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江盐政有多混乱 盐商到底有多赚钱

在担任巡抚时，有深厚工作经验的陶澍，便对两淮盐政方面的弊病了然于心。

只不过，从前的陶澍资历不够，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弊病。

道光十年，五十多岁的陶澍春风得意，走马上任，升为两江总督。

刚刚赴任，陶澍便向朝廷奏疏，递交了当地的盐务调研报告。

两江的盐政有多混乱呢? 陶澍指出：每一斤盐的成本仅十文钱，但在销往各处之后，价格就翻了几十倍。

暴利驱使下，许多不法商人为了牟利在盐中掺入沙土，以次充好。

寻常家庭的百姓，挤破了脑袋买高价盐;贫苦人家的百姓，连盐都吃不起。

高昂的盐价和民间的需求使私盐逐步泛滥，政府从盐务方面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

面对这种情况，陶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必须革去奸商，另招殷实，而殷实之商，又必须明定章程，删除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之累，然后肯来。

” 简单来说，就是废除自年间施行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的制度，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官盐的垄断，通过竞争来平衡市场。

总商垄断了盐务，以此牟取暴利，这些人究竟赚了多少钱呢? 根据陶澍的调研，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这些地区，总商每年的办公费用高达七十万两，但即便如此，总商仍打着的旗号从利润中支用九十万两。

这些钱究竟用于何处?真的被用作行政开销了吗? 并非如此。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新的盐政官员走马上任，修建官邸购置家具，这些开销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两银子，但每次总商向上呈报时，却要报出十万两。

简简单单的一份公文，在外面只需十文钱的工本费，但总商却要向上报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一张纸，“”恐怕也没这么夸张。

这些浮费与摊补又是从哪里出的呢? 据陶澍调查，一方面是从府库中挪用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小型盐商摊派的。

所以，才会出现地方府库亏空，拖欠朝廷饷银的情况。

中小盐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缴纳税金，反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中。

原本按照保守估计，两淮地区出售了一百七十万道盐引，每张盐引相当于三百六十四斤食盐，总量超过六亿斤。

每年朝廷可以从中收取的盐税，大约为四百万两。

除了盐税之外，地府的其他收入也应该有三百万两。

这两项加在一起，相当于几个省的田赋。

但到了陶澍走马上任，尤其是在他来到府库中检查时，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

府库中一文钱都没有，只剩四千万两银子的窟窿需要填补。

四千万两是个怎样的数目? 当陶澍将情况汇报给朝廷之后，道光，立即委任为钦差，率户部侍郎前往当地调查情况，并制定改革方案。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肯定是因为此前的盐政官员管控不力，所以道光委派钦差南下时，也让他们带去若干份撤裁令，摘去一众盐官的乌纱帽。

道光十一年，得到道光首肯的陶澍开始施行阔斧的整改，颁布了十五条“两淮盐务章程”，其中包含了“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一些细则。

为了防止盐商继续夹带逃税，陶澍将每引盐增加到五百斤，并免除了部分税款，通过怀柔的方式让中小型盐商尝到了一点甜头。

因为没有民间资本的参与，所以两淮地区的盐务相当混乱，“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陶澍在淮北首次实行了票盐制，引入大量民间资本。

老百姓只要从衙门买到了盐票，就能获得卖盐的权力，此举大幅加速了食盐的流通。

盐务中的这些弊病，很多都是吏治不清明造成的。

所以陶澍自上台以后，便废除了一些“潜规则”。

每年盐政都要向总督送两万两的“过年费”，陶澍来到的第一年便收到了这笔钱，但他却将这笔红包费退还了。

随后，陶澍贡献出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缴纳给户部。

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一众大小官员哪里敢不跟进?有了陶澍的表率，两淮官员上行下效，一年下来便节省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浮费。

陶澍在两淮施行盐务改革，总共用了八年多的时间。

在陶澍上任之前，此前的淮南地方政府拖欠公款一千九百万两，淮北则拖欠盐税二百万两。

道光十九年，经陶澍的一番整改，两淮地区的盐务情况大有好转。

在八年的时间里，淮南淮北总共上缴了两千四百万两税银。

对于老百姓来说，陶澍改革盐务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此前盐已成了一种难求的奢侈品，但在陶澍到来以后，盐价逐渐稳定下来，贫苦人家也能吃得起食盐了。

有人获得了利益，自然有人会蒙受损失。

在陶澍改革期间，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的总商。

这些总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以巨额的财富支撑起繁华的商业都市，随着他们的没落，两淮地区的繁荣已不复往昔。

不过，我们不能将陶澍改革当成扬商穷困的首因。

早在时期，两淮的食盐专卖已经弊病重重。

因为官盐价格居高不下，私盐泛滥猖獗，盐商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到了乾隆六十年，淮北的盐商仅剩下十二家，连乾隆都对此忧心。

早年与乾隆结下“布衣之交”的豪商江春，因为官盐的不兴而破产，在穷困潦倒中。

像江春这样破产的盐商，在当时比比皆是，可见此时的扬州已面临陌路繁华。

江春破产的原因有不少，不单单是因为盐业的衰落。

江春为了招待乾隆爷这个“布衣之交”，无休无止地为其报销捐输，更是承担了乾隆六下江南的绝大多数开支。

根据学者的研究，仅在1738至1771年间，商人便捐输给朝廷一千万两白银。

到了1773年乃至初年，捐输的银两更是超过了两千七百万。

盐商们为什么能获得暴利? 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朝廷作为靠山。

所以朝廷但凡有亏空，便要由这些商人报效，填补这些大窟窿。

的，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的宏愿，但他的这些宏愿都是要花钱的，这笔钱该从哪出?只能“请”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盐商意思意思。

到了后来，苗民、白莲教，两淮地区灾荒频发，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从朝廷到两淮地方政府，皇帝大臣均将眼睛瞄向盐商的泼天富贵。

在朝廷看来，这些盐商赚来的钱是花不完的，他们就像是不需要银行卡就能提款的提款机一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支援金钱。

然而，没有人意识到此时的两淮盐业已进入危机阶段。

道光二年，继江春垮台后崛起的豪商黄至筠，被弹劾。

在此案件中，黄至筠涉嫌贪赃枉法，向中小盐商强行借贷。

虽然黄至筠凭借财力化解了危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成为黄至筠无法消除的丑闻。

就在这一年夏天，两淮地区输送往江口的四百多艘盐船因无人领受而滞销，在江岸边停靠了半年时间。

到了陶澍上任两江总督时，扬州盐商已经抬不起头了。

“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

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 在这场资本的对决中，中小型盐商的价值已基本被榨干，唯有总商能通过垄断继续渔利。

总商赚钱的渠道并非食盐本身，而是利用浮费与摊补管理方面的不当进行获利。

所以，盐商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本钱的商人宁愿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买卖，也不愿意趟这摊浑水。

经陶澍改革之后，扬州便不再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了。

寄生于制度的盐商纷纷破产，大街小巷上再也没有豪掷千金的豪商了，花街柳巷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贵客盈门。

此前的盐商虽然凭借垄断谋取暴利，但他们却是扬州各产业的消费主力军。

很多行业，都是依托于盐商生存的。

原本靠着傍大款衣食无忧的妓女们，如今成了的野花。

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女人也只有忍辱求存。

有些略同文采的妓女，不惜违背礼教去私塾中当女先生;至于那些没有文采的妓女，就只能自降身价，去窑子里作暗娼了。

为两淮盐务操劳半生的陶澍病逝于任上，扬州亦繁华落尽，再无往昔的灯红酒绿。

参考资料： 【《清朝盐商》、《兴盛一时的大清盐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