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局限性？对世界又有着什么影响
英国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
【千问解读】
英国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它从独立后开始锻造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一派兴旺景象。
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在独立前明显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现在却仍旧在“发展”的泥淖中苦苦挣扎，似乎怎么也跳不出“欠发达”的阴影。
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拉丁美洲是继英国北美殖民地之后挣脱殖民锁链的第二个地区，从它在独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资源条件看，它的发展潜力无论如何也要比北美洲好。
那么，拉丁美洲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它为什么至今仍然是“第三世界”?看来，只是独立这一因素并没有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中却蕴含着后来发展的障碍。
尽管在20世纪有一些学者把不发达归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归咎于“中心”对“边缘”的剥夺;但拉丁美洲内在的因素却构成对现代化发展的强大阻力，使拉美的发展十分艰难。
本文试图对拉丁美洲的独立过程进行分析，以探讨拉丁美洲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出现的重大失误。
(一) 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充满了暴力，从发现新大陆起，欧洲人就对拉丁美洲进行武力征服，在大约一个世纪时间里，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灭，有些地区，比如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几十万印第安人一个也没有剩下，不得不从非洲运来黑奴填补他们的空缺。
征服留下一个复杂的社会，由于征服主要靠军队进行，男性移民在征服者中占主要部分，这样就造成一个复杂的人种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征服者自己，即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人”。
低一等的是殖民地出生的土生白人，他们不可以担任高级官员，然而却控制着殖民地的地方社会，是地方上的豪强劣绅。
再往下是欧印混血人，这在西班牙美洲数量庞大，在许多地方占人口多数，但他们既不被西班牙文化传统所认可，又不是印第安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是一种文化上的“弃儿”，在殖民时期备受欺辱，心态十分复杂。
与之相似的是黑白混血人，其地位比欧印混血人更低。
再往下还有纯粹的有色人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
这样一个人种复杂的社会必然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人种的区别和文化的区别纠缠在一起，而且与社会阶层之划分交叉重迭。
于是，人种、文化、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政治权利等等所有差异都搅成一团，在拉美的殖民地社会布下了一道道裂痕。
除这种社会的分割之外，又增加地域的分割，使拉美社会更加分裂。
美洲南部地形复杂，有重重的地理障碍，中美洲中央就有两道山脊，把狭长的地峡分成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两部分。
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山势险峻，把居民点包围在一个个海拔2000-4000米高的山谷盆地中。
亚马逊河流域宽广近500万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原始热带雨林。
沙漠形成第三大障碍，使本来就复杂的地形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地形复杂，交通就十分不便，南美洲主要河流大多无法通航，陆路交通又十分有限，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秘鲁仍有30个省城无公路与外界连通，运输工具从骡车、马背直至肩担手挑一应俱全。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分割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位英国地理学家在1960年写的书中还这样说：拉美的居民实际上分裂成“一连串的群落，如大海隔开的岛屿，被其实是无人居住的森林与荒漠分割开。
”事实上，拉美多数人口居住在环大陆一圈的城市集镇中，其中大多数集镇人口不多于400人。
内地则是一些极分散的居民点，庄园是其活动中心。
大庄园可以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英亩的大牧场，牧场上的工人寥寥无几。
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地方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后果，而且这种地方主义极其狭隘。
虽说拉丁美洲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但共性是想像中的，事实上并不存在。
弥散于拉丁美洲的是地方文化、地方特性、地方生活方式和地方认同感，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是——它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正如一位波多黎各总督所说：拉丁美洲“要么是独裁，要么是混乱。
” 在殖民时期，这种分散状态被殖民的专制统治掩盖了。
西班牙本是专制国家，在它统治的广大拉美地区，完全实行集权统治。
西班牙把西属拉丁美洲分成几个总督管区，由西班牙国王委派总督，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管理。
在这里，重要的官员都是从母国派来的，也都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
只有“半岛人”才有最充分的权力，哪怕是的白种人，也被排斥在全局性的政治活动之外。
因此，专制的传统由母国传给殖民地，西班牙国王依靠由“半岛人”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及直接由本国派来的庞大军队维持着殖民地表面的平静，使之看起来像一个统一的实体。
在这个实体中，尽管社会布满裂痕，族群与地域的分割愈演愈烈，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这一点在整个殖民地都得到承认。
但殖民地独立运动却否定了这个权威，使各地都不再服从西班牙的统治。
拉丁美洲内在的矛盾立刻就暴露无遗：作为一个高度涣散的社会，它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威，但高度集中的权威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根本就无法形成。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未能提供必要的权威，致使拉美社会陷于瓦解的状态。
(二) 我们不妨把拉丁美洲的独立和美国的独立做一番比较。
北美独立运动开始时，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掌管国家政权，权力分散在各个层面上，就是殖民地电和母国一样，有民意代表机关，因此有自治传统。
独立运动开始后，英国的权威被否定了，代表机关立刻就递补上来;“人民主权”这种思想本来就隐含在英国的制度中，而它的执行机构又是现成的，即各殖民地议会。
于是，很快就召开了各殖民地都参加的大陆会议，而大陆会议也立刻成为所有殖民地都承认的最高权威，因此在中没有出现权威失落的现象，相反由于一切权力转归由民选产生的代表会议，独立运动同时也就成为一场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最终使“人民主权”这个思想第一次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
在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召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俨然是各殖民地的最高同盟政府;最后，大陆会议制定宪法，宣布了新国家的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权”得以确立，正如美国联邦宪法开宗明义所说：“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争取自由幸福，因而给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套宪法。
”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却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
由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难发动起来，于是只好靠军队来“解放”人民。
具体的过程是：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领导另一支军队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最终铲除西班牙残余势力。
人民的被动状态使“人民主权”不可能出现，于是军队这种最显而易见的暴力权威取代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
关于这一点，“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就有所预料，还在1815年，独立战争刚刚开始时，他就从国外对他的祖国说：“我们的同胞不具备我们北美兄弟所著称的那种能力与政治品德，完全的民众制度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只会把我们推向倒台。
”他因此主张在南美建立总统终身制(也就是独裁)，以避免“解放”后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现实比波利瓦尔估计的要糟得多。
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军队成为权力的中心。
军队打仗，解放国土，组建地府，指派自己的军官担任各地长官，征收军税，征募士兵，从军事到民政的一切事务都由军队做决定，军队就是政府，军令就是法令，独立的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置于军人掌管之下，军官的意志统治国家。
然而遗憾的是，军内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社会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建立超出于狭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权威。
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互斗，军人们没有政治理想，他们很快就以争夺权力为能事，毫无政治原则。
美国学者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不是一个有中央指导机构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没有大陆会议，没有单一的公认领袖如，它没有可以向运动提供经费或召募军队的代理机关，大陆的每一个部分都各自为战，没有中央指导，没有受承认的中央领导层。
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一个超前的运动，人民并没有做好独立的心理准备，只是由于入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国王才触发了拉美人的反感：他们不愿接受拿破仑的统治，拉丁美洲才宣布打算“独立”。
但西班牙的权威一旦解除，权力的真空状态就立即出现。
西班牙国王本来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唯一公认的权威，一旦这个权威丧失，一切权威也就全都没有了。
于是军队递补进来，“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电立刻就变成动荡的根源。
权威的丧失在军队中表现为将领之间互相不买帐，即使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控制不了内讧四起的局面。
对此，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是意识到了，“秘鲁”圣马丁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忠告是：“一位幸运的军人……执政，对重新建立的国家是可怕的。
”“解放者”玻利瓦尔在为他的国家奋战了20年之后失望地说：拉丁美洲是“难以统治的”，“一千次动乱就必定会引起一千次篡权”，他预言：“将有许多暴君从我的坟墓上崛起……把内战打得血流成河。
” 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老一代领导人还在掌权，将军们就开始了夺权行动。
圣马丁不在秘鲁，秘鲁立刻发生军事政变;他虽然平定J，这次叛乱，但这已足以使他心碎。
他回到智利，智利又发生推翻奥希金斯将军的政变。
他回到家乡阿根廷，阿根廷正忙于打内战。
于是他踏上了去欧洲的流亡之路，在悲愤与贫苦中了其余生。
玻利瓦尔完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却面对着他自己将领们的众叛亲离：派斯在委内瑞拉自立山头，桑坦德在哥伦比亚发动政变，并策划了刺杀玻利瓦尔的行动。
玻利瓦尔被迫实行独裁统治却又在良心的驱使下自动放弃权力，随后走上了自我流亡的路途。
不久后，这位独立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在47岁的英年之时就客死他乡。
他最能干也是最有理想的将领苏克雷元帅在治理玻利维亚时被政变推翻，不久后又死于非命，被背信弃义的部下暗杀了。
既然独立战争的最高统帅都阻止不了阴谋与政变;那么拉丁美洲的前途就必然很暗淡了。
随着早期这批理想主义的领导人退出舞台，拉丁美洲的政坛就留给了独立战争中那批二流的将领：他们各占一方，专横拔扈，靠军队实行强暴的统治，彼此间又互不服气，互相讨伐。
这样，拉丁美洲就彻底肢解了，权威丧失造成了社会的根本瓦解，而这本来是符合拉丁美洲的分裂状态的，将军们靠武力上台，然后又被有武力的其他人赶下台。
一个武夫就独霸一块地盘，对来自其他方向的任何命令不予理睬。
这些人就是拉丁美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考迪罗”，按《剑桥拉丁美洲史》作者的说法：“考迪罗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们发动他们的追随者向法定的权威挑战，或者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权力。
”@考迪罗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军人统治的模式也因此在拉丁美洲固定下来。
假如当初拉美殖民地也能像北美那样形成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威，那么拉丁美洲也会和北美一样顺利地向现代化强国方向发展;但人民的权威在拉丁美洲是不可想像的，于是就造成了独立后一切法定权威全部丧失的局面。
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
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哪里，谁是西班牙国王合法的继承人——谁来继承他的权威、他的影响、他的威望、还有他近乎神圣的性质?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拉丁美洲人把象征着合法政治权力的东西全都丢掉了，这个真空直至今日都还没有填上。
”拉丁美洲的悲剧说明：权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失的;对于新摆脱殖民统治(或新推翻专制统治)的国家来说，人民的权威应该立刻就递补上! (三) 独立战争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制约着拉丁美洲的发展。
首先看看这些数字： 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近15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不下550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
”如果这个统计准确，那就意味着在当时20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隔五六年就要发生一次。
一一在其中有些国家，军事政变的频率远比平均数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
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发生过179次政变，平均每两年更换三次政府，最频繁时是两天出现三个总统。
独立后150年中，拉美国家制定过大约180部宪法，其中多数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
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创最高纪录，它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
厄瓜多尔在115年中也颁布过16部宪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宪法。
宪法在拉美国家生活中其实不起约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夺权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书”，“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
” 到20世纪，政治动荡的幅度仍不亚于19世纪，有学者统计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拉美出现过350次以上的“非宪法夺权行动”，其中海地发生过58次政变，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
进入60年代，整个拉美政变成风，到70年代中叶，不计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军人政府，无一例外。
因此有人说，在拉丁美洲，“如果军队不亲自管理，那么也要由它决定谁来管理。
”一位美国学者则这样说：“军人政治——由军人控制或接管文官政权——是拉丁美洲的通病”。
~ 由于权威丧失，拉丁美洲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就把军队推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导致拉丁美洲在后来的发展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独立近200年还在“第三世界”范围内踯躅徘徊。
军队的作用太大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大失误。
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
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走过的老路”。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理所当然地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理所当然地应给予这些历史事件以更高的评价。
把和当作两次革命高潮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而给予完全肯定，“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
应当指出，黎澍提出的许多新观念、新观点，在学术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
正是这种争鸣，对于学术界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拓展研究领域，促进思想和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作为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的开拓型学者，黎澍以他平等、民主的学术作风，推动了这种学术争鸣。
黎澍从来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但也不以“权威”自居。
他反对历史学家“故步自封，以抱残守阙为能事”，极力提倡历史学家“要有允许人们提出新认识的器量”，因为“在历史领域里，认识永远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新观点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他要求历史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老实的、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
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
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
黎澍正是本着科学家的这种纯真和良知，严肃而坦然地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热诚欢迎对他的学术见解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商榷争辩，并进行勇敢而诚恳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思主义历史家极为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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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军历时36年无数次的强攻下，钓鱼城制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神话
然而，却有一座钓鱼城，在蒙古大军历时36年无数次的强攻下，岿然屹立，历久弥坚，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神话。
1242年，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潮水般的冲击下，屡屡败北，城池接连陷落，半壁江山已经支离破碎。
在此危难之秋，余玠受命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负责四川地区的事宜。
余玠礼贤下士，隐士高人冉琎、冉璞兄弟慕名而至，献防守之策：“蜀中关隘，地势优越的莫过于钓鱼山，将合州城迁移至此，如用人得当，积贮粮食守住钓鱼山，那就远胜过十万军队，巴蜀便不难防守了。
”余玠大喜，秘密将这个计划向朝廷报告，并请求不要拘泥等级授予他们兄弟官职。
朝廷昭封冉琎为承事郎，冉璞为承务郎。
迁城之事，全部委任他们督办，最终建成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共十余座城池，其中最重要者即位钓鱼城。
这些城池依山势构筑营垒，星罗棋布，作为各州郡治所，州郡都制定了屯兵聚粮坚守城池的方案。
在这种布防下，调度兵力如以臂控制使唤手指一样自如，各城兵力的气势联通。
余玠又指令嘉定(知府)在成都辟地屯垦，蜀中因此殷实富足。
此后直到1279年，三十六年间，对于蒙古大军来说，钓鱼城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是他们战无不胜神话的终结者，更是他们的噩梦之城，伤心之地!三十六年间，在蒙古铁骑无数次的疯狂进攻面前，钓鱼城“婴城固守，百战弥坚”。
1259年，蒙古大汗亲率10万大军进入川峡四路，欲效西晋灭吴之法，先取长江上游，然后水师顺江东下，配合陆路平定江南。
然而，大汗蒙哥统帅的蒙古大军横扫四川，周围郡县相继陷落或投降，只有孤独的钓鱼城，中尽显，始终无法攻陷。
六月，蒙军总帅汪德臣被城中火炮击毙;七月，蒙哥大汗本人被城中火炮击伤，回营伤重不治而死。
一座扼守在嘉陵江上、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成为彪悍的蒙古大军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
蒙哥驾崩之后，为争夺皇位，各路蒙军纷纷回到草原，这使得南宋的历史又延续了20年，也使得蒙古西征的高潮至此终结。
在蒙古铁蹄蹂躏下呻吟的中亚各族，闻之额手称庆，留下一句名言：“上帝的鞭子折断了!” 钓鱼山位于嘉陵江转弯形成的河套中，此处又是嘉陵江与渠江、涪江三江汇合之处，钓鱼城因山势以筑城，周回十余里，总面积有380多万平方米。
钓鱼城除了依险峻山势建筑的城墙，在城北和城南还各有一个水军码头。
码头当然在城墙外面，然而奇妙的是，在两处码头处，各有一道城墙从山上一直延伸到江中——几乎到达江心。
这两道被称为“一字墙”的城墙，不仅保护了南北水军码头，而且封断了整个嘉陵江河套地区。
换句话说，它们使得嘉陵江成为钓鱼城北、西、南三面的天然护城河。
而且宋军可以依托一字城作战，直接控制嘉陵江水上通道。
在三十六年的攻防战中，宋军除了地理因素外得益于两方面的优势： 一是水军。
一字城和水军码头表明，钓鱼城当时拥有一支轻型内河舰队。
至少可以在这三十六年中间的很多时间里保持着嘉陵江水上通道的畅通，使钓鱼城得到战争物资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协助守城。
而在宽阔的嘉陵江上，蒙古铁骑显然没有优势。
水军是比较强大的，无论是与金国军队还是蒙古军队进行水战，都有一定的优势。
蒙古军队只是在南宋叛将的建议和参与下，才开始发展水军。
而钓鱼城水军舰队机动、灵活、快速，战斗力较强，与城防部队相互配合，使得蒙古军队无法在嘉陵江水面上做文章。
二是火炮。
在1259年的攻城高潮中，蒙军总帅汪德臣被城中火炮击毙，蒙哥大汗本人被城中炮火击伤而死，表明蒙古军队当时在火炮方面也没有优势。
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在与阿拉伯和欧洲军队作战中，就开始使用火球、火炮、火药箭、震天雷等火药武器，当时阿拉伯和欧洲还不知道火药武器为何物，这之后火药和火药武器开始传入阿拉伯，后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因此，蒙古军队依靠火药武器占尽了攻防优势。
而宋朝最早应用于军事，火药武器的性能应当是领先的。
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强大的火炮优势，是钓鱼城军民屡屡打败的蒙古军队的重要因素。
水军和一字城，使得钓鱼城在北、西、南三面都相当安全，基本上只要面对东面从陆地上来的攻城压力。
而钓鱼城中居高临下的火炮，又使得蒙古军队从东面的仰攻极为困难。
蒙古大汗就是为了更好地视察前线军情，在登上钓鱼城新东门外一座叫做“脑顶坪”的小山丘时，被城中火炮击中的。
钓鱼城最终的弃守，是一次体面的和平。
1279年，蒙哥继任者元世祖忽必烈几乎已经攻占中国全境，但钓鱼城仍在宋军民手中。
这时南宋已无力回天，谁都看得出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为避免城中居民百姓受到伤害，守将王立在忽必烈答应不杀城中一人的条件下，放下武器，自愿终止抵抗。
钓鱼台归元后，元军也没有执行二十年前蒙哥临死前留下的要对钓鱼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的遗嘱。
值得特书的是，钓鱼城守将皆，弃城后，守城的36名南宋将军，没有一个人乞求怜悯，而是全部选择拔剑自刎。
就在钓鱼城和平终战后一个月，背负着南宋最后一个，在崖山蹈海而死，大宋王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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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对外战争中，淮军和湘军的战斗力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
可到了对外作战中，两者之间的差距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清末对外作战中，取得了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是率领以刘锦堂部两万老湘军为主力收复新疆，为祖国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湘军王德榜率领的老湘军二十一营在镇南关配合冯子材取得的大捷，打败了法国侵略者。
可这两次对外作战，皆不见淮军的影子，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1875年淮军刘铭传部带着几万人在陕西大吃大喝，就是不肯入甘肃和新疆作战，以及1884年淮军部在面对法国兵时惊慌失措，仓皇而逃。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内战中的“劲旅”，可为何到了对外作战时，差距会如此之大呢?下面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下。
一来是在将才的选用上 在这方面，湘军(至少是高级将领)在道德和能力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湘军初创时，就曾提出四条：“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
终不可恃。
” 道义和忠义，始终都是湘军选拔将领时永不放弃的两个要求，他们的将领主要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自己。
湘军的主要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儒生，比如罗泽南、王鑫等是理学家，是个学者，则是进士出身。
这些人有种理想主义，有为理想的决心，这样的将领才能适应战争的特殊需求。
我们再来看淮军将领，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淮军将领中读书人不多，主要将领中，也就只有潘鼎新是个举人，另外如程学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以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都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的。
吴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
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没有什么道德和理想，重利不重德。
所以在国内战场上尚能依靠火力掩饰一下，可一旦面对强悍的外敌时，没有忠义血性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1884年时，张树声、潘鼎新怕死不肯作战被革去督、抚职务;中日甲午战争中，叶志超千里大溃逃等等。
这些人毫无道德和忠义血性可言。
二来是在士兵的选用上 湘军选兵必须是亲自招募，绝不假手他人，而且选择标准极为严格，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一概不收。
曾国藩曾一再强调“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练一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
在这样的严格选拔、训练、管理之下，湘军的士兵素质普遍都比较高。
而且他们来自一个地方，互相比较了解，也比较团结。
而淮军基本上就是个大杂烩了。
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士兵的来源参差不齐，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流氓集团，有的是来自团练，而战斗力好的程学启部就是由的降军所组成的。
李鸿章受西方的影响比较深，武器装备基本都是以洋枪为主，打内战时，这点要比湘军好不少，可一旦要和敌人肉搏时，淮军战斗力意志薄弱的缺点就显露无疑了。
三来是在战斗意志的形成上 湘军重视的是道德和个人操守，追求的是儒家保家卫国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
而淮军多是廉耻之心而唯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却还仍旧委以重任，其直接后果就是吏风日下，士兵素质、斗志和士气都远不如同时期的湘军。
写《太平天国亲历记》的英国人林利对淮军直接就是，可在西线见到湘军时却高叫“他们的勇敢是清军中前所未见的”。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对外作战中，这种精神力量要远比几件西洋火器好使得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湘军精神，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淮军也颇有些悍将，这些人当年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都是一把好手，可他们面对的是乌合之众，一旦遇到同样也拥有西洋火器的正规军时，他们就一败涂地了。
在甲午战争中，唯一敢跟日军肉搏的就是湘军，牛庄战役惨烈战败，也是湘军最后一缕夕阳。
所以说，一支军队，就算你武器装备再牛气、再先进，可没有敢于亮剑精神的话，始终不能作为国家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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