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去世之后 诸葛亮为什么不和孙权断交

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破，曹操不得不率，残兵败将退回北方。

在的策划下，趁此有利时机，，夺占了部将所镇守的“江南四郡”，终于获得一块可以拓展事业的基地。

鉴于刘备在赤壁战后，军事实力大增的事实，采取了妥协政策，与刘备结亲，“进妹固好”，并亲约刘备至京口相会，承认“刘备领荆州牧”;而刘备也承认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之后，刘备向西发展，陆续取得了益州和汉中地区，开始鼎立局面。

夷陵战后恢复孙刘联盟，保证蜀国安全发展 必须指出，孙刘联盟是在曹军威胁下产生的，目的在于“协规同力”，共同对付大军压境的危机，因此它只是孙权和刘备，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临时的联合，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并不是诸葛亮所设想的那种稳固的、长期的反魏联盟。

当这一威胁解除之后，反魏联盟也就会失去意义。

不过，后，因为曹军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曹操在襄阳、合肥一带仍驻有重兵，在汉中方面也威胁着刘备，因此孙刘联盟仍然松散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两国间因荆州问题爆发战争才告结束。

荆州居于以长江中下游，为统治区域中心的孙吴集团上游，威胁着下游的安全。

特别是当在荆州势力膨胀时，孙权因地理位置上的关系，不得不“惮羽”，以致必须派“游兵万人，循江上下”，以为防备。

同时，从扩大地盘的角度，占有荆州对孙吴集团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孙权趁关羽正北伐中原，后方空虚之机，“笺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命袭取荆州，斩杀了关羽。

为了夺回荆州，刘备集团不惜倾尽国力进击孙吴。

这实在是因为荆州对蜀汉太重要了——在“”中规划的“兴复汉室”须两路出兵，进击中原，而荆州之军是主力。

后，诸葛亮的策略 夷陵之战，以刘备集团的惨败告终。

蜀汉再也无力对曹魏和孙吴构成威胁;倒是终不能守盟的“北方”，(曹魏)对孙吴具有更大的威胁，于是孙吴派人向蜀求和。

此时刘备已死，诸葛亮“开府治事”，决心继续奉行“结好孙权”的谋略，争取时间，挽回夷陵之战的损失。

诸葛亮派尚书邓芝为中郎将出使孙吴。

邓芝至吴，引起了孙权的疑虑和不安。

孙权心里明白，要是和蜀汉往来亲密，必定会引起的怀疑。

要在魏、蜀之间进行选择，颇使孙权伤脑筋。

所以邓芝到来，孙权并没有马上接见他。

倒是邓芝很了解孙权的心情，主动上表给孙权说：“臣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这引起了孙权的好奇心，他接见了邓芝，对邓芝说：“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答复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

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

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

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

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这一席话，说得孙权“默然良久”。

东吴，蜀汉再次联合 曹丕趁夷陵战事刚一结束就兴兵南犯，逼迫他送太子入朝随侍，不管他如何“卑辞上书”，请求宽限，曹丕也不答应。

孙权不由得感慨地对邓芝说：“君言是也。

”于是决定和曹魏断绝关系，专与蜀汉联合。

孙权派了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答礼，先后受到和丞相诸葛亮的盛情款待。

不久，诸葛亮又派邓芝使吴。

孙权对邓芝说：“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邓芝回答说：“，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

”孙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并作书给诸葛亮，称赞邓芝为和谈的杰出人才。

从此，吴蜀之间信使往来频繁。

费祎、陈震等人都多次奉，诸葛亮之命去过孙吴，“奉使称旨，频烦至吴”，都为恢复和巩固孙刘联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孙权专门刻了一颗印交给坐镇江陵的辅国将军，要求他凡是孙权给蜀汉刘禅、诸葛亮的书信，有不妥之处，就要斟酌改定后，“以印封行之”，然后再送去。

孙刘重新联盟，而且是在没有了荆州，这个矛盾争夺体之后的联盟，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联盟。

解除了孙吴这个东边的“敌国”之后，诸葛亮可以放手地以极大的精力来安顿内部，发展生产，增强蜀汉的国力。

经过几年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汉的国力大增，为北伐中原准备好了，充足的物资力量和军事力量。

两帝共治情况出现 承认孙权称帝，维护孙刘联盟以利北伐值得注意的是，孙刘联盟虽然经诸葛亮，先后派邓芝、费祎等人频繁使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孙权称帝于武昌，还以“并尊二帝来告”之于蜀，这在蜀内部引起了一番争论。

有人认为孙权竟敢称帝，无视蜀汉的正统地位，“交之无益”，提出和孙吴“绝其盟好”的主张。

正值，占领了的武都、阴平两个郡，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点小胜利之后。

当他收兵回到汉中时，就接到后主派人，从成都转来孙吴群臣以“并尊二帝”的文书，并把朝廷内部的争论也向诸葛亮作了介绍，请诸葛亮作个决断。

诸葛亮从大局考虑，提出了这样一番见解：(孙)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

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

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

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

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也。

何者? 诸葛亮的远见 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

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孙)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并不因此就贸然认为该与孙吴断绝关系。

最后观点论述： 诸葛亮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还应继续保持联盟，甚至加强与孙权的关系。

诸葛亮特别提到为了与匈奴和亲，“卑辞匈奴”;刘备为了与孙吴和好，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

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相应策略，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绝不是目光短浅、逞一时之忿的人所能想到的。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一位极其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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