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不能买卖私盐，背后到底什么真相？
尽管后来军饷代替了食盐，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
【千问解读】
尽管后来军饷代替了食盐，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来，经过法语和英语的演变，最终以“salary”的形式出现，用来泛指“薪水”、“薪金”。
如今，物质生活非常优越，盐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然而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盐业发展史，可以说盐是立国之本，富强之基。
盐之所以如此重要，先从盐的特性说起。
维持人体健康必须盐的补充。
盐的咸味来自于丰富的钠。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钠能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协助新陈代谢，还可以维护人体渗透压和酸碱平衡。
古代对盐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不吃盐浑身乏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行军打仗更是空谈。
此外，在古代，食物不易长时间保存。
古人发明了盐腌的方法，将蔬菜和肉类制作成咸菜和咸肉，这样一来，食物的保质期大大增加。
百姓可以留着自用，有备无患。
商人通过异地贩卖牟利，类似于现在的冷链保鲜运输。
在古代农业社会，个人通过耕种满足自己的温饱需要，唯独盐需要外来供应。
而盐的产地，除了沿海地区比较分散外，中国内陆产盐地相对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贡、陕西花马池等。
嗅觉灵敏的商人首先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将原本孤立的个体，联结成一个贸易网络。
最先重视发展盐业的国家是。
周武王灭商建周，因功受封在营丘(今山东淄博市淄博区)，建立了齐国。
姜子牙在齐国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业，尤其是大力发展盐业和渔业贸易。
繁荣的贸易往来，以及宽松的经营环境，给齐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货殖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 古代晒制海盐 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凭借古济水的水运优势，建立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
对外出口食盐，换取齐国急需的粮食和物产。
临淄因此逐步发展为东方第一大都会。
春秋中期时，临淄人口有20万人，战国中期超过35万人，到了则达到了50万人。
《·齐策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
人口的空前增长，是临淄对外贸易繁荣的一个标志，也是盐业红利的综合体现。
有识之士很快认识到盐业对国家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提出了“官山海”制度，即朝廷对盐业实行垄断经营，有贩卖私盐的不法之徒将处以死刑。
古代，人们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购买食品，粮食在商品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盐与粮食密不可分，控制了盐业，就控制了整个农业贸易。
另外，盐还具有“隐形征税”的作用。
个人的食盐消费量很少，对食盐的价格并不敏感，人们购买咸肉时，只注重咸肉本身，往往忽略了国家对咸肉中盐征收的税收。
控制了盐的产地、数量、价格以及流通，就能对消费者征税。
盐税成为古代财政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甚至可以称为“第二人头税”。
齐国大力发展盐业，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达到天下人向齐国交税的目的。
有了盐业做后盾，齐国迅速成为之一。
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秦国实行变法，也实行盐业专卖，富国强兵，最终实现统一大业。
西汉初年，政府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了盐业市场，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盐业市场。
盐商很快富甲一方。
汉武帝在位时，连年财政赤字，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汉武帝认识到了盐业对赋税的重要性。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大司马主持实行“笼盐铁”制度，将盐业经营权重新收归国有。
在产盐地，设置“司盐校尉”作为政府的代表，监督盐民进行盐业生产，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和销售。
可以说，产盐地是当之无愧的“国有企业”。
在汉昭帝和新朝时期，盐业专卖都有所松动。
不同的是汉昭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之议”，主动放开了部分盐禁，受到了史学家的好评和肯定。
而王莽新朝时期，大商巨富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公开或半公开“盗煮”，盐业市场受到了私盐的冲击，公元前22年，朝廷被迫废止盐禁。
魏晋时期，各方势力觊觎盐业的巨额利润，对盐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
对于盐田实行“国营”或“军营”政策，孙吴政权对盐田实行“军营”，由军队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
初期，本着“官民共利”的思想，开放盐田、盐井。
个人遵循盐业生产制度，取得盐业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
没有合法手续的私盐，将受到朝廷打击。
隋朝末年，朝廷对盐业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泛滥，朝廷经常抓捕贩卖私盐的不法分子，导致民变四起，许多民变首领就是贩卖私盐出身的。
有一首名为《盐商妇》的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
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描写了盐商的夫人富有安逸，衣食无忧的生活。
中期，实行“榷盐法”。
盐民组织食盐生产，朝廷统一收购，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盐商将盐运输到指定的经销点出售，朝廷控制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削弱了盐商的盈利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唐朝中后期，盐业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两宋时期是中国盐业发展的辉煌时期。
朝廷设置了转运司，它是联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中介，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
转运使专管盐务，严格控制盐业流通，划分销盐区域，实行销界政策，某一种盐只能在指定地域销售，不得越界。
北宋时期，产自青海的青盐销售价是44文，其实际采购成本只有5文。
熙宁年间1石米的售价是400文，1石米的重量是100斤，换算下来1斤盐的价值约等于11-12斤大米，折算现在的购买力，1斤盐的价格达到了近30元。
盐通过北廷系统的运作，运销体系不断完善，朝廷府库日趋充盈，财政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盐税。
明清时期，朝廷延续了两宋的做法，实行“纲商引岸”制度。
盐商运销食盐，需要缴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购盐，再贩往指定的地区销售。
在，盐民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古代的设备开采盐井。
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厚厚的岩层，喷涌出黑色卤水，盐工们或许没有想到，这口盐井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是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堪称古代工程学奇迹。
盐业专卖，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保证民生的稳定，可以说，盐是国家级的重要战略物资，受到了历朝历代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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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东北亚的古时候劲旅
从公元前37年建国到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在七百余年的岁月里，凭借其独特的军事战略、经济基础和文化影响力，成为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书写了一段的历史篇章。
军事力量：令中原王朝头疼的劲敌 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堪称强大，其军队组织严密、战术灵活。
从兵力规模来看，在鼎盛时期，高句丽拥有军队约60万人，这一数字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堪称庞大。
其军队由步兵、和水军组成，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极强。
人马俱装，配备高高的铁护领保护脖子和脸颊，通过冲锋和的方式作战，战斗力不容小觑；重步兵身着兜鍪和甲，手持长枪和方盾，是战场上的重要力量；轻骑兵和轻步兵则灵活机动，负责骚扰和消耗敌人的体力。
在战术运用上，高句丽也有着独到之处。
他们善于利用地形地貌和敌我双方的优劣势进行战略布局。
例如，将轻装弓骑兵布置在军队最前方，骚扰消耗敌人的体力；精锐的俱装骑兵布置在两翼，战斗的胜负往往受两翼影响；中央战线由长枪兵、弓弩手、剑盾兵依次组成；后方还保留一支由精锐步兵和重骑兵组成的预备队。
这种战术安排，使得高句丽军队在战场上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高句丽还修建了大量的山城作为防御工事。
这些山城修筑在盘跨山脊的环形山凹或地势拔高的山顶，易守难攻。
仅在辽宁省境内，目前就已经出土了30多座高句丽山城。
这些山城构成了层层堡垒，有效抵御了中原王朝的进攻。
，动用了百万大军，却未能取得胜利，反而断送了整个；唐太宗派出10万大军三次讨伐高句丽，在攻打安市城时也功亏一篑，扫兴而归。
这些战役都充分证明了高句丽军事防御的坚固和顽强。
经济基础：支撑军事扩张的强大后盾 高句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粟、黍、稷、稻等作物。
其地处平原和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高句丽上层统治者对农业发展十分重视，如“（高丽王）下令减不急之事，发使郡邑劝农业”。
唐军在攻破辽东城时，在城中发现了50万石的粮食，直到唐军班师回朝，辽东的粮食还有10万石，可见高句丽在农业方面的底子深厚。
除了农业，高句丽的手工业也十分繁荣。
其手工业以金属冶炼、陶瓷制作和纺织业为主。
东北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为高句丽的金属冶炼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高句丽积极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采矿和冶炼技术，生产的各类金属制品的种类和质量不逊于中原地区，比如其生产的铁斧、铁镰等物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铁质工具近乎相同。
高句丽的陶瓷制品也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于世。
商业贸易方面，高句丽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它通过陆路和海路将本国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商品运往各地销售，同时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
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地处黄海、日本海和鸭绿江流域之间，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高句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影响力：辐射东北亚的文化中心 高句丽在文化方面也有着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
在文化交流上，初期，高句丽和唐朝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互相称兄道弟，并且互派使节，进行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
高句丽还派遣了大量的学生到唐朝学习文化、艺术、科技等知识，并且将其带回高句丽，促进了高句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它曾经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促进了两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在日本古代史上，高句丽还曾经对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句丽建立后，东北亚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结束了东北亚长期以来的部落联盟时期，推动了东北亚政治体系的演进。
同时，高句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贸易往来，也推动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贸易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高句丽的强大并非偶然，它是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长达七百余年的历程中，高句丽以其强大的实力在东北亚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古代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尽管它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的辉煌成就和独特魅力将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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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快递小哥配送效率如何？都是如何出行的
笔下的“烽火连三月，”，诗中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都是书信时代才有的动人情谊。
中国的邮驿制度由来已久，有着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时就有了邮驿，邮驿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是中国古代供官府传递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食宿和换马的地方。
驿站形成的时间虽然很早，但驿站作为词汇出现却是在13世纪蒙古人统治中国后，“驿站”在以前只称作“驿”，“站”字是外来词，乃是蒙古语“站赤”的音译。
后来“站”字融入汉语中，逐渐演变成“驿站”一词。
驿站作为官道，是专门给皇家和官员使用的。
宋代以前，驿站只供官员寄送公文，后来才允许送一些官员的私信，不过只限一封。
古代平民无权使用驿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寄信。
说起古代的寄信方式，许多人往往想到“飞鸽传书”一词，然而飞鸽传书在古代并不流行，而且成功率很低。
人们选择鸽子来送信，是利用鸟类认识回家的路这一天性，然而普通鸽子无法用来送信，需要专门训练的信鸽才行，而且专门养信鸽来送信，成本太高，鸽子也只能单程往家里飞，限制性很大。
古代平民寄信，富裕人家往往有家奴骑马代送，普通百常托熟人顺路带信，古代常见的就有托进京赶考的书生带信，然而托熟人带信一般需要顺路，而且时效性比较长。
另外，也有托官员帮忙带信的，然而托官员带信，偶尔一次两次还行，也并不是长久之计。
古代除了官员到各地出差，有职务之便可以带信外，商人往往也可以帮忙带信，然而商人无利不起早，帮忙带信通常是需要收费的，费用一般也要几十文钱，相当于现在的百来块钱，虽然费用不低，但商人的往返频率都比较高。
由于古代送信的速度较慢，时间较长，往往要一两个月，为了防止信件的损坏，就需要专门的工具来保护信件了，于是古人发明了邮筒来存放信件，邮筒的材质一般是竹子，当然也有皮革、玉制或铜制的邮筒，然而竹制的邮筒取材方便，成本较低，适合普通百姓使用。
寄信的时间虽然漫长，却也显得信件的珍贵。
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更是留下了无数风流佳话。
的《快雪时晴帖》便是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却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书法佳作。
凛冽寒冬，大雪初晴，心情极畅的王羲之忽然想起好友张侯，于是信笔一挥，写下几句问候语，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遥寄了冬日里的一份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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