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为什么没有人亡政息，反而继续发扬光大？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迫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他的变法却被保留了下来
【千问解读】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迫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他的变法却被保留了下来。
凭借着这套变法，秦国越打越强，终于蚕食六国，并吞八荒，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大业。
那么，为什么没有像历史上大部分改革那样人亡政息，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了呢?从商鞅被车裂到秦国统一全国，相隔百年，为什么其他诸侯国不能效法商鞅变法以图自强呢?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图 影视剧中的商鞅形象 秦国能够对外保持极强的攻势，主要依靠的是军功爵制，这是商鞅变法中非常外显的一部分。
简单的说，就是秦国的士兵每砍下敌军一个人头，官府就赏给他1级爵位、1倾田产、9亩宅基地、1个奴仆，军功爵位共有十八级(时增加到二十级)，达到五级及以上就能成为军官。
因为军功爵制的存在，秦兵在战争中积极性极高，甚至出现了腰间别着人头在战场上冲杀的场面，因而也有了“虎狼之秦”的威名。
六国畏秦如虎，但他们如果要效法商鞅变法特别是秦式的军功爵制，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
因为当时的六国都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无地可分。
如果没有土地，爵位就只是一张口头支票。
而商鞅变法，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将这种承诺落到了实处。
当时的秦国，内忧外患，改革图强的呼声极高。
商鞅在支持下，第一年就以强势手段重新划分了国内宗室公卿官吏的土地，所依据的就是首发先声的军功爵制。
图 秦孝公与商鞅 此举显然极大损害了国内的即得势力，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商鞅变法，高潮时一度发展到数千人到宫门外情愿，废新法，驱商鞅! 然而秦孝公却不为所动，坚决支持商鞅变法，并把这些宗族豪强都迁到了边城(可见当时秦国的君权已经十分强大)。
甚至于，还规定了宗族子弟没有军功将会被除籍的严酷制度。
如果变法仅止于此，那么秦孝公死后，变法必然会夭折，那些被损害了的人必然疯狂反扑，商鞅岂止于车裂，其变法也必然立时崩坏。
图 商鞅之死 许小年在《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中提出改革的两种类型：突破性改革和修补型改革。
修补型改革最终都失败了，能够成事的只有突破性改革，因为它实现了新老势力双赢的结果。
商鞅变法就是一种突破性改革。
在打压了第一轮反对浪潮后，秦国又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让一大批新的军功贵族冒出(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旧贵族的合作势力)。
秦孝公迁都咸阳后，又进一步推行新的土地制度(“废井田，开阡陌”即土地私有化)、新的行政制度(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编订户口，革除戎狄风俗(大家族群居改为小家庭单独立户)。
在制度上保证了国家财税的充足，也为军功爵制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通过一个个小家庭户口征税和征兵，又通过战争不断收进土地，再按军功爵制分配土地，让更多小家庭涌现。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运转的闭环。
秦国在百年统一战争中屡屡受挫，却打不垮，打不弱，反而越战越强，诚然与秦国有崤山天险的地缘优势有关，也与六国无法真正同心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秦国这套耐力极强的制度。
图 秦孝公 当然靠战功获得土地不可能毫无限制，因为土地总有分完的时候。
于是秦国又规定，军功爵达到九级以上就不再轻易授予土地，而是改用税邑的方式补偿。
土地有极限，财富无尽头。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秦国才真正实现了强势崛起。
而随着时间推移，原先旧贵族势力也完成了转变，适者生存，强者更强，他们中有的甚至还通过军功取得了比之前更显赫的地位。
到最后，秦国举国上下都成了变法的受益人，那么又有谁还会去反对它呢? 商鞅之死，实是人们对其个人在变法过程中“刻薄少恩”的愤恨，而不是对其变法的清算。
史载，商鞅死，“秦人不怜”。
那么，六国为什么没有借鉴秦国的变法经验呢?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
六国的情况各有不同，虽然他们中也有的推行了郡县制、类军公爵制等制度，但土地制度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六国无法复制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
战国前期曾称霸一时的，其所施行的“”制度也是一种按军功授田的制度，但获益的对象仅限于“魏武卒”，也就是军中的精英部队而已。
更何况，随着魏王的滥赏(曾一次性赏赐了八千倾土地给几个贵族，而当时一倾土地就足以养活一家人了)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最终连这种不完全的制度都无法维持，更何况秦国那种全民都能获田的制度了。
图 魏惠王时魏国衰落 其他几国，南边的楚国军政长期被昭、景、屈、项等世家大族把持，君主集权程度是六国中最低的。
楚国要借鉴推动商鞅变法，很可能连第一步都走不出去。
东边的，虽有稷下学宫这样的学术中心，但军政也被贵族垄断，要撼动这颗枝叶繁茂的大树太难了。
何况齐鲁文化也与秦国截然不同，比如齐鲁对工商业的态度，就和商鞅的背道而驰。
韩、燕两国，实力最为羸弱。
最倒霉，四周都被强国环绕，谁都能来插一脚，根本无力推动改革。
倒是有改革称雄的决心，但可惜长期被如虐狗般吊打，而且内乱不断，之后，内政更是趋于保守。
与秦国军政最为接近的是赵国，但在土地政策上，赵国和列国一样都趋向于优先满足贵族阶层的需求，最终导致其耐力不足。
而在军事上又总是喜欢在关键时刻以宗室代替大将(代、赵葱代)，错失了一次次大的机会，终于在秦赵争锋中败下阵来。
归结起来一句话，六国因土地政策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无法效法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是根源。
其他因为国内外形势、地缘、执政理念和机遇的各种不同，导致他们没有效法商鞅，则是外因。
六国除韩、燕以外，魏、楚、齐、赵都曾称雄一时，但最终衰落，被后起的秦国吞灭，不得不说，商鞅变法的不可复制性，是其中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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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为什么没有参与彭城之战？他当时在做什么
就在此时，韩司徒、常山王，以及河南王申阳先后来投，汉王势力大增。
有了居中运筹帷幄，汉王自觉没有也没关系，于是在十一月份返回关中，收回了韩信的兵权，重新调兵部将：他亲自率汉军主力及归降诸侯军，东伐西楚，与韩信一文一武则继续留守关中，萧何负责整治郡县恢复生产及征发秦民创建新军，韩信负责训练新军及平灭三秦王残兵。
其实，汉王自始至终还是更信任更欣赏张良的。
虽然韩信在“汉中对策”及“还定三秦”中表现的确出色，但在汉王眼中：张良身份高贵，智计出众，生性淡泊，神仙一般的人物，堪称帝王之师;韩信嘛，很会打仗，但身份低微、孤傲自负、忠奸不明，最多不过众犬之中最凶猛的一只而已。
既然有了张良在旁画策，汉王也就不再需要什么大将军了，终归还是兵权在自己手里更保险。
汉王用人的原则便是：绝不可将兵权长期放在一只功狗身上，否则狗若成虎，必成大患! 韩信被留在了后方，心中自然郁闷，但闷则闷矣，他却一点儿没有懈气。
因为他明白，汉王与张良根本不是的对手，有再多兵也不是，他们迟早会回来找自己的。
——汉王你等着吧，我会让你明白：你要夺取天下，就不能没有我。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在关中多训练一些新军来，让大汉赢也赢得起，输也输得起。
再说，将一群农民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战士，对一个兵家而言，不同样是得展所学么? 韩信终于成熟了，面对挫折，他已经能够成熟应对，再不轻易动摇。
一个人成功，就得志在要成功，不能丝毫踌躇。
成功不会落在一个性情脆弱的人身上，永远不会。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汉二年三月，关中初定，汉王便携张良率大军自临晋渡河出关，降，虏殷王卬，得奇谋之士，宣布项羽弑义帝为大逆无道，召集天下诸侯共击之，赵王赵歇、代王，以及梁地武装部乃先后加入了以汉为首的反楚同盟，趁项羽还在齐地平乱，而集合了足足近六十万诸侯盟军朝项羽大本营彭城攻去! 这时候，韩信派人寄了封信给汉王劝他不要急于进攻彭城，言曰：“大王虽得诸侯军六十万，然未与项王会战，臣观项王势力，仍在强盛之际，大王切不可。
不如遣兵助齐而将项王先拖在齐地，然后遣一辩士策反九江布，而剪楚之羽翼，绝楚之粮线，待楚军孤立无粮，日渐疲敝，延至明年，大王乃鼓兵而东，乘其敝而与之敌，臣知其必胜矣!” 汉王不以为然：当初你小子只有区区数万兵，就能席卷三秦，现如今有了足足六十大军，大半个天下的兵都在这儿了，如此还打不过项羽，可能吗? 于是汉王回了一封书给韩信，无非就是说杀鸡焉用牛刀，寡人身边有张良陈平两大谋士，还有两大猛将，且天下豪杰云集麾下，对付项王绰绰有余，大将军您还是好好呆在关中训练新军吧，不要再阴天打伞瞎操心了! 韩信收到信后一声长叹：张良陈平聪明是聪明，但他们精通的是阴谋术与纵横家的学问，论军事部署，他们不行的;曹参周勃等人，又全都是一将之才，只能跟钟离眛季布之流过过招。
汉王本人，则最多只有指挥十万人军队作战的能力，而此次要协调与调动足足六十万诸侯盟军的作战布防，这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指挥能力，一旦要打硬仗，必定会吃大亏的! 不过，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否则他咋会看清楚我韩信的重要性呢? 汉王啊汉王，没有我你永远干不过项羽的，快点儿觉悟吧!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韩信所料，彭城一战，汉王打得烂透了，近六十万大军，被项羽三万打的，溃不成军，连汉王自己都差点成了楚军的阶下之囚。
彭城之战是项王军事生涯的巅峰，亦是汉王此生最惨痛的一败，此战来势之猛，消散之速，用东南亚大海啸来比拟亦黯然失色，它简直就像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霎那间天昏地暗，霎那间又烟消云散，只见大地白茫茫一片，除了尸骨成堆，什么也不见。
惨哪!一夜之间，六十万大军损伤近半，尸体堆的几乎给睢水建起一座血肉大坝。
最终，汉王光杆司令般逃到了下邑(今安徽砀山县，西距彭城约两百里)，收集残兵败将，开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反思。
一个王者的荣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日月流转，永不停息。
一个王者的伟大，也不在于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在失败中反思失败，屡败屡起，永不认输! 跟他一起反思的，还有汉军头号谋士张良。
经此役后，张良认识到自己绝非一个玩儿军事的料，论天下将才，到底还是人家项羽和韩信最厉害啊! 汉王亦是同样的想法，先前他因疑忌韩信及轻视项羽，而遭此大败。
他后悔不送，因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重振旗鼓再战，于是便与张良计议说：“子房啊，干脆，函谷关以东，老子不要了，送人，谁能帮我干掉项羽就送给谁!你看这天下，谁值得我送?” 一旁的周勃曹参等人羞愧的低下了头。
张良心中暗自好笑，关东之地如今本也不是你的，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作奖品，汉王果然狡黠，不过口中却回答道：“九江王，楚枭将也，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
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
大王若割地与此三人，共谋破楚，楚必败矣!”言语之间，稍有责怪刘邦未有属韩信以大事、导致彭城惨败之意。
可汉王脸上的愧色只是一闪而过，继而笑道：“子房所言甚是，寡人必当联结信布诸雄，同破项王，共享天下!” 张良的下邑画策，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亦彻底转变了汉王对韩信的态度。
汉王终于再没把韩信当成一只狗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把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他指挥，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跟他同盟，与他合作，放手信任他，让他，才能真正打败强大到令人战栗的西楚战神项羽。
张良的下邑画策中虽有三人，但最关键人物还在韩信。
如果韩信不帮汉王打几场胜仗将局势稳住，纵使张良陈平这些谋士们有再多的纵横之术反间之计，也无法将英布彭越这些关键人物拉到汉阵营这边儿来。
因为乱世里最终讲究的还是实力，所谓辩士一言可抵，实际靠的是“一言”背后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非空言也! 于是，汉王紧急使人去关中请韩信来救火。
眼下汉军大败，楚军追击正急，问天下谁可阻挡项羽的兵锋，唯有韩大将军! 韩信想也没想，就带着刚训练好的关中新兵出发了。
临走之前，他命令围困废丘的部队堵住雍河下游，放水淹城，顺手灭掉了这位坚守不降的拗脾气雍王，以消除后顾之忧而轻装前进。
既然汉王与张良已经想通，韩信自然也就就不计前嫌了，归根到底，他们坐的是同一条船，船长有难，韩信不能见死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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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电视剧里明朝读书人都爱习武？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
明朝，并不是只有政治气氛肃杀的、，在与平民阶层中所展现的，又是不同的风景。
明朝直到灭亡，都一直有着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和流寇这四大外患隐忧，可说整个明朝一直都在与这些外患打仗，也导致整个社会军事气氛相当浓重。
明朝也极为重视边区(云贵地区)开发，而开发就会与当地的居民起冲突，有冲突就有战争。
明朝因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让城市发展越发兴盛、商业发达，从明代小说《》中的描绘，可以看出在大运河的发展下，明代士人很重视城市生活，广交居住在城市的友人、乐于花钱挥霍。
这样繁荣的江南城市，也是明政府积极处理倭寇问题的原因。
和蒙古人不同，倭寇直接搭船南下，明朝最为繁华柔弱的地区。
倭寇们擅于近身战、游击战，长长的倭刀(中国古代对日本刀或仿制日本刀的称呼)一出鞘，便是死伤无数，让居住在江南地区的士人从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官府需加强边防与个人需要习武防身的危机感。
因为倭乱的关系，也刺激各个地方人士聘请习武之人，召集乡里平民一起学武自保。
地方上的动乱，也加深了明朝尚武风气，从官员到下层百姓，无一不习武，无一不以有一身武艺自豪。
从隋唐时期建立的制度，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特别是形成八股文“代圣立言”的传统，已经变成禁锢考生思想的牢笼。
而且庞大的科举压力，让这些读书人希望能跳脱科举的框架，想寻求不一样、充满刺激的人生，这就是明代士人的任侠心态。
这些不甘于现实，又因考场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因此纷纷走上习武的道路，成为除了科举考试外另一个出口、更是他们的生命追求。
由于内忧外患战事不断，明代士人一方面希望透过军事表现、战场功绩走上顺遂仕途，另一方面也期望透过习武获得的能力为国家安危尽一份心。
翻开，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都是科举文人出身，从战术兵法规划到决策指挥都是文人。
不仅如此，他们也相当推崇文武双修、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与学问家。
像是明代儒学思想家王阳明，不仅有后世人所研究的“阳明学”，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建树，平定江西乱事、擒获起兵叛乱的宁王，成为明代士人的武功典范与偶像。
王阳明的墓志铭透露了他一生中各个阶段时期的喜好志向：“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王阳明15岁时，跟随父亲至北京，并偷偷出长城观察蒙古人：“宪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
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 王阳明在28岁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但后来因宦官专权揽政，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但之后平定江西、擒拿宁王等一连串功绩，让王阳明之后的官途相当顺遂，放眼整个明朝是个突出的例子，但绝不是特例。
除王阳明之外，明朝还有个想当大将军不想当皇帝的皇帝─。
，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换个角度看不也是追求武学、向往武侠的表现吗? 到明代后期，士人尚武风气已经到了“不知兵为耻"，甚至还会鄙视那些凭借一身武功，攀权附贵之人，将武功的标准提升到一个道德观感，对那些会几个拳脚功夫，就索要或是坐拥大官之位的人相当不屑。
这些在茅元仪(明代大儒茅坤之孙)《暇老斋杂记》记载：当东奴(满洲)初起，朝廷求才之法虽不如十科取士之广，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为耻……或力能挽强，技能舞剑，无不挟所长，以游于贵人之门……骤猎美官而去……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将。
"社会风气使然，造成用高标准看待习武求官之事。
由此可见，许多武侠小说作者选择明朝并非没有原因或道理，这样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习武为侠的风气，从士人留下的书信记录都告诉后世，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商品城市经济繁荣却又让人不安，才造就侠气纵横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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