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节度使为什么会从小绵羊变成打老虎？

节度使在中晚唐时期是一个令皇宫畏惧的官职，这一官职的最早记载出现于贞观年间，它极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亲手创设的。

《全唐文》中收有一篇题为《可汗山铭》的文章，其中记载了一件事：“圣唐大使右武卫大将军、节度副使朝散大夫任雅相等肃奉明诏，册授大单于真珠毗伽可汗嫡嗣为肆叶护可汗”。

这个振天威册名王的事件发生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里面明确提到了节度副使这个官职名称。

《·职官志二》中则有一个段可以与之相佐证的记载：“凡亲王总戎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

”可见，节度大使与节度副使在贞观中期应该已经同时存在。

李世民创设节度使的本意是指军事上的“节制调度”，也就是在有军事战守需要时因事而设。

毕竟大唐军务繁忙，要征战的对象和要防守的边镇都太多，李世民纵然喜欢亲力亲为也分身乏术，为了加强统兵将帅的权威，便在他们“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使得以专制军事”。

也由此可见，节度使最初只是一种带使持节的使职官而不是职事官，这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

职事官是在政典和职官志中有编制、有品秩的常设官，而使职官则不在编制之内、不被赋予官级品秩，都是属于因事而设的临时性差遣，类似于今天的巡视组组长、专案组组长，巡视完了、案子破了，组长的头衔也就拿掉了。

所以节度使在李世民的时代，说的好听点是给你一个钦差身份，方便你开展工作。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抓你去出差，临时给一个办事员的称号。

毕竟李世民的领导水平是相当高超的，不会干让下属做大的蠢事，节度使在他手掌里只能做温顺的小绵羊。

而且建立初时的军制也让节度使毫无上下其手的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制度保障。

唐初军制是军事政令与军事执行相互独立，由兵部掌管军事政令的制定，中央卫府及东宫率府则统领折冲府负责军事行动的执行。

在这种军权体制下，不论是什么人被赐为节度使，都很难从上层获取军事指挥之外的权力。

那么节度使在领兵时有没有机会从底层培植势力呢?在唐初度下，靠自下而上拉帮结派慢慢攒能量的路，也同样是行不通的。

“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

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故土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绝祸乱之萌也”。

在唐朝前期，府兵制有作为保障，府兵不仅能分到一定数量的田地，还不用缴纳租庸调，他们对朝廷的安排是满意的，不具备跟朝廷对着干的动机。

所以唐朝初年是铁打的军府，铁打的府兵，唯有将帅节度使是有事出征、事罢归朝的流水过客，不存在发展为藩镇的机会和土壤。

节度使的常设化和固定化始于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景云元年薛仁贵之子薛讷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

景云二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

自薛讷和贺拔延嗣之后，在诸镇设置节度使成为唐朝的定例，并在开元年间形成朔方、河东、范阳、平卢、河西、陇右、剑南、安西、北庭、岭南十道节度使之制。

与节度使常设化同时期发生的事情，则是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继衰落瓦解。

均田制是府兵制的经济基础，但是均田制很快就遇到人口暴增和土地兼并的严重问题。

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唐朝全国户数只有200多万，而在天宝年间(742年-756年)则猛增为900多万户。

当时唐朝全国土地虽然因垦荒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出现土地大规模兼并，能用于均田分配的土地数量反而大大减少。

于是出现了大量均田农户的破产逃亡，这种情况在永徽年间(650-655)就已经发生。

面对“豪富兼并，贫者失业”的状况，虽然唐高宗数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以遏制兼并，但土地交易却在唐高宗的一次次调控中变得一次比一次活跃。

到了圣历二年(699年)，均田制更是衰败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地步。

均田农户是府兵制中唯一的法定兵源，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农户大量逃亡，失去根基的府兵制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瓦解。

唐朝为挽救府兵制也做过努力，据《·兵志》记载，唐玄宗在先天二年(713年)将府兵服役年限从40年缩短为25年，希望以此来减少府兵的逃亡。

五年后他又将府兵的简点期限由三年延长为六年，一来是以此延长老弱兵士的在役年限从而保持现有府兵员额，二来是使年幼者得到更多的成长时间以增加将来可供拣选的人数。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府兵制的最终罢废。

开元十一年(723年)，面对府兵已无能力番上宿卫长安的状况，唐玄宗在宰相张说的建议下募选壮士充任长安宿卫，“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这种面向不具有身份性的普通民众进行募选，就是对府兵制的取代。

而随着募兵制的实行，边将节度使们终于迎来了培植私人势力的机会。

在唐朝以前的魏晋时期，国家大政时常受门阀世家的摆布。

而在中晚唐及五代时期，军阀藩镇则常常走上权力的前台，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节度使职权地位在唐玄宗时期的变化。

唐朝初年对于边将的任用是很有特色的，例如蕃将契苾何力在贞观七年领兵征伐吐谷浑时，李世民派李大亮、薛万均与他同行，攻破吐谷浑后随即把他召回长安担任北门宿卫官。

蕃将阿史那社尔在贞观十四年领兵征伐高昌时，李世民也同时派出作为节制，凯旋后也同样把他召回长安留京任职。

但这种大将不统领军镇、不专任边职的做法，在李世民之后逐渐不再被沿用。

在开元年间形成十道节度使之制的时候，大将专任节度使职的情况已经常态化，委专征之权于边将遂成为定制。

此时的节度使距离成为军阀藩镇已经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随着募兵制的实行获取了募兵权，二是边职得以专权专任，节度使集军、政、财三权于一身。

但是唐玄宗仍然还有两个遏制节度使权势膨胀的机会，可惜他一个也没有把握住。

第一个机会是严控节度使的任期，推行节度使任职地的轮转。

这种能有效遏制节度使培植地方势力的做法，在高宗及武周时期是被严格执行的，它的荒废则是发生在唐玄宗之时。

在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6年)，十道节度使中任期在五年及以上的有二十三任，其中任期超过十年的两任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他在天宝元年(742年)获任平卢节度使，两年后又兼任幽州节度使(亦称范阳节度使)，并在直至爆发的十余年间从未解任和调任。

据此有观点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偶然性的，因为安禄山任期之长可算是一个特例。

的确，如果没有安禄山，那位大唐圣人还有很多年的生命可以供他逍遥自满。

但是节度使们拥兵自重的局面已经形成，唐朝前期居重驭轻、强干弱枝的军事形势已经逆转，而这正是唐玄宗错过的第二个机会。

唐朝前期全国有军府657个，其中有288个设在关中地区，全国60万府兵中有26万在京畿地区，这就是“举天下之兵不敌关中”的居重驭轻之法。

这种做法在宋明时期也被沿用，例如宋初的20余万有一半驻扎在京城，明初全国总兵力的约三分之一驻守京畿。

但是随着募兵权被拱手交给节度使，唐初居重驭轻的制衡局面在百年后被彻底打破，造成京畿兵力不及地方的太阿倒持之势。

天宝年间，十道节度使拥有的总兵力约为49万，而长安南衙十二卫所属的彍骑宿卫已经不足10万。

这些充当中央禁军的彍骑宿卫，并不是什么材勇之士，其“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所以他们与边兵相比不仅数量不占优势，质量更是堪忧。

彼时的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的精锐兵力总和超过18万。

18万边镇精兵对10万禁军废材，唐玄宗亲手把曾经的温顺小绵羊养成了凶恶大猛虎，节度使的巨大力量优势是安史之乱大祸的重要根源。

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子北上灵武即位是为，他请出李泌谋划军机。

当时李泌着眼于除敌根基，制定了先消灭叛军主力、平定河北藩镇，后收复两京的策略。

但是唐肃宗迫于权力争夺的需要，急于在即位之初以收复两京来取功固位，结果错失了趁有利时机铲除动乱祸根的机会，致使河北三镇得以长期割据，成了唐朝中晚期始终难以摆脱的藩镇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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