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能奇：闯王李自成的同乡，也是八大王张献忠的四大义子之一
【千问解读】
一、早年经历 末年是一个大争之世，乱世中造就出了许多出身底层的草莽英雄，艾能奇就是其中的一位。
关于艾能奇早年的经历，翻遍史书，难以找到几条可信的记载，只能寻到零星的一些可信度不大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艾能奇所在的家族与李自成所在的家族关系不睦，可能是有世仇。
李自成起事后，艾能奇的家族未能加入其中，虽然他们都是贫苦农民。
若真是如此，这是他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在作祟。
也有人说，艾能奇在十二岁那年就加入到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来与明军作战时，他找不到大部队，掉队了。
这时候，正好张献忠的部队赶来，艾能奇慌慌张张地就加入其中，阴差阳错的成为八大王的人了。
由于禀赋聪颖、作战勇猛，艾能奇深受张献忠的器重，很快与孙可望、李定国、一同成为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在张献忠的众多义子和部将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可以的优秀将领。
十六年(1643)下半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经牢牢掌握了湖南全省和江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民军政权。
此时，天下大势已经十分明朗，明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李自成的崛起并统一北方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山不容二虎，早已与李自成关系恶化的张献忠不想与李自成争地盘，更不愿臣服于李自成脚下，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兵戎相见，他决定放弃占领的地方，西进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
艾能奇等人统兵作先锋，率先进入川东，明朝的官军闻风而逃，农民军很快进入重庆、成都，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不久，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以艾能奇为定北王，其部下有十九营兵马，共七万余人。
二、英年早逝 大西军在四川的统治很不稳定，遭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反对和破坏。
当然了，这首先与大西军实行的政策有关，他们与李自成农民军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一样，都是逼迫地主、官僚、明朝王公贵族交出他们世代剥削底层贫农得来的家财，动不动就拷打，令他们颜面丢尽。
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封建社会晚期，但是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统治地位还很牢固，农民军领导人若想建立新的王朝改朝换代的话，必须得到地主阶级，尤其是官僚地主阶级的支持。
可是，大西军在四川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保护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还对他们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军事威胁，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农民军建立的大西政权也就动摇了根基。
大西军在四川前后二年多，之后不得不退出，希望打开新的局面，但是由于轻敌，张献忠竟然在自己手中还掌握着几十万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被清军给射杀了。
此时，李自成也已经被杀，明末农民军的两位杰出领袖先后去世，导致群龙无首的农民军一片混乱。
大西军比大顺军又强了些，因为以孙可望为首的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很快稳定了局面，然后统兵向云贵地区进军。
大西军余部在向云贵地区进军时，军政大权还掌握在张献忠的皇后和宰相汪兆龄的手中，他们照样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凌驾于张献忠四大义子之上。
这让孙可望等人十分的不满。
为了统一事权，彻底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孙可望等人决定发动兵变，夺走军政大权。
永历元年(1647)初，大西军余部进抵遵义。
艾能奇带军冲入张献忠皇后的住所抓住了自己的干娘，而后又抓获了汪兆龄。
他历数皇后、汪兆龄的几宗大罪，然后拉出去处死。
紧接着，张献忠的四大义子认祖归宗，恢复了本姓。
永历二年(1648)五月，艾能奇带军进攻不服从大西军领导的东川(今云南省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
在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外的地方，大西军遭遇竹林中伏兵的突然袭击。
战斗中，冲锋在前的艾能奇被敌人的毒箭射中，血流如注。
大西军被迫撤回，可惜的是，艾能奇中了剧毒，没能回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这三个哥哥身边，便在路上死了。
这年，艾能奇大约有三十岁，可谓英年早逝。
三、早逝后果 艾能奇的英年早逝，对于大西军和南明永历朝廷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其一，艾能奇智勇双全，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
他若能活得更长一些，大西军的发展会更加的有利，对于南明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其二，他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地位相当，都是张献忠的义子，若是他不英年早逝的话，后来能更多的调和几位兄弟之间的矛盾，南明永历朝的政治、军事局面不至于败坏的那么彻底。
有他在，孙可望会有更多的顾忌，也不敢贸然与李定国翻脸，他们同室操戈的可能性也会小很多。
其三，由于艾能奇的地位突出，尤其是在军中影响力颇大，他若在，会与李定国展开更多的合作，抗清复明的形势肯定会有大的改观。
昆明城丢失后，许多明军将领也不会那么着急的降清了。
因为他们降清，是对南明军事实力和国势衰落的绝望，孙可望降清，刘文秀病死，李定国独木难支。
换句话说，他若活得更久一些，南明永历政权会相对存在的更久一些。
其四，艾能奇若不英年早逝，大西军内部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分裂。
艾能奇死后，他生前的部队由冯双礼统领，划归孙可望属下。
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冯双礼部大西军一直唯孙可望马首是瞻，在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对原孙可望的部下“秦王军”实行歧视政策，导致了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深。
刘文秀反对李定国这样做，却因为手中没有多大的权力，人微言轻，徒叹奈何。
若是艾能奇还在，李定国肯定得掂量一下自己一意孤行的轻重和后果。
李定国实行歧视政策的后果是，原孙可望余部(包括艾能奇旧部)、刘文秀余部(兵马虽然少，但也有一定影响力)与他隐隐对立。
内部分裂，导致了后来艾能奇的旧部、刘文秀的旧部与李定国分道扬镳，加速了抗清斗争的失败。
四、身后之事 艾能奇死后，由于儿子艾承业年龄尚小，无法担当起统兵大任，孙可望以其所部兵马划归冯双礼统领。
后来，艾承业与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的女儿成婚，成为黔国公的。
永历十二年(1658)年底，清军逼近昆明城，永历帝决定向缅甸流亡，遭到了冯双礼、艾承业、陈建、王会等人的反对。
艾承业等人认为，出国避难是下下策，因为一旦流亡异国他乡，国内的复明势力势必无所瞻依，抗清复明大业也就无从谈起了。
既然艾承业无法劝阻永历帝流亡国外，便只有分道扬镳了。
艾承业、冯双礼等人带领着艾能奇生前留下的这支队伍和忠于刘文秀的部分将士，向四川建昌一带转移。
他们本想先在四川立足，而后联络夔东十三家的势力，继续进行着抗清复明的斗争。
但是，永历帝的迅速流亡国外，导致云南无兵可守，清军进入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将艾承业等人据守的四川建昌地区与夔东十三家据守的川东鄂西隔开，难以互通声息。
后来，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因为内部谭氏三兄弟内讧而失败。
谭诣杀害谭文，与谭弘一道降清，导致夔东十三家抗清复明势力遭受重创。
得知此噩耗后，建昌地区坚持抗清斗争的明军将士丧失了信心。
永历十三年(1659)四月，南明德安侯狄三品勾结汉奸，发动了叛乱。
不久，狄三品叛军抓获了冯双礼、艾承业等人，降清。
政府授以艾承业左都督职。
到清朝十四年(1675)，艾承业督军进攻辽西，得胜立功。
不久，他又奉旨南下，到南方前线与吴三桂的叛军作战，立下战功。
清朝平定后，艾承业除授顺天府尹，成为天子近臣。
可见，康熙帝还是比较器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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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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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奇士曾静：科场失意者的荒诞悲歌
他的一生如同一场荒诞剧，从科场失意的穷到策反朝廷重臣的“反清义士”，再到帝的座上宾与帝的刀下鬼，其命运跌宕堪称的缩影。
一、科场困局：寒门学子的精神崩塌 曾静（1679—1736年）生于湖南永兴的没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
他自幼攻读经史，却在之路上屡遭重创——县学生员身份已是其仕途顶点，此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
这种挫败感在雍正三年（1725年）达到顶峰：因湖南地狭人稠，他携弟子张熙、廖易赴川谋生，途经长沙时目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天象，将其视为天命所归的吉兆。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两年间家乡连遭水灾，流民遍野，时疫横行。
这种从“天命所归”到“人间炼狱”的认知撕裂，成为其反清思想的催化剂。
二、思想异化：遗著的致命诱惑 在人生至暗时刻，曾静购得吕留良诗稿，其中《钱墓松歌》的“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天荒地塌非人间”之句，与其所经历的民生凋敝形成强烈共鸣。
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主张，在曾静贫瘠的思想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
他开始在《知新录》中宣扬“春秋时，该做；战国时皇帝，该做”的荒诞理论，甚至将吕留良视为“明季皇帝”的不二人选。
这种将经典异化为政治宣言的行为，暴露出其思想体系的混乱与偏执。
三、策反闹剧：面前的权力臆想 雍正六年（1728年），五旬老童生曾静上演了其人生最荒诞的一幕：他派学生张熙携带亲笔策反书，跋涉数千里赴西安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
其策略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在策反书中，他罗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同时以“华夷之分”论证清廷统治的非法性。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他竟以后裔的身份要求岳钟琪“为宋廷复仇”。
这种将历史符号强行拼贴的政治幻想，在岳钟琪“焚香拜天、假意应允”的戏码中彻底破产。
四、帝王棋局：雍正的舆论控制术 曾静被捕后，雍正帝展现出高超的统御智慧。
他未如大臣所请将曾静凌迟处死，反而将其供词与自身谕旨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令曾静赴全国官学宣讲。
这种“以叛徒证圣明”的策略，实为对江南士族的舆论反制——当时民间流传着雍正“弑父逼母”的谣言，而曾静的现身说法恰成最佳辟谣工具。
更精妙的是，雍正将批判矛头引向已故的吕留良，对其开棺戮尸、族诛弟子，既转移了视线，又震慑了江南文脉。
这场持续五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舆论管控案例。
五、权力更迭：乾隆的清算与禁忌 雍正十三年（1735年）驾崩后，曾静的命运急转直下。
乾隆帝即位首日即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大义觉迷录》。
这种政策转向绝非偶然：乾隆深谙其父“以叛证道”的政治风险，遂以“大逆不道”之名终结闹剧。
更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同时赦免了因“案”被囚的岳钟琪，这种“杀其徒而用其将”的手法，彰显出新一代帝王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把控。
曾静之死，标志着雍正朝“以叛制谣”策略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清代文字狱进入更残酷的阶段。
六、历史镜像：失败者的文化标本 曾静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士人精神困境的极端呈现。
他既无的宗教动员能力，亦乏黄宗羲的思想深度，却妄图以之力颠覆王朝。
其策反书的逻辑漏洞（如以岳飞后裔身份策反岳钟琪）、行动计划的荒诞性（学生张熙变卖家产筹措路费），暴露出底层知识分子在王朝高压下的精神错乱。
后世史学家史景迁曾感叹：“这个自诩为蒲潭先生的读书人，终究只是权力游戏中的提线木偶。
” 在湖南永兴大布江乡的蒲箕塘，曾静故居早已湮灭，唯余电站管理所的残存石磨与家谱记载的龙形山墓地。
这个自称“南海无主游民”的落魄书生，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科举时代的挽歌——当八股取士的独木桥断裂时，坠落者或成李贽式的思想先驱，或如曾静般沦为权力祭坛的牺牲品。
而那段“皇帝与秀才”的荒诞对话，终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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