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一政治大案：长孙无忌除掉了多少皇亲国戚
岑文本、刘洎、马周虽然已经去世，但的儿子房遗爱、柴绍的儿子柴令武等李泰的支持者还在。
长孙无忌最想害死的是李泰(此时已死
【千问解读】
岑文本、刘洎、马周虽然已经去世，但的儿子房遗爱、柴绍的儿子柴令武等李泰的支持者还在。
长孙无忌最想害死的是李泰(此时已死)。
但高宗素来友爱，不仅死活不肯答应，反而对这个落魄的哥哥极为照应。
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二月，他下诏为濮王李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
但李泰心情抑郁，于永徽三年(652)十一月病死了。
李泰一死，的长孙无忌立即就对房遗爱等人下手了。
房遗爱等人虽是李泰的支持者，但是高宗即位后，他们并无不轨的意图。
因此，长孙无忌很久都没有抓到把柄。
但就在李泰去世的当月，一件突发的小事引起了长孙无忌的注意。
房遗爱的官职是散骑常侍，此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太宗的十七驸马。
房玄龄是重臣，因此太宗将自己的十七女嫁给了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为妻。
这位高阳公主是李唐宗室女眷中出了名的泼辣放荡货。
她是公主，懦弱的房遗爱对她只能是惟命是从。
房玄龄去世后，高阳公主挑唆丈夫与其兄房遗直分家。
因为对分家(分财)结果不满，不久后她又向太宗诬告房遗直。
房遗直如实向太宗禀明。
太宗听了非常生气，严厉地斥责了高阳公主，从此对她不再宠爱。
高阳由此“怏怏不悦” 不久后，唐宫内的一件宝贝——金宝神枕被盗。
御史经过调查，发现此事与唐玄奘的高徒辩机有关，并在辩机的住所找到了金宝神枕。
这位辩机不仅才华超众，而且容貌俊秀英飒，气宇不凡。
高阳公主初见他便淫心荡漾，不久便与辩机私通。
她送给辩机的钱财数以亿计，甚至不惜偷盗金宝神枕给辩机用。
为了堵住丈夫的嘴，她甚至买了两个美女伺候房遗爱。
房遗爱乐得享用美女，对妻子和辩机的勾当。
太宗听了御史的报告后，，“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
高阳公主对父亲越发怨望，甚至连太宗死的时候，她都“无戚容”。
高宗即位后，高阳公主再度挑唆丈夫与大哥房遗直“相讼”。
高宗也很恼火，各打五十大板，将房遗爱贬为房州刺史，房遗直贬为隰州刺史。
丈夫被贬，高阳索性更加放纵，竟与智勖等数名和尚私通，而且居然还暗中指使掖庭令陈玄运窥探皇宫内祈求鬼神祸福之事。
妻子如此，丈夫也好不到哪里去。
房遗爱对高宗将自己贬官之事耿耿于怀。
太宗的十五驸马、丹阳公主之夫、大将薛万彻在永徽之初也因为犯事而被高宗出名，贬官宁州刺史。
他与房遗爱是好友，在入朝时，私下里对房遗爱诉说其对高宗的不满，并骄横地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
”两人商定：“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
”荆王李元景是太宗的六弟、高宗的六叔。
此人也是个野心家，早年曾对人说过，梦见自己手把日月。
李元景的女儿是房遗爱三弟房遗则的妻子，因此与房遗爱相识，常有往来。
此外还有太宗的七驸马、巴陵公主之夫、柴绍之子柴令武，借口巴陵公主生病，留在京师，暗中与房遗爱、薛万彻、李元昌等策划发动叛乱。
高宗对此毫不知情。
没想到，高阳公主的恣意妄为却让房遗爱等人的阴谋意外败露。
高阳公主深恨房遗直，指使小人诬告房遗直非礼自己。
高宗派人调查。
房遗直为了自保，便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图谋作乱的事情告诉了高宗，并说：“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
”高宗就派长孙无忌调查。
长孙无忌查证属实。
按理说，只要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昌、高阳公主等人就可以了。
但长孙无忌觉得，这是剪除一切异己势力的大好机会。
因此，他罗织罪名，将所有没有参与此事的李泰余党以及所有在政见上与自己对立的人都牵连了进来。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曾是高宗太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
长孙无忌想除掉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此时便骗房遗爱说，只要他说李恪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便可以保他不死。
愚蠢的房遗爱，就诬说李恪也参与了阴谋。
侍中宇文节本是长孙无忌的人，但是他和房遗爱关系很好。
房遗爱下狱后，他多方走动，四处打点，意图营救房遗爱，因此而得罪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就说他和房遗爱“交通”。
此外还有江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太宗的八驸马)，仅仅是和长孙无忌政见不同。
但长孙无忌借口他们与房遗爱“交通”，将他们统统牵连了进来。
在长孙无忌的有意夸大之下，高宗最终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惩处。
永徽四年(653)二月，他颁下诏书，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皆判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四人被赐自尽。
高宗友爱，不想处死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曾问大臣：“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但长孙无忌的党羽兵部尚书崔敦礼却坚决反对。
最终，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自尽。
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三家被流放岭南。
李恪的同母兄弟、高宗的六哥李愔被废为庶人。
房遗直本无罪，却还是被贬为春州铜陵尉。
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则被流放交州。
甚至就连已死的房玄龄的配飨都给停了。
长孙无忌这一网下去，废掉了一个宰相(宇文节)，两个公主(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根除家族、家族、家族三大豪门，除去了房遗爱、执失思力、薛万彻、柴令武四位驸马和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四个藩王。
从此，朝廷之上，再无异己。
若照此情形发展下去，长孙无忌迟早会成为那样的权臣。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却及时地阻击了他的野心，并最终让他命丧黄泉。
这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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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尚存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天下第一武侯祠
旧时武侯祠多如繁星，不胜枚举。
现在，全国尚存有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
9座武侯祠为勉县武侯祠、古隆中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祁山堡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五丈原武侯祠、南阳武侯祠、宝山武侯祠、兰溪武侯祠。
而勉县武侯祠是下诏修建的，比成都武侯祠早建约50年，堪称“中华第一武侯祠”。
公元263年，即死后第29年，才下诏立祠。
当时因“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故选祠址于定军山下的武侯坪，祠靠近墓所。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唯一由皇帝下诏并拨给银两修建的“官祠”，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武侯祠。
勉县武侯祠自魏晋以来，历代名人留下墨迹甚多。
、、、王士祯等，都曾来此赋诗题字。
目前保留下来的碑石有60多通，匾30多方，联20余幅。
祠内遍悬匠、联，匾额有：“高山流水”、’“醇儒气象”、“代仰清高”、“大汉一人”、“大器无方”，“天下奇才”、“其犹龙乎”、“”、“伯仲伊吕”等。
大殿内，有诸葛亮泥塑坐像一尊，羽扇纶巾，目光凝重，栩栩如生，侧塑关兴、张苞站像。
坐像前额殿中，悬有清皇帝于嘉庆八年(1803年)亲笔御书“忠贯云霄”匾额。
勉县武侯祠历经1700多年，融古建、园林、文学、艺术、书画、雕刻、彩绘于一体，是一座代表陕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的千年古祠。
大殿两侧、山墙及正面檐下，碑石林立，上刻历代文人墨客及军政名流诗词歌赋。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票价60元有点贵，喜欢文化的朋友还是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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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刑讯逼供”的帝王是哪位？
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
在中国，刑讯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见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
”郑玄注曰：“掠，谓捶治人。
”“肆掠”，就是指现在刑讯。
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专任刑罚……昼断狱……”。
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
《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
根据这一原则，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
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但《秦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
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
汉初，对预谋行刺的贯高“榜笞数千，刺身，身无可击者”。
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不服，以掠笞定之。
”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极尽残忍。
虽然废除“肉刑”，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
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明帝时，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
”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发生在“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的情况下。
试想在当权者认为“需要穷究”的情况下，在对待“非亲非故”的普通百，那刑讯之苛酷，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
事实上，东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
王吉，“性残忍……夏月腐烂(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则以绳连其骨，见者骇然。
”周纺，“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
”就是此人，后来“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
”在东汉，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
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
”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
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种程度，法无明定，而由法吏率意为之。
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
魏晋之际，魏据《汉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狱”、“断狱”三章。
晋文帝时，“令定法律，辨囚律为告劾、击讯、断狱。
”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
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
曹魏时，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嘱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
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 在南朝，刑讯也逐渐规范化。
宋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即后世的“压杠子”。
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
以至于流传着：“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谣，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
齐时，多沿用宋时的律法。
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
”《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
”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
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
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
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
”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
”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
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
世宗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
“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
”文宣帝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皆致诬服。
”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 隋初统治者(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
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
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
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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