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及第”是什么意思？历史上获得这个殊荣的有哪些人？
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
三元及第指的是科举时代乡试、
【千问解读】
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
三元及第指的是科举时代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
我国古代的历经改革，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最为正规的科举程序。
以为例，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要参加秋闱的人需要先通过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童生”，通过考试后称为生员，又称为庠生，俗称。
成为秀才才能参加乡试，通过乡试后称为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一般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春闱。
参加会试的是通过乡试的举人，通过会试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主试的考试，考策问。
参加殿试的是通过会试的贡士，通过后称为。
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
在乡试、会试、殿试均取得第一名，也就是连续考取解元、会元、状元，被称为“三元及第”，也称“”。
三元及第有哪些人? 我国历史上获“三元及第”殊荣的至少有16人。
唐 崔元翰河北定州人(公元729—795年) 张又新深州陆泽人(生卒不详) 武翊黄字坤舆，官大理卿。
工正书，元年(八二一)所撰唐张诚碑，为其所画。
《唐书宰相世系表》、《金石录》。
府选为解头，及第为状头，宏词为敕头，时号三头，生卒不详。
史上记录其人其事甚少，然此人确系“连中三元”，吾在这里为其正名。
两宋 孙何蔡州汝阳人(公元961一1004年) 山东益都人(公元978—1038年) 湖北安陆人(公元996—1069年) 杨置安徽合肥人(公元1014一1042年) 冯京广西宜州龙水人(公元1021—1094年) 王岩叟山东临清人(公元1061年明经及第) 金 孟宗献河南开封人(生卒不详)，字友之，号虚静居士，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癸未科状元。
元 王宗哲河北无极人(生卒不详)元至正八年(1348)左榜状元。
授翰林国史院修撰。
明 黄观安徽贵池(1364—1402)(连中六元) 李骐，福建长乐人(1378—1425)。
永乐十五年福建解元，永乐十六年会元、状元。
商辂浙江淳安人(公元1414—1486年)(1435年乡试第一，之后屡试不中，10年后会试第一，继而殿试第一，为正统十年乙丑科状元。
严格地说商辂不能称之为“三元及第”，而应该叫做“独中三元”。
) 清 钱棨江苏苏州人(1734—1799)。
辛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修撰。
28岁以县、府、院试三个第一考上秀才。
乾隆四十四年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公元1781年进京会试，得中第一名会元;同年紧接着在殿试中，又摘得状元桂冠，从而成为第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 陈继昌广西临桂人(1791—1849)。
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
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于清二十九年(1849)。
清二十五年(1820)状元。
授职修撰。
由于陈继昌抱病应殿试而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声名大振。
察考又得第一，故又有“三元及第”之称。
他是中国科举史最后一位“三元”状元。
。
此外，历史上也出过四位“武三元”。
其一是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
今存南京“三元巷”以示纪念。
其二是明朝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千户。
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其三是清朝顺治年间，也是浙江人王玉璧，连中武科三元。
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
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
其四是清朝乾隆年间顾麟，曾中乾隆壬申榜顺天乡试解元，后连捷为甲戌科会元。
乾隆十九年九月，顾麟又在天下数以百计的贡士中独占鳌头，中武状元，授头等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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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重农抑商”之根：封建王朝的经济抉择
这一政策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有着深刻的根本原因，其背后蕴含着封建王朝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考量。
一、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以农业为核心，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主要用于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求。
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经济的核心，农业是赋税和地租的主要来源。
重农直接保障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维护土地所有制即巩固了封建统治根基。
例如，在变法时期，秦国就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采取奖励耕织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
这一政策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后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能为国家的战争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
二、政治考量：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从政治层面来看，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封建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和充足的兵源，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而农业恰好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能够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
农民们通过耕种土地，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等赋税，这些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农民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兵源，他们在农闲时期可以被征召入伍，为国家的战争提供人力支持。
此外，商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财富的集中，这可能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商人的流动性大，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且，商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果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可能会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构成挑战。
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减少人口流动，确保税收与兵源，同时抑制商人阶层崛起对统治权威的潜在威胁。
三、社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与伦理秩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方面。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们长期定居在土地上，从事耕种活动。
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而商业活动往往会导致人口的流动和职业的转变，这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
例如，如果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可能会导致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强调“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
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停滞的生活伦理。
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
在这种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往往被视为“末业”从业者，社会地位较低。
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强化了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四、地理环境：封闭大陆的客观制约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
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生产成为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不同，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难以与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封建统治者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更倾向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影响，也与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制约。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它妨碍了萌芽的滋长和封建制度的解体，阻碍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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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重农抑商”之根：封建王朝的经济抉择
这一政策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有着深刻的根本原因，其背后蕴含着封建王朝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考量。
一、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以农业为核心，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业品主要用于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求。
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经济的核心，农业是赋税和地租的主要来源。
重农直接保障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维护土地所有制即巩固了封建统治根基。
例如，在变法时期，秦国就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采取奖励耕织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
这一政策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后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能为国家的战争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
二、政治考量：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从政治层面来看，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封建王朝，统治者需要确保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和充足的兵源，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而农业恰好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能够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
农民们通过耕种土地，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等赋税，这些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农民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兵源，他们在农闲时期可以被征召入伍，为国家的战争提供人力支持。
此外，商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财富的集中，这可能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威胁。
商人的流动性大，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且，商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果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可能会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构成挑战。
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减少人口流动，确保税收与兵源，同时抑制商人阶层崛起对统治权威的潜在威胁。
三、社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与伦理秩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方面。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们长期定居在土地上，从事耕种活动。
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而商业活动往往会导致人口的流动和职业的转变，这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观念。
例如，如果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可能会导致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同时，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强调“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
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时刻威胁小农社会均平、、停滞的生活伦理。
只有采取“重农抑商”统治政策才能实现和维持静态伦理文化秩序。
在这种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商人往往被视为“末业”从业者，社会地位较低。
统治者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强化了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伦理秩序。
四、地理环境：封闭大陆的客观制约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肥沃，气候温和，较易通过种植采集取得生活资料。
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生产成为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不同，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难以与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封建统治者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更倾向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保障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影响，也与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制约。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晚期，它妨碍了萌芽的滋长和封建制度的解体，阻碍了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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