周围，非但没有获罪，而且还在“出身有问题”的背景下将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为曹很集团中的“红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许正是他多年来奉行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做人原则，所以才使这一性格在他晚年时候达到了极致，并且使他终于没能善始善终，真真叫人为之。
只不过因为一个“出身问题”，以刘晔那样的绝顶聪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贤”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运，更何况非其人，非其时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