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人在元朝灭亡后，没能再书写忽必烈时代定鼎中原的奇迹？
01 无法再现的奇迹 13世纪初期蒙古帝国的崛起，可以说颠覆了欧亚大陆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同时也间接的影响到了欧洲文
【千问解读】
01 无法再现的奇迹 13世纪初期蒙古帝国的崛起，可以说颠覆了欧亚大陆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同时也间接的影响到了欧洲文明的走向。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潮中，的，在东亚大陆一改祖先们草原本位的方针，致力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经济，同时吸收汉人儒生进入政府，建立稳定的官僚系统，他一系列的汉化措施，为元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开了大一统格局的2.0模式(1.0模式为所创立)。
但是，近百年后，元王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可没有祖辈那么幸运。
这位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虽然消灭了权臣的威胁，但是执政未久，就接连经历了农民起义和地方精英掀起的叛乱，帝国元气大伤，最终被定都的明王朝派出的北伐军驱逐出大都。
蒙古军事贵族入主中原的天命，也就此戛然终止。
此后的六百多年时间里，蒙古虽曾数次南下或东进，窥伺中原，但都是，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建立起一个统合草原与农耕区的大帝国。
很多人不由得疑惑，为什么蒙古人在元朝灭亡后，再没能书写忽必烈时代定鼎中原的奇迹呢? 从历史上看，忽必烈能够完成建立元王朝的霸业，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分析忽必烈崛起的过程，我们应当将其放到蒙古帝国扩张的大历史脉络中进行研究。
蒙古人的骑兵固然强悍，可是他们能够在短时期内纵横欧亚大陆的运气成分也不可忽视。
02 忽必烈搭上了顺风车 蒙古军事集团初崛起时，整个欧亚大陆几乎处在一种的状态当中，与蒙古内部的统一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时，在大陆的西北地带，建立的留里克王朝与立陶宛、波兰争战不止，国力下降，同时其内部的贵族又趁机敛权，从而加速其衰落。
在波斯高原，阿拉伯人建立的，同样处在内部贵族纷争的状态中，他的死对头，也仅能在地中海以东维持住自己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少数领土和都城君士坦丁堡。
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遭遇了十字军的洗劫，拜占庭经济残破不堪，尚需要时间恢复。
在南亚次大陆上，印度北部地区被数个人建立的王国所控制，其中以德里为中心的穆斯林突厥王公势力最强大，而在印度的南部，达罗毗荼人始终保持着对德干高原的控制，并轻松挫败了数次异族军团的南下。
说完了远处，再看蒙古高原附近，在高原西南部的天山南北地区，由契丹帝国后裔建立的政权王室，由于接纳了乃蛮部落的王子，引狼入室，反被归降自己的乃蛮人所毁灭，在西辽的西部，中亚强国花剌子模觊觎西辽土地已久，所以积极派兵干预，双方掐架不断。
在蒙古高原南部，立国三百多年的西朝本就国土狭窄，资源匮乏，而且其宗室内部也陷入到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干政，权臣弄权接连出现，根本无暇顾及蒙古发生的事情。
在蒙古高原的东南，曾经凌驾于蒙古人之上、由女真军事贵族建立的金国也趋于衰落。
此时，他们正与偏安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围绕陕西南部和淮河流域展开激战，互有胜负，谁也吃不掉谁，漫长的战争消耗了金国有限的国力，也加深其内部的社会矛盾。
至于南宋方面，虽然侥幸防御成功，但其权臣叫停了战争，不惜杀死自己的政敌，砍下他的头颅送给敌人来乞求金国能许可他们昂贵的和平。
最后，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日本群岛，此时也处在将军幕府的统治之下，天皇成为虚君，一些日本的地方诸侯对于幕府的敛权大为不满，所以也企盼着一场外部干预，能够给他们提供夺权的机会。
通过简单的陈述，我们会发现，13世纪前期，除了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高原完成了局部统一大业外，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的政权都处在一种衰落的状态中，固然，他们衰落程度不一，可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地方叛乱，让他们根本无暇关注蒙古高原可能出现的世界征服者。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蒙古人通过他们闪电般的攻势，接连攻灭了相对弱小的花剌子模与西辽，同时重创了钦察草原的游牧部落和东欧的封建主军团。
西征结束后，他们挥师东进，在与金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对手先进的军事技术，例如火药和复杂的攻城器械，都因此战传入到了蒙古军中，为他们所用，这便更让成吉思汗。
到成吉思汗死后，诸子统领的大军继续南下，在与南宋达成秘密协议后灭亡了，华北地区由于失去统一权威的压制，瞬间变成了无数军阀混战的局面。
不过，此时的蒙古军事集团仍然秉持着草原本位的战略，根本无意于解决华北四分五裂的政局，在取得对方交纳钱粮的承诺后，其迅速收缩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改而继续向西征讨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波斯高原的其他民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蒙古人不是一开始就把定鼎中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真正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还得等到成吉思汗的孙辈才有起色，这也更说明了，当时的蒙古人运气有多好，他们的成功有多么的偶然。
从某种程度上讲，忽必烈的成功，正是因为他及时坐上了这趟顺风车。
03 神话的局限 可是，当元朝覆亡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的政局又发生了巨大逆转，这和蒙古人崛起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斯拉夫人生活的地区，莫斯科公国的君主通过假意讨好蒙古统治者来扩张自己的势力，逐步摆脱其统治。
在波斯高原上，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被成吉思汗家族的远亲帖木儿军团颠覆，可是，帖木儿本人执着于军事征服，无意于和平建设，所以在他死后，分裂局面继续持续着。
帖木儿集团的败落，让一度被其压制的中东的突厥人缓过劲来，他们重新集结起来，进攻拜占庭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堡，并于1453年将其攻破，这就是后来叱咤风云的帝国。
他们东征西讨，向西直逼中欧重镇维也纳，向东与波斯高原的萨法维王朝激战，以少量装备火器的步兵大败萨法维的骑兵主力，成为中东的强国。
在南亚，帖木儿的后裔重新集结了忠于自己的突厥军团残部，并利用当地的诸侯矛盾频繁出击，成功控制了印度北部地区，建立起了，与南部王公进行对峙。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同时出现了三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分别是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
三大帝国都处在上升的阶段，蒙古人向西扩张的道路就此被牢牢堵死，只能向东。
向东也不好使啊，和西部一样，在东亚大陆，统下的军队消灭了与等竞争者，利用南方的财赋支撑向北出击，将元顺帝赶回了草原腹地。
原先几乎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瞬间缩水成为了仅能保持蒙古草原一隅的地方势力。
蒙古高原内部此时也回归到了分裂的状态当中，元顺帝死后，他的后人被当地其他军事贵族袭杀，失去了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后裔的统帅后，局面不断失控。
接下来谁能称霸高原，就得让拳头来说话了。
于是，经过激战，在草原内部也大致分化为和瓦剌两个军事集团，对于蒙古高原统一所可能造成的威胁有所觉察，所以积极出击，努力维持瓦剌与鞑靼相互制衡的局面，让他们无力窥伺中原。
但是，朱棣死后，蒙古高原暂时出现了瓦剌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的首领也先在土木堡一战俘获了明朝皇帝，想借此进攻北京，重写忽必烈的神话。
不过，由于此时明朝统合了长江南北的社会力量，不像金朝那样腹背受敌，所以得以集中全力迎战，力主守卫京师的从华北和华南调来了大量生力军救援北京，与京城守军联合出击，逼退了也先的大军。
也先本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进攻北京，一看定鼎中原无望，只能释放英宗皇帝，然后向西扩张，结果，攻打北京受挫让也先在部族联盟内部威望大跌，此时蒙古恰又碰上了严寒的打击，物质资源匮乏，一部分贵族趁机发动政变，杀死也先，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蒙古高原内部的分裂趋势。
到17世纪初期，蒙古南部又出现过汗这样的也先式人物，不过，此时他夹在明朝边防军和的后金之间，扩张乏力，最终也被皇太极所击败。
漠南蒙古部众被皇太极以制进行改编，其贵族首领又与满洲精英的家庭联姻，后金借此强化了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合作，从此，靠近中原地带的蒙古人与后金军事集团捆绑在一起，再无独立发展的机会。
17世纪晚期，天山南北又出现了，可是，此时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受到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威胁，外部又同时面临沙皇俄国与清王朝的夹击，所以也是昙花一现，最后由于内部贵族叛降，被清军摸到大本营将其全歼。
忽必烈定鼎中原的神话，更没有机会重写了。
因此，如果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前后的欧亚大陆格局与元顺帝北狩以后的世界局势稍加对比，我们会发现，蒙古人的军事实力固然强悍，但13世纪前期欧亚大陆板块上，除蒙古外政治势力的同时衰落，是忽必烈能够延续祖辈的扩张大业，从而完成称霸欧亚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这也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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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为什么没有参与彭城之战？他当时在做什么
就在此时，韩司徒、常山王，以及河南王申阳先后来投，汉王势力大增。
有了居中运筹帷幄，汉王自觉没有也没关系，于是在十一月份返回关中，收回了韩信的兵权，重新调兵部将：他亲自率汉军主力及归降诸侯军，东伐西楚，与韩信一文一武则继续留守关中，萧何负责整治郡县恢复生产及征发秦民创建新军，韩信负责训练新军及平灭三秦王残兵。
其实，汉王自始至终还是更信任更欣赏张良的。
虽然韩信在“汉中对策”及“还定三秦”中表现的确出色，但在汉王眼中：张良身份高贵，智计出众，生性淡泊，神仙一般的人物，堪称帝王之师;韩信嘛，很会打仗，但身份低微、孤傲自负、忠奸不明，最多不过众犬之中最凶猛的一只而已。
既然有了张良在旁画策，汉王也就不再需要什么大将军了，终归还是兵权在自己手里更保险。
汉王用人的原则便是：绝不可将兵权长期放在一只功狗身上，否则狗若成虎，必成大患! 韩信被留在了后方，心中自然郁闷，但闷则闷矣，他却一点儿没有懈气。
因为他明白，汉王与张良根本不是的对手，有再多兵也不是，他们迟早会回来找自己的。
——汉王你等着吧，我会让你明白：你要夺取天下，就不能没有我。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在关中多训练一些新军来，让大汉赢也赢得起，输也输得起。
再说，将一群农民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战士，对一个兵家而言，不同样是得展所学么? 韩信终于成熟了，面对挫折，他已经能够成熟应对，再不轻易动摇。
一个人成功，就得志在要成功，不能丝毫踌躇。
成功不会落在一个性情脆弱的人身上，永远不会。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汉二年三月，关中初定，汉王便携张良率大军自临晋渡河出关，降，虏殷王卬，得奇谋之士，宣布项羽弑义帝为大逆无道，召集天下诸侯共击之，赵王赵歇、代王，以及梁地武装部乃先后加入了以汉为首的反楚同盟，趁项羽还在齐地平乱，而集合了足足近六十万诸侯盟军朝项羽大本营彭城攻去! 这时候，韩信派人寄了封信给汉王劝他不要急于进攻彭城，言曰：“大王虽得诸侯军六十万，然未与项王会战，臣观项王势力，仍在强盛之际，大王切不可。
不如遣兵助齐而将项王先拖在齐地，然后遣一辩士策反九江布，而剪楚之羽翼，绝楚之粮线，待楚军孤立无粮，日渐疲敝，延至明年，大王乃鼓兵而东，乘其敝而与之敌，臣知其必胜矣!” 汉王不以为然：当初你小子只有区区数万兵，就能席卷三秦，现如今有了足足六十大军，大半个天下的兵都在这儿了，如此还打不过项羽，可能吗? 于是汉王回了一封书给韩信，无非就是说杀鸡焉用牛刀，寡人身边有张良陈平两大谋士，还有两大猛将，且天下豪杰云集麾下，对付项王绰绰有余，大将军您还是好好呆在关中训练新军吧，不要再阴天打伞瞎操心了! 韩信收到信后一声长叹：张良陈平聪明是聪明，但他们精通的是阴谋术与纵横家的学问，论军事部署，他们不行的;曹参周勃等人，又全都是一将之才，只能跟钟离眛季布之流过过招。
汉王本人，则最多只有指挥十万人军队作战的能力，而此次要协调与调动足足六十万诸侯盟军的作战布防，这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指挥能力，一旦要打硬仗，必定会吃大亏的! 不过，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否则他咋会看清楚我韩信的重要性呢? 汉王啊汉王，没有我你永远干不过项羽的，快点儿觉悟吧!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韩信所料，彭城一战，汉王打得烂透了，近六十万大军，被项羽三万打的，溃不成军，连汉王自己都差点成了楚军的阶下之囚。
彭城之战是项王军事生涯的巅峰，亦是汉王此生最惨痛的一败，此战来势之猛，消散之速，用东南亚大海啸来比拟亦黯然失色，它简直就像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霎那间天昏地暗，霎那间又烟消云散，只见大地白茫茫一片，除了尸骨成堆，什么也不见。
惨哪!一夜之间，六十万大军损伤近半，尸体堆的几乎给睢水建起一座血肉大坝。
最终，汉王光杆司令般逃到了下邑(今安徽砀山县，西距彭城约两百里)，收集残兵败将，开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反思。
一个王者的荣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日月流转，永不停息。
一个王者的伟大，也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在失败中反思失败，屡败屡起，永不认输! 跟他一起反思的，还有汉军头号谋士张良。
经此役后，张良认识到自己绝非一个玩儿军事的料，论天下将才，到底还是人家项羽和韩信最厉害啊! 汉王亦是同样的想法，先前他因疑忌韩信及轻视项羽，而遭此大败。
他后悔不送，因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重振旗鼓再战，于是便与张良计议说：“子房啊，干脆，函谷关以东，老子不要了，送人，谁能帮我干掉项羽就送给谁!你看这天下，谁值得我送?” 一旁的周勃曹参等人羞愧的低下了头。
张良心中暗自好笑，关东之地如今本也不是你的，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作奖品，汉王果然狡黠，不过口中却回答道：“九江王，楚枭将也，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
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
大王若割地与此三人，共谋破楚，楚必败矣!”言语之间，稍有责怪刘邦未有属韩信以大事、导致彭城惨败之意。
可汉王脸上的愧色只是一闪而过，继而笑道：“子房所言甚是，寡人必当联结信布诸雄，同破项王，共享天下!” 张良的下邑画策，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亦彻底转变了汉王对韩信的态度。
汉王终于再没把韩信当成一只狗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把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他指挥，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跟他同盟，与他合作，放手信任他，让他，才能真正打败强大到令人战栗的西楚战神项羽。
张良的下邑画策中虽有三人，但最关键人物还在韩信。
如果韩信不帮汉王打几场胜仗将局势稳住，纵使张良陈平这些谋士们有再多的纵横之术反间之计，也无法将英布彭越这些关键人物拉到汉阵营这边儿来。
因为乱世里最终讲究的还是实力，所谓辩士一言可抵，实际靠的是“一言”背后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非空言也! 于是，汉王紧急使人去关中请韩信来救火。
眼下汉军大败，楚军追击正急，问天下谁可阻挡项羽的兵锋，唯有韩大将军! 韩信想也没想，就带着刚训练好的关中新兵出发了。
临走之前，他命令围困废丘的部队堵住雍河下游，放水淹城，顺手灭掉了这位坚守不降的拗脾气雍王，以消除后顾之忧而轻装前进。
既然汉王与张良已经想通，韩信自然也就就不计前嫌了，归根到底，他们坐的是同一条船，船长有难，韩信不能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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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电视剧里明朝读书人都爱习武？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
明朝，并不是只有政治气氛肃杀的、，在与平民阶层中所展现的，又是不同的风景。
明朝直到灭亡，都一直有着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和流寇这四大外患隐忧，可说整个明朝一直都在与这些外患打仗，也导致整个社会军事气氛相当浓重。
明朝也极为重视边区(云贵地区)开发，而开发就会与当地的居民起冲突，有冲突就有战争。
明朝因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让城市发展越发兴盛、商业发达，从明代小说《》中的描绘，可以看出在大运河的发展下，明代士人很重视城市生活，广交居住在城市的友人、乐于花钱挥霍。
这样繁荣的江南城市，也是明政府积极处理倭寇问题的原因。
和蒙古人不同，倭寇直接搭船南下，明朝最为繁华柔弱的地区。
倭寇们擅于近身战、游击战，长长的倭刀(中国古代对日本刀或仿制日本刀的称呼)一出鞘，便是死伤无数，让居住在江南地区的士人从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官府需加强边防与个人需要习武防身的危机感。
因为倭乱的关系，也刺激各个地方人士聘请习武之人，召集乡里平民一起学武自保。
地方上的动乱，也加深了明朝尚武风气，从官员到下层百姓，无一不习武，无一不以有一身武艺自豪。
从隋唐时期建立的制度，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特别是形成八股文“代圣立言”的传统，已经变成禁锢考生思想的牢笼。
而且庞大的科举压力，让这些读书人希望能跳脱科举的框架，想寻求不一样、充满刺激的人生，这就是明代士人的任侠心态。
这些不甘于现实，又因考场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因此纷纷走上习武的道路，成为除了科举考试外另一个出口、更是他们的生命追求。
由于内忧外患战事不断，明代士人一方面希望透过军事表现、战场功绩走上顺遂仕途，另一方面也期望透过习武获得的能力为国家安危尽一份心。
翻开，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都是科举文人出身，从战术兵法规划到决策指挥都是文人。
不仅如此，他们也相当推崇文武双修、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与学问家。
像是明代儒学思想家王阳明，不仅有后世人所研究的“阳明学”，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建树，平定江西乱事、擒获起兵叛乱的宁王，成为明代士人的武功典范与偶像。
王阳明的墓志铭透露了他一生中各个阶段时期的喜好志向：“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王阳明15岁时，跟随父亲至北京，并偷偷出长城观察蒙古人：“宪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
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 王阳明在28岁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但后来因宦官专权揽政，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但之后平定江西、擒拿宁王等一连串功绩，让王阳明之后的官途相当顺遂，放眼整个明朝是个突出的例子，但绝不是特例。
除王阳明之外，明朝还有个想当大将军不想当皇帝的皇帝─。
，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换个角度看不也是追求武学、向往武侠的表现吗? 到明代后期，士人尚武风气已经到了“不知兵为耻"，甚至还会鄙视那些凭借一身武功，攀权附贵之人，将武功的标准提升到一个道德观感，对那些会几个拳脚功夫，就索要或是坐拥大官之位的人相当不屑。
这些在茅元仪(明代大儒茅坤之孙)《暇老斋杂记》记载：当东奴(满洲)初起，朝廷求才之法虽不如十科取士之广，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为耻……或力能挽强，技能舞剑，无不挟所长，以游于贵人之门……骤猎美官而去……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将。
"社会风气使然，造成用高标准看待习武求官之事。
由此可见，许多武侠小说作者选择明朝并非没有原因或道理，这样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习武为侠的风气，从士人留下的书信记录都告诉后世，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商品城市经济繁荣却又让人不安，才造就侠气纵横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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