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要迁都？迁都之争留下了哪些隐患？
按照赵匡胤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他应当一鼓作气将这两个政
【千问解读】
按照赵匡胤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他应当一鼓作气将这两个政权灭掉。
但是，赵匡胤并没有立即出征，反而在976年下诏，到西京洛阳视察。
他的这次洛阳之行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迁都之争。
宋太祖为什么要迁都?关于迁都有什么隐情吗? 留下隐患的原因 江南收复后，赵匡胤并没有一气呵成将南方仅剩的吴越和清源军(漳泉)两个政权一并收入大宋的领土，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两个政权面对大宋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尤其是吴越，积极响应宋太祖赵匡胤的号召，亲自参与了攻打南唐的军事行动。
吴越作为围困金陵的主力军，对攻灭南唐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从宋初就自称自己是大宋王朝的附属国，在江南被攻下后，又急剧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便派遣自己的儿子前往东京，以求加强与大宋政权的友好关系。
《续长编》卷十七有载：“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江南、吴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
” 对于这样的顺从者，听命者，虽将其迅速收服并不是难事，但如此一来便有损大国之风范，也不符合赵匡胤一贯追求的“和平统一”的最高理想。
其二是因为吴越在与大宋联合攻伐江南时，李煜曾经亲自给吴越写了一封信，企图瓦解两个政权的联合。
内容大意如下：唇亡则齿寒，今日没有了我，明日就是你的死期!一旦吴越也并入了大宋的领土，你再也不会享受到称王的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宋的一个布衣百姓罢了。
而吴越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其实是有小心思存在的)，为避免“狡兔死，走狗烹”，派遣使者将这封信送到了赵匡胤手中。
面对李煜说的话，赵匡胤自然不愿意让一个失败者言中，为了不落下口实，赵匡胤在收复南唐之后，就没有急于将吴越、漳泉纳入领土内。
实际上，赵匡胤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北方，如何收复，如何应对辽国的威胁。
但是，赵匡胤对大宋定都东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迁都的想法。
为此，他想亲自到实地做一番调查。
没想到的是，赵匡胤迁都的想法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迁都之争始末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说，将于四月到西京洛阳视察。
赵匡胤为这次视察找了两个很好的理由：一是到他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祭拜;二是在西京洛阳南郊祭天。
尽管这两个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但是赵匡胤身边的人都非常清楚他此行的目的，因此极力反对。
赵匡胤无视众人的反对和劝阻，执意到洛阳走一遭。
按照计划，他先到巩义祭拜了父亲的陵墓，又到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
一切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赵匡胤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反而继续留在洛阳，随从大臣深知赵匡胤的意思，故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劝谏回京。
然身边不无见缝插针者，李怀忠也跟随赵匡胤来到洛阳，他向赵匡胤进言：“东京有汴河的水陆运输通道，每年运送长江、淮河的粮食几百万斛，京都有大军几十万人，他们都依靠这条水路得到供给，若陛下身居此处，军队吃什么呢?何况我们的根基在大梁已经非常牢固了。
如果仓促之间迁都洛阳，臣真是没发现有任何好处啊。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有载：“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
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面对李怀忠的劝谏，赵匡胤丝毫不留情面，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赵匡胤仅用了四个字直接拒绝李怀忠——上亦弗从。
那么洛阳究竟哪里吸引住了赵匡胤，会令赵匡胤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要迁都洛阳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宋时，开封与洛阳的地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大宋王朝建立之初要定都在开封呢? 开封与洛阳的差别 一、历史因素 大宋王朝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在睡梦中被“黄袍加身”，然后以雷霆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了的政权得来的。
当时后周的都城是开封，而赵匡胤几乎是以“接盘侠”的身份将后周全权接手，开封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大宋的都城。
在五代之中，有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定在开封：、、后汉、后周。
也就是说，开封历来受到皇室青睐，饱受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后周辉煌的时期下，开封人口剧增、房屋密集，俨然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中心。
时期，为了维护开封的形象，周世宗对开封进行了阔斧的改造，使开封形成了三重格局：外城、里城、皇城。
开封已经完全具备了担当一个大一统国家京城的规模，而这也正是北宋定都开封的最大根基。
二、地理因素 《》卷九十三《河渠志》中有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开封位于华北平原南端，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占据此地完全可以俯瞰全国，正显大国之风范。
并且开封周围一马平川，有利于出动军队，控制地方动乱。
三、交通因素 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大宋的地图中看到，开封不仅处于中原的中心地区，并且有的陆路、水路交通，是的“四达之会”。
陆地方面有几条主要的干道：从开封往北，经过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名(今河北大名)，可以到达河北诸州，并且可以直通辽国都城。
从开封往东有两条主要干道：一是经过曹州、济州、兖州、齐州可以到达山东半岛等地;一是通过南京(今河南商丘)、徐州(今江苏徐州)可以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
从开封往南去，经过陈州(今河南淮阳)可以到达淮河中游各地。
往西，可以通过洛阳，进而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四川。
开封不仅有着陆地上的便利，水路亦十分发达，并且在开封是一个以水路为主的城市，也是全国水路交通的中心。
在宋代的开封，水路多达四条：汴河、黄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五丈河)，其中汴河最为重要，它保证了北宋军队的给养。
四、军事因素 的顾祖禹曾在《读史方與纪要·河南方與纪要序》中做出如下批示：“河南，古所称也。
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
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 也就是说开封此地一马平川，虽然交通便利，但由于四周没有山川围绕，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若辽举大军南下，在华北平原上就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开封唯一的劣势，也是最明显的劣势。
综上所述，洛阳的优势不及开封，赵匡胤一世英名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故而在他人第三次进谏后，宋太祖赵匡胤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晋王的道德帽子 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并且为大宋的统一立下了。
他进言赵匡胤说：“迁都洛阳，未见便利。
”赵匡胤回答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意思是说迁到洛阳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在于迁都长安。
赵匡胤继续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匡胤果然将开封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缺乏高山大川的地理优势搬了出来，并将周王朝、也一并搬了出来，以证明这些王朝之所以繁荣，都是由于很好的利用了地利的天然优势，省去了冗杂的军队开支，以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于赵匡胤的说辞，赵光义不以为然，他说：“在德不在险”。
并说：“早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话来”。
面对赵光义送来的道德帽子，太祖一时语塞，，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及：“上不答”。
等到晋王赵光义离开后，宋太祖赵匡胤扭头对身边的人说：“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 第二天，宋太祖下诏，返回东京开封。
自三月初九从开封出发，到四月十五回到开封，赵匡胤的这次西巡活动前后共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此次西巡“要考察西京洛阳、准备迁都西京”的目标也在众位大臣尤其是晋王赵光义的劝谏下最终流产，这就是迁都事件的始末。
小结 虽然是如此记载的，我们从中仍能看出不少端倪。
比如说，众大臣包括他的好兄弟李怀忠的劝谏，他都不曾给一丝一毫的面子，不管他们说的，赵匡胤始终“上弗从”。
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来了以后，仅用三言两语便“说服”赵匡胤改变想法，是不是有点太过简单了。
并且，赵匡胤在洛阳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后一直在洛阳停留，似乎在等什么人，等赵光义来了以后，若赵匡胤真的被说服，怎么会留下“今姑从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这样的不吉利的话来呢? 加上赵匡胤回到京城后在不明不白中死在了烛光晚宴下，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成为了大宋第二个，实在是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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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明君之姿与时代困局的交织
透过史料的迷雾，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少年天子在复杂政治生态中的挣扎与突破，以及他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积弊的深层原因。
一、亲政之路：从傀儡到实权者的蜕变 赵煦的童年笼罩在祖母高的阴影之下。
十岁即位的他，目睹高太后以“母改子政”之名废除神宗新法，重用司马光等旧党，将西北边疆重镇拱手让予。
朝堂之上，大臣们背对幼帝向太后奏事，赵煦甚至需通过大臣的衣袍颜色辨识其身份。
这种长期压抑的处境，既塑造了他隐忍的性格，也埋下了对旧党深重的怨恨。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崩逝后，赵煦迅速以“绍圣”年号重变法，召回、等新党，恢复免役法、等核心政策。
他亲自过问新法实施细节，对章惇提出的“农田水利约束”逐条批示，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成熟。
这种果断的权力收束与政策转向，使其在亲政初期便赢得“英毅开敏”的评价。
二、军事突破：西北边疆的铁血开拓 在军事领域，赵煦的成就堪称北宋少有的高光时刻。
面对西夏的反复侵扰，他摒弃高太后时期的妥协政策，转而支持章楶的“浅攻扰耕”战术。
绍圣三年（1096年），宋军在洪德城之战中以轻兵夜袭，烧毁西夏粮草辎重；元符元年（1098年）平夏城之战，更以三万宋军抵挡西夏三十万大军围攻十三日，创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河湟之役的胜利更具战略意义。
赵煦抓住内部分裂的时机，命王赡率军渡黄河，收复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
此地不仅是优良牧场，更是切断西夏与青藏高原联系的关键节点。
通过建立湟州、鄯州等军事要塞，北宋在西北的防线前推数百里，史载“自此西夏腹背受敌，边患稍息”。
三、政治困局：党争漩涡中的改革局限 尽管赵煦试图以新法重振国力，但北宋积弊已非一朝一夕可解。
新党重掌朝政后，将主要精力用于清算旧党，、等元祐大臣被贬岭南，甚至高太后的“老奸擅国”之名也被写入史书。
这种“以暴制暴”的党争模式，使得新法实施缺乏稳定环境。
例如，免役法在恢复过程中，因地方官吏借机敛财，反加重百姓负担，苏轼在惠州时便目睹“差役之苦，十倍于元祐”。
更致命的是，赵煦未能有效解决北宋的财政危机。
新法虽使国库短暂充盈，但冗官、冗兵问题依旧严峻。
元符年间，北宋数量达八十余万，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六成以上。
赵煦晚年试图通过裁撤冗官、限制宗室特权来缓解压力，却因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阻力重重。
四、私德争议：历史评价的另一面 关于赵煦的私德，史书记载存在矛盾之处。
一方面，他勤勉政事，常至深夜批阅奏章，甚至在病中仍坚持处理军务；另一方面，其私生活颇受诟病。
元祐年间，年仅十二岁的赵煦便与宫女私通，高太后为此严惩相关宦官。
哲宗亲政后，刘氏虽被立为皇后，但二人关系并不和睦，刘氏所生子女皆早夭，曾布日记更暗示哲宗因纵欲过度导致“精液不禁”。
这些私德瑕疵，成为后世批评其为政“苛刻”的佐证。
五、历史定位：未竟的中兴之主 赵煦的早逝（二十五岁病逝）使北宋失去最后的改革窗口期。
他留下的西北边疆防线，在徽宗时期因联金灭辽而瓦解；其推行的新法，也在当政后沦为敛财工具。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军事上收复河湟、压制西夏，在政治上重启变法、打击旧党，均展现出超越其年龄的决断力。
正如《》所言：“哲宗以冲幼践阼，而能总威柄，发挥强刚，使天威远畅，丑氐震叠，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
” 宋哲宗的历史形象，恰似其主导的平夏城之战——在绝境中爆发出惊人能量，却终因后继乏力而功亏一篑。
他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昏君，亦非彻底扭转乾坤的明君，而是北宋积弊与党争漩涡中，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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