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制下的京官和武官都有着什么分别？都分别是做什么的
从宰相以下在京师做官者，均称之为“京官”。
其中常能朝见的称为“常参官”，此外称为“未常参官”。
宋代的京官含义
【千问解读】
从宰相以下在京师做官者，均称之为“京官”。
其中常能朝见的称为“常参官”，此外称为“未常参官”。
宋代的京官含义又有不同，仅指不常参的低级文官，实际类似唐代的“未常参官”。
这类京官的寄禄官，宋初有秘书省的著作佐郎、丞以下到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等。
改革官制，自下而上有承务郎、承奉郎、承事郎、宣义郎、宣德郎(徽宗政和间改称宣教郎)等五阶，其官品为从八品、正八品和正七品。
宋代初年，由吏部主管京官注授差遣事宜。
太宗时设差遣院，与升朝官一起，由差遣院委派差遣。
神宗改制后，废除京官之称，规定在法律上和一般公文中都称“承务郎”以上，不过时俗仍沿旧习称京官。
唐代的常参官在宋代称为“升朝官”。
这是对可以朝见皇帝和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的总称。
北宋前期，文臣自太子中允，武臣自内殿崇班以上均为升朝官。
神宗改革官制后，文臣自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武臣自修武郎到太尉，为升朝官。
又改侍从官以上官员每天赴垂拱殿朝见，称为“常参(日参)官”;朝廷各司的朝官，每五天一次赴紫辰殿朝见，称为“六参(每月六次)官”;另一种是每逢朔(初一)、望(十五)赴紫辰殿朝见，称为“朔参官”。
武官 宋代，武官依其官阶分为横班、诸司使、使臣三等。
宋初，武官处以“三班”者，称“祇应官”，有左、右供奉班。
时因资品少，又陆续创设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原殿前承旨)、左右班殿直、左右侍禁、东西头供奉官，称“小使臣”;内殿崇班、内殿承制以及阁门祇候，称“大使臣”。
大、小使臣都由三班院统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其他武官都改称“大夫”或“郎”，唯有使臣依旧不改。
宋高宗时重定武阶，其中小使臣八阶，大使臣两阶。
宋初，承后唐旧制，在三班之上设诸司使、副使，当时尚有正官担任实职，但后来逐渐变成阶官。
自皇城使至供备库使，共四十使，是诸司正使;其副职是诸司副使。
《·职官志九》云：“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洛苑使以下二十名谓之西班。
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
”东班和西班是因朝参时班位的排列方向而得名。
诸司使、副使，到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改用新名，《宋史·职官志九》云：“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
”东西班官员都是正七品。
比诸司使更高的武阶是横班，或称为横行，也有正、副使之分。
正使是内客省使、客省使、引进使、四方馆使、东上阁门使、西上阁门使;副使是客省副使，引进副使、东上阁门副使、西上阁门副使等，共十阶。
朝参时位在东班前，列成横行。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亦改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共十二阶。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又增置宣正大夫、宣正郎、履正大夫、履正郎、协忠大夫、协忠郎、翊卫大夫、翊卫郎、亲卫大夫、亲卫郎等十阶，通称为横班。
正使为正五品到正六品官，副使为从七品官。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孝宗欲清阁门之选，置阁门舍人十员，以待之入官者，掌纠察殿廷礼仪失制，并兼侍立，若皇帝驾幸，作为随从，称为“阁职”，有如文官之馆职。
此职先由召试，然后任命。
淳熙年间，又置看班祇候，由忠训郎以下、秉义郎以上充任;阁门祇候，须由胸怀韬略，善弓马，并在边境任过职者充任。
时，特别重视此类官员的选任，《宋史·职官志六》说：“庆元初，申严阁门长官选择其属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预召试，盖以为右列清选云”。
凡带阁门之职者，均称为“阁职”。
武职充任最亲信的近侍为带御器械，这是因为五代时皇帝多在军中，故有此习惯。
宋代沿袭，非极亲近之人，不令其在左右持带武器作侍卫。
《宋史·职官志六》说：“宋初，选三班以上武干亲信者佩櫜、御剑，或以内臣为之，止名“御带”。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改为“带御器械。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定其人数不得超过6人。
《职官志六》又载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枢密院奏言：“带御器械官当带插。
”宋高宗说：“此官本以卫不虞，今乃佩数笴骹箭，不知何用。
方承平时，至饰以珠玉，车驾每出，为观美而已。
他日恢复，此等事当尽去之。
”虽然绍兴二十九年曾再次诏增带御器械4员，实际上仅作为装饰而已。
外官 又有几种中央派出的外任官、与前代有所不同，必须说明： 宋代以节度使和观察使合称“两使”。
自唐末以来，节度使之权虽重而除授极滥。
宋代派文臣知军州事、代替节度使之职，于是节度使之权虽尽去，而官位反而提高，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方授以此官。
但名为某某道或某某军节度使，实际并不履任。
例如元丰中，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其中镇江军节度使为虚衔，判大名府才是实际职务。
凡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者谓之使相，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府州者，亦谓之使相。
节度观察留后本是唐代藩镇以其亲信留充后务之称，作为次于节度使一级的官名，后改为承宣使。
此外，观察、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刺史都作为虚衔，虽带某州之名，但并不履某州之任，名为“遥郡”。
宋代的节度使、观察使，但两使之下的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等幕职却依然如故，就连防御、团练、军事州都仍有幕职，作为入官的初阶，这是一种奇特的制度。
判官也有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签判。
签判之下的幕职官，其实都是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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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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