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代官员的收入：除了固定年薪还有“规费”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
【千问解读】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
知县年俸45 两，加养廉银600 两， 计645 两； 巡检年俸31.52 两，加养廉银90 两，计121.52 两；典史年俸31.52 两，加养廉银80 两，计111.52 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 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 名。
除8 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 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 两外，其余63 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 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 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年薪六两银过什么样的生活 两三千年来，中国内部市场向来有“一米压百价”之说，政府控制以外的物价都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
清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苏州府织造(相当于中央直属纺织局长)奏报皇上说：“至于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
这是在“鱼米之乡”，川北地区江油县应在每石1.5 两左右。
县吏们一年的6 两银工资当买4 石大米。
清至时期，大米每石300 斤，4 石为1200 斤。
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 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江油县吏年工资相当于今2400 元，平均每月仅200 元。
近几年，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 元，由此可见，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竟比现在的“低保户”还差一截，自己都难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
县太爷的折中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也绝不会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的。
据清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
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
” 原来，县吏们除6 两银子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
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
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补贴吧。
“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费条规”规定：“寻常词讼一案，差役传唤，无论原、被告人数多寡，原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二两)，被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三千文”，“刑房送案开单，每案原告共给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被告共给钱一千文”，“寻常案件，刑仵下乡斟验，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告各给夫马钱四百文，各给饭食钱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数加增，最远者以三千文为止”，“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原、被告给夫马饭食钱，均如刑房之数……”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 两银子。
江油县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 件计收费可达3400 两，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之多。
这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 两作为77 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是可能的。
按当时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银10 两计，一名县吏一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6 两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五六十两，供养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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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官阶考：清代武臣的品级跃迁与历史定位
作为二十一世孙，这位汉人大将军在、、三朝的官阶变迁，既折射出清代武官制度的特殊性，也暗含着满汉权力博弈的深层逻辑。
一、早期仕途：从游击到提督的品级跨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岳钟琪以 弃文从武 之姿获得游击将军之职，此职为从三品武官，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少将军衔。
这一任命虽非顶格，却为其军事生涯奠定了制度基础。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定西藏叛乱时，其以副将（从二品）身份率精锐先锋，展现卓越军事才能，战后即被擢升为四川提督（从一品），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提督作为省级军事长官，在清代官制中与总督同为从一品，但实权受总督节制。
岳钟琪在此任上，通过 剿抚并用 策略平定郭罗克三部落叛乱，仅用七十余日便收复失地，其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的双重展现，为其后续升迁埋下伏笔。
二、权力巅峰：川陕总督的从一品实权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倒台后，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这一任命使其成为清代首位执掌三省军政大权的汉人总督，其品级虽仍为从一品，但实权已超越常规总督。
作为陕甘总督的前身，川陕总督辖地涵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统辖兵达二十万之众，相当于现代西部战区司令员兼三省军区总指挥。
在此任上，岳钟琪推行 政策，强化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控制。
其独创的 以番制番 战术，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发挥奇效，七千精骑破十万叛军，创下清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这些功绩使其获得 衔，虽为虚职，却象征着超品级的政治地位。
三、跌宕起伏：大将军到阶下囚的品级沉浮 雍正七年（1729年），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正一品）身份率西路军征讨准噶尔，这是清代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品级。
然而，通伯斯之战的失利使其陷入政治漩涡，雍正十年（1732年）以 误国负恩 罪被夺官下狱。
从正一品大将军到大牢，其品级落差堪称清代之最。
这一戏剧性转折，既源于军事决策的失误，更暴露出满汉权力结构的脆弱性。
作为唯一执掌兵马的汉人将领，岳钟琪的崛起本就触动着满洲贵族的敏感神经。
其被捕时，刑部定罪文书特别强调其 汉人 身份，折射出清代官僚体系中品级与族群的复杂关联。
四、晚年复起：从总兵到提督的品级回归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十二岁的岳钟琪以四川提督（从一品）身份重出江湖，参与大小金川之战。
其提出的 南北夹击、直捣中坚 战略被采纳，更以十三骑入勒乌围大营劝降莎罗奔父子，展现老将风范。
此次复出虽未恢复总督之职，但四川提督的实权地位，使其得以在西南边疆发挥余热。
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在镇压重庆陈琨叛乱途中病逝，乾隆帝追赠 襄勤 ，赐祭葬如例。
其最终品级定格在从一品，但历史评价早已超越品级范畴——乾隆帝将其列为 五大功臣 之一，称其为 三朝武臣巨擘 ，这种超品级的认可，标志着其历史地位的最终确立。
在清代官僚体系的金字塔中，岳钟琪的品级轨迹犹如一条跌宕的曲线：从从三品游击到正一品大将军，再到阶下囚，最终复归从一品。
这种沉浮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写照，更折射出清代武官制度的深层矛盾——当个人才能与族群身份发生冲突时，品级制度往往成为权力博弈的遮羞布。
岳钟琪的案例证明，在的官僚体系中，品级终究是皇权的工具，而真正的历史评价，永远属于那些超越制度桎梏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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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官阶考：清代武臣的品级跃迁与历史定位
作为二十一世孙，这位汉人大将军在、、三朝的官阶变迁，既折射出清代武官制度的特殊性，也暗含着满汉权力博弈的深层逻辑。
一、早期仕途：从游击到提督的品级跨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岳钟琪以 弃文从武 之姿获得游击将军之职，此职为从三品武官，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少将军衔。
这一任命虽非顶格，却为其军事生涯奠定了制度基础。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平定西藏叛乱时，其以副将（从二品）身份率精锐先锋，展现卓越军事才能，战后即被擢升为四川提督（从一品），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提督作为省级军事长官，在清代官制中与总督同为从一品，但实权受总督节制。
岳钟琪在此任上，通过 剿抚并用 策略平定郭罗克三部落叛乱，仅用七十余日便收复失地，其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的双重展现，为其后续升迁埋下伏笔。
二、权力巅峰：川陕总督的从一品实权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倒台后，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这一任命使其成为清代首位执掌三省军政大权的汉人总督，其品级虽仍为从一品，但实权已超越常规总督。
作为陕甘总督的前身，川陕总督辖地涵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统辖兵达二十万之众，相当于现代西部战区司令员兼三省军区总指挥。
在此任上，岳钟琪推行 政策，强化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控制。
其独创的 以番制番 战术，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发挥奇效，七千精骑破十万叛军，创下清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这些功绩使其获得 衔，虽为虚职，却象征着超品级的政治地位。
三、跌宕起伏：大将军到阶下囚的品级沉浮 雍正七年（1729年），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正一品）身份率西路军征讨准噶尔，这是清代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品级。
然而，通伯斯之战的失利使其陷入政治漩涡，雍正十年（1732年）以 误国负恩 罪被夺官下狱。
从正一品大将军到大牢，其品级落差堪称清代之最。
这一戏剧性转折，既源于军事决策的失误，更暴露出满汉权力结构的脆弱性。
作为唯一执掌兵马的汉人将领，岳钟琪的崛起本就触动着满洲贵族的敏感神经。
其被捕时，刑部定罪文书特别强调其 汉人 身份，折射出清代官僚体系中品级与族群的复杂关联。
四、晚年复起：从总兵到提督的品级回归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十二岁的岳钟琪以四川提督（从一品）身份重出江湖，参与大小金川之战。
其提出的 南北夹击、直捣中坚 战略被采纳，更以十三骑入勒乌围大营劝降莎罗奔父子，展现老将风范。
此次复出虽未恢复总督之职，但四川提督的实权地位，使其得以在西南边疆发挥余热。
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钟琪在镇压重庆陈琨叛乱途中病逝，乾隆帝追赠 襄勤 ，赐祭葬如例。
其最终品级定格在从一品，但历史评价早已超越品级范畴——乾隆帝将其列为 五大功臣 之一，称其为 三朝武臣巨擘 ，这种超品级的认可，标志着其历史地位的最终确立。
在清代官僚体系的金字塔中，岳钟琪的品级轨迹犹如一条跌宕的曲线：从从三品游击到正一品大将军，再到阶下囚，最终复归从一品。
这种沉浮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写照，更折射出清代武官制度的深层矛盾——当个人才能与族群身份发生冲突时，品级制度往往成为权力博弈的遮羞布。
岳钟琪的案例证明，在的官僚体系中，品级终究是皇权的工具，而真正的历史评价，永远属于那些超越制度桎梏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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