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盛行“斗茶”文化，范仲淹的一首斗茶诗名动一时
在《议茶
【千问解读】
在《议茶法》中这样说过：“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
不可一日以无。
” 宋代饮茶之风如此盛行，宋代又是一个文人们最放松的朝代，因而，在这些文人们的生活当中，又因饮茶而产生了一种“斗茶”的风尚。
所谓“斗茶”，就是人们聚在一起评审茶叶质量和比试茶艺高低的一种茶事活动。
这种活动是在“煎茶”饮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比较浓厚的审美情趣，它一经产生便成为士大夫们阶层中一种比较文雅的社交活动。
宋徽宗画作《文会图》 据文献记载，斗茶最初流行于建州(今福建建阳)，此后才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并从民间流入宫廷之中。
据北宋名臣蔡襄的《茶录·点茶》记载：“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 斗茶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三嗅”，即在斗茶前先对茶品进行嗅香、尝味、鉴色，观看其色香味形。
这一活动大多在清晨进行，因为宋人认为那时人的嗅觉、味觉最灵敏。
如在《梦中谢和老惠茶》中云：“晨兴已觉三嗅多。
” 斗茶使用的茶品，自然是各自挑选的优质品种，而斗茶时所选用的水，也很有讲究，宋人江邻几所撰写的《江邻几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斗茶故事： 和蔡君谟(蔡襄)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
这就说明选择优质的水在斗茶中叶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宋代盛行的斗茶活动中，也涌现出许多名家高手，宋徽宗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宋徽宗除了不适合当，他诸事皆能，他不仅诗、书、画皆优秀，就是茶艺也有很高的水平。
宋徽宗还专门作了一本《茶论》，因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年)，故该书又被称之为《大观茶论》。
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即使在当代，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仍可以说是有关茶的知识入门之作。
据《延福宫曲宴记》载：“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
少倾，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
顾诸臣曰：‘此自布茶。
’饮毕，皆顿首谢。
”由此可见，宋徽宗的点茶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宋代文人对当时社会盛行的斗茶风尚有许多的诗文描述，其中，范仲淹的一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长诗堪称是传颂千古的名作，该诗和唐代的名作《七碗茶歌》可谓是茶类诗作中的双壁。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范仲淹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 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章岷，北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徙镇江(今属江苏)。
天圣五年(1027年)，初任两浙转运使，后知苏州，官终光禄卿。
从事：官名，州郡长官的僚属。
在范仲淹此诗中，茶不仅可清心醒酒，亦可为屈原招魂;不食周粟而死的、叔齐不采薇之食也要吃茶。
在这场高雅的斗茶赛中，我们看到水美、茶美、器美、艺美、境美，直至味美，入眼处，斗茶场面无处不美。
即使卢仝在世，他能不高歌吗?茶圣陆羽看到大概也要把这种活动记载到《茶经》里。
读了范仲淹此诗，我们也能体会到宋人在斗茶、饮茶后，产生的那种飘然成仙，乘风欲归去的感觉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探寻“重农抑商”之根：封建王朝的经济抉择
这一政策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有着深刻的根本原因，其背后蕴含着封建王朝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考量。
一、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以农业为核心，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主要用于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求。
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经济的核心，农业是赋税和地租的主要来源。
重农直接保障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维护土地所有制即巩固了封建统治根基。
例如，在变法时期，秦国就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采取奖励耕织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
这一政策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后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能为国家的战争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
二、政治考量：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从政治层面来看，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封建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和充足的兵源，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而农业恰好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能够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
农民们通过耕种土地，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等赋税，这些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农民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兵源，他们在农闲时期可以被征召入伍，为国家的战争提供人力支持。
此外，商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财富的集中，这可能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商人的流动性大，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且，商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果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可能会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构成挑战。
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减少人口流动，确保税收与兵源，同时抑制商人阶层崛起对统治权威的潜在威胁。
三、社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与伦理秩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方面。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们长期定居在土地上，从事耕种活动。
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而商业活动往往会导致人口的流动和职业的转变，这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
例如，如果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可能会导致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强调“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
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停滞的生活伦理。
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
在这种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往往被视为“末业”从业者，社会地位较低。
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强化了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四、地理环境：封闭大陆的客观制约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
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生产成为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不同，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难以与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封建统治者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更倾向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影响，也与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制约。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它妨碍了萌芽的滋长和封建制度的解体，阻碍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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