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将邓艾之死的背后蕴含了什么道理?

邓艾之死,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个职场课题:面对猜忌心严重的上级,如果只想着把事情做好,而
【千问解读】
邓艾之死,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个职场课题:面对猜忌心严重的上级,如果只想着把事情做好,而不惜违背基本的权力规则,大概率会被整得很惨。
为了便于理解,先讲个身边的例子。
多年前,笔者有个朋友,是一个国企的部门经理,上面的直接领导是总监,再往上是副总经理、总经理。
某一年,这个总监因病休假,在副总经理的支持下,当年的公司项目由我这个朋友接手。
没想到的是,当年的项目成果大大超过了往年;至于原因,其实大多是行业形势的加持,也有些偶然运气成分,我朋友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他只是恰好处在那个位置上。
但我这个朋友当时年轻啊,认为自己能力相当不错,言语之间颇为自得。
现实很残酷。
没多久总监归来,对我这个朋友痛下杀手,想方设法地架空、边缘化,甚至还另外扶植了一个同事升为经理。
由于该总监与总经理关系密切,副总经理为了稳定也装聋作哑,我那位朋友最终成了炮灰,黯然离职。
为什么一个立下功劳的员工,不仅没被提拔、甚至因此招祸?这就是现实版的功高震主。
在一些体系下,相对于集体的得失,某些领导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
遵照这种逻辑,如果下属取得了一项显著成绩、但这位领导却没有在其中占据主要角色,那他/她一定会对相应的下属痛下杀手。
基本上是成绩越大,下手越狠、整得越惨。
所以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种微妙的现象,在许多企业中,一些人做出了成绩,首先会感谢领导,诸如“在XX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得益于XX总的大力支持与领导”等等。
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领导也许压根没参与此事。
这不是腹黑,只是针对现实的人性所作的自我保护性妥协。
而作为灭蜀的头号功臣,邓艾却惨遭杀害,就是因为没有妥协。
公元263年8月,在洛阳,整队誓师,下令进攻蜀汉。
将军邓敦只是提了一嘴“时机未到”,就被司马昭杀头示众。
司马昭之所以这么决绝,其实有自己的“苦衷”: 首先,在公元260年,他的手下带人当众杀了不听话的,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纵然司马家族权势滔天,也架不住的口诛笔伐、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
为了有所表示,司马昭拒绝了期待许久的“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的待遇; 其次,近年来屡屡北伐,虽然基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曹魏也不得不多次兴师动众、疲于应对。
司马昭对此非常不满,他怕有人指责自己治国无能、无法威慑敌国。
为此,他甚至寻思着派人前去刺杀姜维,就像当年暗杀一样。
在从事中郎荀勖的建议下,司马昭找到了一个彻底扭转人心、提升自己权威的好办法:灭蜀。
说到底,当时的他还是曹魏的人臣,想要更进一步,名正言顺地加九锡、封晋王,有什么比灭掉敌对政权来得有效呢?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的规则:灭蜀这一成就,只能是司马昭的;只有创造历任曹魏皇帝梦寐以求的辉煌壮举,他才能从法理上将曹魏扫进历史的角落。
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与国力优势,曹魏灭蜀按理说问题不大。
所以,剧本应该是这样的:遵从大将军、大都督、录尚书司马昭的批示与指导,钟会、邓艾、、卫瓘等人各司其职、,圆满完成了组织交予的任务;这个功劳是全体将士的,但说到底还是有赖于领导司马昭领导有方、决定正确、支持到位。
顺理成章地,司马昭权威再上新台阶,篡魏不在话下。
然而,邓艾却没按这个剧本来。
其实开战以后,在各路魏军的配合协作下,姜维率领的蜀汉主力形势极为不利,屡屡落败的情况下只能退守剑阁。
鉴于当时的蜀廷弄权、政治腐败,姜维得不到有力支持,钟会的主力获胜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由于各路魏军捷报频传,到了十月,司马昭已成功地被封晋公、加九锡,距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但谁也没料到,到了11月,邓艾的偏师竟然从小道插入蜀汉腹地,杀死、逼迫投降。
一时间,风头全部转移到这位一线将领身上了。
原本这样问题也不大,得到蜀汉投降的消息后,识相地正式任命司马昭以相国身份统摄朝政,进一步合法合规地交出了政权。
司马昭的目的基本达到,如果前线的将领有一丁点儿眼力劲,结局极有可能是的。
但接下来,邓艾的一步步举动,却让司马昭非常不愉快。
首先,进入成都后,邓艾“依故事,承制拜禅行,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
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
也就是说,他模仿当初大将邓禹的惯用做法,授予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他官员要么被任命为曹魏官员,要么出任邓艾部属。
随后,他又上书司马昭,表示自己对下一步的动作已经形成了初步规划,比如留下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在蜀地煮盐炼铁,以备军需;反对将刘禅送往洛阳,而是封为扶风王、安置在扶风郡,以招降东吴...... 司马昭的回应是这样:任命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任命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
同时密令卫瓘提醒邓艾:“以后诸事必须先汇报,不得擅自做主。
” 由此可见,之前邓艾在成都的一系列安排,都是他自己的主意。
同时,司马昭给予他三公之职、二万户的爵邑(当初辅政,也只是一万户),其实也是明确告诉他:你的荣誉已经到顶了,如果再按照你的规划安排刘禅、对付东吴,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奖励给你? 可惜的是,邓艾已经被自己的辉煌成就冲昏了头。
面对卫瓘的提醒,他不仅不听从,甚至当面嚷嚷:“《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 面对司马昭的明示,邓艾不仅不紧急刹车,甚至还搬出了儒家经典来给自己寻求合理性。
他以社稷、国家来压司马昭,难道不明白这个社稷是司马昭的吗? 下属恃功而骄、不服管控、挑战权威、争夺荣誉,司马昭杀心已起,至于钟会的告状,只是个合理的借口罢了。
巧的是,随后钟会试图谋反,两个灭蜀功臣终于先后被搞臭,司马昭的伟光正形象再次被强化。
这再次证明,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人性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提升,只不过是换了个包装与体现形式而已。
纵观古今,邓艾的遭遇又有什么稀奇?也许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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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智谋与董卓之死: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允这位机智的政治家策划了一场针对董卓的暗杀行动。
本文将探讨王允如何利用智谋杀死董卓,以及他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
一、王允的背景与动机 王允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官员,他在朝中担任司徒,对董卓的专权统治深感不满。
董卓的暴政不仅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抗,也在朝臣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
王允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国家的稳定和民众的疾苦将无法得到缓解。
因此,他决定设计一个计划,以结束董卓的暴政。
二、策划与执行 王允的计划充分利用了董卓身边的人物——吕布。
吕布是董卓的养子,也是一位勇猛的将领,但他与董卓之间存在着裂痕。
王允通过策动和加深这两人之间的矛盾,最终促使吕布背叛董卓。
在王允的策划下,吕布趁董卓不备,将其刺杀。
这一事件被称为“吕布杀董卓”,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事件之一。
三、影响与后果 董卓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整个洛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这一行动不仅结束了董卓的统治,也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埋下了伏笔。
然而,董卓死后,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为了争夺权力,导致了更为混乱的局面,长安和洛阳等地区遭受了更大的破坏。
结语: 王允通过智谋成功地设计了杀死董卓的计划,这一行动虽然短期内结束了董卓的暴政,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
王允的行动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但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在历史洪流中的局限性。
三国鼎立的缔造者:曹操、孙权、刘备的政治博弈与才能比较
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位杰出的领袖在这一时期中脱颖而出,他们的英明决策和卓越才能使得魏、吴、蜀三个政权能够形成鼎立之势。
本文将探讨这三位领袖如何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并比较他们各自的政治能力。
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以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统一了北方,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孙权作为东吴的领袖,继承了父兄的遗业,巩固了江东的统治,并在赤壁之战中与刘备联手,成功抵抗了曹操的南侵。
刘备则凭借其仁德的形象和诸葛亮等一批贤臣的辅佐,逐渐扩大势力范围,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
这三位领袖各有所长,但刘备相比曹操和孙权最大的优点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民心所向。
刘备以仁爱著称,他的“王道”政治理念吸引了大批人才和民众的支持。
这种以德服人的领导风格,使他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
至于曹操、孙权和刘备谁的政治能力更高,这实际上很难一概而论。
曹操以其果断和残酷著称,他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都非常出色;孙权则以其稳健和审时度势著称,他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局势;刘备则以其仁德和民心所向著称,他的政治理念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三人各有特点,但都具备高超的政治能力。
结语: 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位领袖的政治才能和决策智慧共同塑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他们的不同领导风格和政策选择反映了各自政权的特点和优势。
刘备的仁德政治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不及曹操,但在赢得民心和支持方面却有其独到之处。
三国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政治能力和领导风格都有其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来发挥自己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