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时候研究孙子兵法经历了什么历史时期

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

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

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

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

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

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另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

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

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

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

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序次”。

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

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

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

《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

”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

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

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

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魏晋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解说》等。

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

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

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

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

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杜牧“其学能道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

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在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

(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 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

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

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

到了后期(北宋末至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

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

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

《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

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风。

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

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

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

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

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

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合心学、兵学于一体，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

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

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

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

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天《孙子兵法校释》等。

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

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

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

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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