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中的帝陵有多少座 重要的陵区分别在什么地方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13 点击数:
简介:西陵中帝陵共有9座,根据1990年所编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之上,四号、六号和八号陵则依山而建。

每一座帝陵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

【千问解读】

西陵中帝陵共有9座,根据1990年所编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之上,四号、六号和八号陵则依山而建。

每一座帝陵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

这些帝陵的外郭形制虽然有开口式、封闭式和无外郭式三种,内部结构却大体相同,分为角台、阙台、月城、陵城四部分。

这些帝陵的外郭或宫城的长宽比例都在1.5:1.7之间,与史籍记载的兴庆府城郭的长宽比大致相当。

史籍当中记载有名号的也只有9座,而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晛的陵墓史籍没有记载,可能存在的其余三座帝陵则或许由于西夏末年而并未建造,也有可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当地某建筑单位夷平。

在这些帝陵之间的4个区域,集中分布着至少254座陪葬墓。

在陪葬墓集中的七号、八号、九号陵一带,人员清理出1座西夏祖庙的遗址。

此外,九座帝陵现存碑亭遗址共16处,其中一号、二号陵各3座,三号陵2座,四号陵现只存1座西碑亭,五号陵3座,六号陵2座,七号陵2座。

八号、九号陵除陵塔外,所有地面建筑均被夷平,故碑亭已不存。

按照西夏陵区其他帝陵的陵园建筑规制、布局,估计八号、九号陵原来至少各有2座碑亭。

九号陵西碑亭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单位基建时出土了4件雕像石碑座。

陵区北部偏东,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陵邑性质的建筑遗址。

遗址内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迹都清晰可见,布局十分规范整齐,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

四周筑有夯土城墙。

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中部和后部的正中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其他建筑多集中在城的前部和中部,并组成一座座封闭式庭院。

遗址中发掘出大批色泽鲜艳的绿色琉璃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和其他建筑装饰构件,如乳白色或青白色带有冰裂纹的小白瓷板瓦、侧边有黑色釉的牛郎合瓦、精雕细琢的石刻。

陵邑附近,西干渠西岸、昊王渠及其东西两侧的自然冈丘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一系列西夏窑址,绵延七八公里,计几十余处之多。

其中有烧制方砖、长方砖、条砖、板筒瓦、瓦当、滴水、琉璃饰件等建材的砖瓦窑和石灰窑。

据研究人员推测,该窑址为专门烧制西夏王陵建筑材料而建。

除此九大陵区外,另有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晛等独立陵区。

陵邑遗址 西夏陵陵邑遗址是一个平面布局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座北朝南,方向南偏东20度。

遗址中围墙、院落、殿堂等遗迹清晰可辩,其表面散布大量砖、瓦、瓦当、滴水、脊兽等建筑材料,以及碗、盘、瓶等瓷器碎片。

遗址最外围是一圈土筑墙垣,残高1米多,宽3米。

南面正中间的位置有城门遗址,但已经在现代施工中被翻土掩埋。

东、西墙南北两端原似各有一座门址,西城墙开有一面侧门,并筑有瓮城。

城内建筑自南而北自然形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两个东西对称的小型四合院建筑和中间一条宽阔的中心大道组成。

四合院似长方形。

其中东、西院外侧建墙,其余三面为房基,中间形成一个长方形天井;第二部分,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由三座相连接的四台院组成,两座呈方形居东西两侧,一座为长方形居中,三座相连形成凸字形。

凸字形底边是三座院落的过殿,也是一、二部分的分界线。

东院呈方形,边长56米,四面均有夯土房基,院内有1座天井,直径2米,已经被淤泥填满,院内东南拐角有高约2米的疑似楼阙类建筑遗迹。

西院除了没有天井之外,其余特征与东院相似。

中院呈长方形,长120米,宽50米,在南北中轴线上。

中院四面均为夯土房基,中部偏北有1座大型殿堂基址,南北长42米,东西宽28米,是整个遗址中心建筑。

第二部分北端东、西两拐角各有一条曲尺形墙址,将二、三部分分开;第三部分,只在中部有一座南北长方形基址,长34米,宽24米。

在整个遗址的北面,距围墙约十米外建有1堵墙。

该遗址是于1972年对西夏陵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的。

1986年和1987年,文物部门先后两次这里进行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的中院一带。

清理过殿堂、过道、厢房等建筑基址多处以及墙基、铺地砖、钢路石、路道等多处重要遗迹及遗物。

陪葬墓 截至2014年,考古人员在西夏王陵共发现254座陪葬墓。

按陵区地貌和陵墓遗存格局将50平方公里陵区自南向北分为4区:1区以一、二号陵园为中心,有62座陪葬墓;2区以三、四号陵园为中心,有65座陪葬墓;3区以五、六号陵园为中心,有108座陪葬墓;4区以七、八、九号陵园为中心,附近残存18座陪葬墓。

254座陪葬墓可分为夯土冢、土家冢、积石冢三种:有的用黄土、碎石夯筑,呈圆锥或圆台形;有的用自然沙土、砾石堆积,呈土丘状;有的在沙土、砾石的土丘上码放石块。

据宁夏博物馆调查,陪葬墓分布方式多种多样,有一域双墓丛葬式、一域多墓丛葬式 (包括一域三墓、一域四墓等)、联域并穴丛葬式等。

陪葬墓主人一般为爵高位重的皇亲国戚或贵族官僚。

每座帝陵的陪葬墓多寡不等。

在西夏陵区内,除了个别较大之外,绝大多数陪葬墓规模都比帝陵小得多。

在形制上,陪葬墓没有帝陵所必有的阙台、角台、献殿等个体建筑,在墓冢的形状、城垣的颜色以及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都有明显的差距。

在这254座陪葬墓中,多座陪葬墓被彻底发掘,其中第182号陪葬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编号为108号陪葬墓)在墓中发现了残存的碑文,经整理后证实墓主人为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

部分考古人员在根据第161号陪葬墓与帝陵相近的陵台形制、发掘时发现的残存碑文及墓前盗洞的规格推断,该墓有可能是西夏在灭亡之前抢修完成的一座神宗李遵顼与献宗李德旺的合葬陵。

主要陵区 综述 截至2014年,西夏王陵遗址共确认出西夏帝陵9座,陵邑遗址1座,陪葬墓254座,窑址几十处,祖庙1座,除7号陵和182号陪葬墓外,其余墓葬的墓主人尚无法得到最终确认。

裕陵 考古调查称1号陵。

陵区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15度。

地面建筑基本全部变成废墟。

整个陵园为封闭式外神墙包围,墙外有角台,陵园内从南到北有阙台、碑亭、月城、内城;内城中有献殿、墓道、陵台等建筑。

该陵园的外城已经全部倒塌,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50米;南墙正中留有门道,宽约35米,其余三面封闭,墙体为夯土实心,外表包砌石块,厚度在1.7米左右。

陵园南端外神门内两侧建有东西相对的2座阙台,彼此相距65米,由黄沙质夯土筑成,基底呈正方形,每边长8米,高6米左右。

现残存平顶,周围残存板瓦、筒瓦残片以及砖块、褐红泥皮堆积。

陵园内共有三座碑亭遗址,其中在东侧有2座,西侧有1座。

靠北的一侧东西两座碑亭相对,距离阙台各40米,两碑亭相距65米。

西碑亭残存台基约1.5米,台面边长10米,台面残存铺地砖,台基周围被倒塌的残砖乱瓦及土石填起,堆积呈圆台型,堆积之上及其周围散布大量砖瓦、石碑碎块,还有少量琉璃瓦和槽心瓦残块。

东碑亭比西碑亭略高,其他情况与西碑亭类似。

东碑亭南侧10米处有1座小碑亭,堆积高约1米,正方形台基,边长约8米,其他残骸与另两座碑亭类似。

在碑亭以北约110米处有一处月城遗址,神墙多已倒塌,门址两侧各残存一段较高的墙体。

月城的墙体为黄沙土夯筑,夯层厚8至13厘米不等,月城内神道两侧各有两列石像生遗址,间距15米,石像生残块已很难找到。

月城以北为内城遗址,该遗址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约115米,东西长200米。

四面以神墙环绕,南端距离外城137米,东、西、北三面均相距22米左右。

墙基宽约3米,黄沙土分段夯筑,残存最高可达4米有余。

南神门遗址宽12米,周围有大量砖、瓦以及琉璃瓦、槽心瓦残块。

门址两侧墙体加宽,另外3面神墙正中亦辟门,都散见砖瓦,门道畅通。

内城墙四个转角处夯土皆残存较多,均有砖瓦等建筑材料散布。

在南神门内偏西约30米处有一处献殿遗址,残存台基为东西向长方形,台面长18米,宽12米,其上及周围散见大量砖、瓦、琉璃瓦、槽心瓦、脊饰等建筑材料。

从遗址堆积分析,献殿的风格疑似为歇山式殿堂。

在献殿之后约5米处为墓道封土,成鱼脊形状隆起,东南低西北高,除砂砾填土外,表面多较大的石块,其末端已经被破坏。

墓道封土北端东侧约15米处近距陵台的地方有1处钟虡遗址,仅剩高约4米,底面边长5米的夯土台,其周围散见琉璃瓦等建筑材料陵园内城西北有1处陵台,该陵台距离北墙35米,距离西墙45米,外形呈八角形,分七个层次,每层向内收分,顶部趋尖。

陵台夯土周身有椽洞,洞孔随收分成层分布,其孔径10至30厘米不等,陵台周围数布大量青砖、灰瓦及琉璃瓦、糟心瓦等建筑材料。

在外神墙的外侧有4处角台,外形呈覆斗型,高约5米。

前角台紧靠外神墙,其连线跨越月城中央。

台体为底边长4米的夯土筑成,均坍塌严重,周围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后角台在外神墙转角外侧。

嘉陵 考古调查称2号陵。

陵主李德明,李继迁之长子,系西夏李元昊之父。

墓号嘉陵。

二号陵位于一号陵西北部约30米的位置处。

地面建筑基本全部变成废墟。

其除四周角台残存高度比一号陵略低之外,其余残存情况、整体架构、建筑组成、地理朝向等均与一号陵类似。

泰陵 三号陵园座落在一片开阔地上,其西南约3公里远处为一号、二号陵,其北约1.5公里为五号、六号陵,其西约2公里则为四号陵。

三号陵园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55度。

地面建筑被严重破坏。

整座陵园从南到北由角台、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封土、陵台等共同组成。

2000年10月至11月、2001年4月至6月以及2001年9月至10月,考古人员对三号陵园建筑遗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万多平方米。

陵园南端左右两侧各有1座阙台遗址,两座遗址东西相距约120米,由纯净黄土筑成。

东阙台基部呈方形,边长约8米,高约8米,上部向内收,顶部有一较小的台基,顶部和周围散落有大量建筑残块,经过细致发掘后发现根部已经被掏空。

西阙台已剥落成2层圆台形状,台高6.8米。

周围散落砖瓦残块等建筑材料。

位于双阙台以北约50米有2座碑亭遗址。

碑亭东西相对,间距120米,已经全部被发掘。

其中东碑亭台基呈方形,边长21.5米,夯筑土台,台基四周以扭绳纹长方形砖砌成三级逐渐收缩的台阶,高2.35米。

台而为圆角方形,边长15.5米,中部为一圆形基址,直径13.4米,室内直径7.5米,其外为宽2.85米的墙基,室内铺方砖、中部残存3个人像石座。

周围有大量西夏文碑残块及铜铃铛、甲片等建筑材料。

碑亭南面开门,门内有25块方形花纹砖呈方形排列,门外延伸出斜坡式踏道。

在西、北两边侧有5座灶坑,灶坑凿穿了台基,内壁坚硬,有很重的烟痕,坑内堆积与台基上部堆积的残块种类相同。

发掘物中以建筑用砖最多,数量惊人,却极少见列瓦片。

由于破坏烧毁严重,屋顶的建筑风格已无法推测。

富有物征的花纹砖,图案达8种以上。

粗绳纹砖中部多在凹槽内有1汉字,如李、牛、言、五等汉字姓氏或记号,表明了营建陵园过程中曾有工匠参与。

西碑亭堆积高约3米,表面布满残砖块,其间生有杂草,堆积范围在1000平方米左右。

在发掘过后,西碑亭上方加盖了简易保护棚,东碑亭已用砂土封盖。

碑亭北侧有一处月城遗址,该遗址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50米。

月城筑于陵城南面,由东墙、南墙、西墙围成,南墙中部辟门,月城东墙、西墙北接陵城的南墙。

月城内东部、西部各有两列南北向的石像生基址残迹,两列基址东西间距8.8米,神道两侧的基址东西间距32米。

墙垣夯土版筑,基宽2.45至2.55米,夯层厚0.07至0.1米,墙体残高多不到1米。

月城北侧为内城遗址,四面用神墙环绕,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60米。

占地约40亩。

神墙中部较窄,靠近转角渐宽大,纯净黄土分段夯筑而成,中部每段约3米,残高约3米,比较平齐,各段如须弥座形状。

神墙四处转角皆很高大,类圆柱形,从各转角往神墙两侧,连体圆柱愈来愈矮小,各有5个,共40个。

其残存最高达6米以上,最低的3米,发现在转角处5个连体圆柱夯土台周围皆有砖瓦残存。

内城四面神墙皆正中辟门,门址宽约12米,地面散布瓦片、脊饰残块等。

根据统计,内城坍塌墙体在2002年时已达189.1米,约占墙体总长度的27.8%。

南神门内约25米偏西处有一处献殿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看,可能原为一正方形台基,台面周长65米,直径约20米,堆积厚约1米。

台基以纯净黄土垫起,其上及周围残存大量青砖灰瓦及琉璃构件。

献殿之后约6米为墓道封土,南北长约42米,呈东南——西北走向,形似鱼脊,以砂石填充。

其末端为盗坑,盗坑直径约20米,深约5米。

坑内长有若干小树,两侧有土堆。

内城西北隅有一处陵台,八角形,高约20米,分7级,每级向内收分。

陵台收分处及周围地面散布大量瓦片、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

夯土台整体形状为塔形,其上露出一个个椽洞,有水平方向的,还有竖斜方向的,证明原来有椽出头。

距离陵台较远的四角各有一座角台,其中东南、西南的两座角台已坍塌,西南角尚可分辨认出台基,相距约520米。

其连线在双阙台之前,北面的2座角台相距290米。

东北角台残高1米多,坍塌严重,只有西北处的角台保存比较完好,残高约5米,但严重风化。

北边两角台相距272米。

南北联线约460米。

夯土台因剥蚀已趋圆柱形,底面周长20米。

纯净黄土夯筑,周围散落着大量红褐色板瓦、筒瓦残片。

安陵 考古调查称4号陵。

位于泰陵西约2公里的贺兰山山脚下,陵园东、西、北三面环山,面积约1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

陵台八面五级,高15米。

陵园布局与泰陵相同,由阙台、碑亭、月城、献殿、陵台、墓道等部分组成。

嫌遗存碑亭一座。

陵园南端有东西2座阙台,相距70米,由黄沙土夯筑而成,基底呈方形,边长9米,残高8米有余。

夯土台个别部位发生坍塌,阙台上下都有所收缩,顶部有台基,周围散落着砖、瓦等建筑材料。

在西阙台之后约45米略偏西、在月城之南50米略偏西的位置有该陵园内唯一一处碑亭遗址,堆积高约1米,迎积周边长68米,中部为方形台基,边长10米,台基平面夯土中有大青石板、台签,周围散落大量砖瓦、碑石残块。

该阙台东侧相应位置已经变成广场,无法确认是否曾经存在碑亭。

碑亭北侧为月城,曾长期被当地放羊人占用,破坏严重。

现存墙基宽约2米,东西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40米,南墙正中留门,门址两侧各残存加宽的断墙,长约15米,宽约3米、高约2.5米,黄沙土夯筑。

月城内石像生基址已看不清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此处地面布满羊粪,旁边不远处围有羊圈,神道正上方还盖有放羊人居住的房子,后已由当地政府出面,借旅游开发之机全部整顿拆除。

献陵 考古调查称5号陵。

五号陵位于六号陵东约500米,整体朝向为南偏东15度。

整个陵园布局和建筑构成与六号陵相似,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陵台、角台、开口式外神墙等部分组成。

陵园最南端有2座阙台,东西相对,间距65米,黄砂土夯筑而成。

基底呈方形,边长6米,残高5米多,夯土层中央有数层石块、椽洞共有3层,间距1米,孔径10-15厘米不等,有的洞孔由二根椽洞组成。

以1米的高度为分界,夯土台上、下皆向内收缩,周围皆散布有砖块、板瓦、筒瓦、灰槽瓦、琉璃构件等建筑材料。

双阙台北侧有3座碑亭,其中西边1座,东边2座南小北大。

两座较大的碑亭各距阙台50米,二者相距55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碑亭台基呈方形,边沿竖宜,台基边长14.5米,高1.5米,黄土夯筑,其中夹有石块,夯层7至10厘米不等。

台基皆在内侧有一踏步,斜长3.5米,宽2.5米,分作9级台阶,台基之上以方砖砌出方形,边线已不清,共残存边长为36厘米的方砖5块。

西亭中心有约2米见方的范围内没有砖,可能原放有石像座。

从旁边清理后的堆积物中发现有:陶质板瓦、筒瓦、兽面瓦当、花卉滴水,琉璃筒瓦、脊饰及灰槽瓦、碎残块、人像石座残块等。

东碑亭之前约10米有1个小碑亭,未经清理,方形,台基边长约8米,周围堆积物基本上类似已经清理的两座碑亭。

在碑亭以北约28米处有一月台遗址,整体形状为东西长方形,长130米,宽50米。

墙基宽约2米,月城正中开门,门址两侧各有1个方形土台,已坍塌,范围不清,可能是门阙,在夯层中夹杂着大量石块。

沿月城墙基散见板瓦、简瓦、砖、灰槽瓦、滴水等残块,在月城东南部墙基内侧发现有成片的红色堆积层,可能是原墙面涂抹的红色墙皮。

靠南墙内侧约有20米长一段,沿墙基底有竖直嵌入的板瓦,可能是原来作排水用的。

月城神道两侧各有3列石像生基址,残存大量红砂岩石像生残块,大多风化成为小碎块,基宽约4米,间距16米。

月城 北侧为内城,四面环绕的补墙多已坍塌,从遗址上看近似方形,南北长190米,东西宽180米,神墙正中各有神门,南神门址高出地面半米多,宽12米,门址两侧神墙比其他地方的更宽,周围散落着大量建筑材料,其它各门址周围亦散见砖瓦等建筑用材。

各转角处略显高大,可能原来建有角楼。

南神门内中轴线40米偏西约8米处有一处献殿遗址,已清理,台基为东西长方形,长20.2米,宽15.2米,高70厘米,台基边缘向上略有收分,上部为黄沙土夯筑,下部为黄沙土层与砂石层相间夯筑,南部有踏道,斜长3.5米,宽3米,台基踏道两侧,各有一列基址.地面有石像生残块,基址南北向,南北长10米,东西宽2.8米,两纵侧砌有长方形砖。

献殿清理出的堆积物主要有:长方砖、方形砖和板瓦、筒瓦、灰槽瓦及瓦当、滴水等遗物残块,以筒瓦最多。

距献殿约5米处为墓道封土,呈东南-西北走向,但方向摆动不大。

宽6至10米,西北端高大,整个墓道封土高度介于0.5至2米之间,形似鱼脊,主要为砂石土。

北端靠近陵台有一半圆形盗坑,直径约6米,深约5米,破坏了陵台南部底边。

内城西北处有一陵台,四面坍塌严重,残高约为10米,黄土夯筑,各层夯土之间夹有几层石块,椽洞分布不匀,夯层的厚度在8至13厘米不等。

西侧清理的堆积中有砖瓦等建筑用材。

从盗坑断面来看,陵台似乎是平地起建的,没有打地基陵台底部的外表覆盖有红泥皮。

位于内城墙外约5米处为外神墙遗址,墙基宽1.7米,沿墙基准砾石,最终连通至内城南墙。

外神墙到达东、西、北三神门处,皆向外凸出一个长方形空间,长17米左右,宽12米左右,空地内地面平整,没有其它遗迹现象。

外神墙外有4座角台遗址,已经全部坍塌,北面两座角台基址相距340米,南面两座角台相距365米。

东南角台还残存大约4.5米的部分,方形夯土台边长4.5米,夯土中央有石块,周围散落部分建筑材料,其余三座角台残存均不超过1.5米。

显陵 考古调查称6号陵。

六号陵是西夏王陵当中截至2014年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遗址,在发掘的时候该陵址的编号为八号陵。

六号陵位于陵区中部偏西,依贺兰山而建,整体朝向为南偏东15度,整个陵园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陵台、角台等部分组成。

陵园南端有2座阙台遗址,东西相对,间距为65米,由夯土筑成,基部呈方形,边长9米,高7.1米,顶部有台基,以土坯砌成,残高1.3米,台基上及四周散落着大量砖瓦等建筑材料。

阙台北侧有2座碑亭遗址,这2处遗址东西相对,东碑亭台基近方形,长22米,宽21米,台基四周以条砖砌成5级逐渐收缩的台阶,高2.4米,台面长19米,宽18米,台面上有1个圆形基址,地面铺方砖,西侧有斜坡踏步。

在东侧碑亭周围发现大量西夏文、汉文碑残块及砖块,但却没有瓦片。

西碑亭台基也近似方形,长16米,宽15米,台基四面外壁用碎石纵向砌成,台面铺方砖,以自然扁平石块为柱础。

堆积中有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材料,东西两侧正中均有斜坡踏道,堆积巾发现有大量西夏文碑残块。

碑亭北侧为月城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45米,正小有门,月城内神道两侧各有两列石像生基址。

月城北侧为内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34米,神墙基宽3米,分段夯筑,残高5米,南神门正中有门道,宽17米、门道内外均有3条斜坡式踏道,每条宽约3米,用砖镶砌,门址内外散落着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用材。

另外三面神墙正中也有门道,但门道内侧用土坯砌成高4米多的一堵墙,看起来无法通行。

位于南神门内偏西位置有一处献殿遗址,台基为东西长方形,高约90厘米,地面以方形花纹砖砌之,残缺不全,底端可见柱础。

内城西北处有一座陵台,用黄沙土夯筑,八角形,底面边长12米,高约20米,分成7级,从下至上逐级收缩,原建筑底部外有包砖,其中几层涂有红泥。

陡台每层出槽,形状看起来像是浮图。

陵台在墓室后部约10米处。

该陵园的墓道呈30度斜坡,水平长度49米,墓道东西两壁各有上下二列与墓道相平行的椽洞,相距2米,甬道的基道表面做有草拌泥,但不甚光整,但多已剥蚀,并没有绘制壁画。

甬道门前发现有散乱的圆木和朽木板,可能是用于封闭甬道口的。

南道两壁绘有武士修番一幅,但大部分已遭破坏。

武士像脸面朝甬道口,南道门以北直到墓室全部被盗坑破坏。

墓室地面距地表将近25米,墓室分主室和左右配室,中室前宽6.8米,后宽7.8米,南北长5.6米,墓壁和顶部已经被破坏,左右配室宽约2米,长约5米,过道为窿夸顶,墓室下壁有护地板痕迹,空间较小。

中室充满淤泥及回填盗坑时的大石块和陵园地面建筑石雕,室内没有发现葬具。

该陵园的外神墙距离内神墙约15米,宽约2米,其南端通到碑亭,以石块垒成。

此外陵园有4座角台,总共4座,是兆域的标界,基部呈方形,边长6米,高7米,周围散落着建筑材料。

寿陵 考古调查称7号陵。

七号陵在陵区北部,距离五号陵约1.5公里,在柏油马路以南约200米。

陵园大部分为现代住房和场院侵占,破坏严重,陵园建筑仅剩下双阙台、双碑亭、月城、内城的南神墙和西神墙、陵台及西南角台、外神墙的一部分。

位于陵园南端有2座阙台遗址,东西相对,距离70米形、双阙周围皆已坍塌,边长难以测量,高约7米,平顶处攀上顶部,烟台周围散见砖瓦建筑材料。

位于双阙台以北约50米,月城以南50米的位置有2处碑亭遗址,皆已经过清理,高2米,台基呈正方形,边长10米,周围残存大量砖、瓦、石碑残块,在清理后发现西夏文残块1265块,汉文碑残块51块。

月城位于碑亭北侧,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5米,南北宽45米,月城内全部被破坏,依稀可辩神道两侧各有2列石像生基址,相距20米。

内城位于月城北侧,近似方形,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80米,内城除南神墙、西神墙残存一部分外,其余基本都被破坏,墙宽3米,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为10-12厘米不等。

献殿和墓道封土皆己不存在,地面已经成为一片场地。

位于内城偏西处有一座陵台,八角形,分作7级,从下至上逐级收缩,出檐结构明显。

陵台周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被改建为场地和库房。

从陵园西南部残存有部分外神墙,从其走向看大致为封闭式。

残存的外神墙宽约1.8米,黄土夯筑,但因破坏严重,总宽度和长度皆不已经无法看出,内外神墙相距22米。

在陵园的西北角,紧挨外神墙边侧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角台,该角台的位置在月城中部连线的延长线上,由黄土夯筑而成。

在清理东、西碑亭时,共发现西夏文碑残块1265块。

其中部分残块经过整理,其上的西夏文可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缴皇帝寿陵志铭”,史籍记载寿陵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之陵号,可以确定该陵为寿陵。

庄陵 考古调查称8号陵,墓主祐(1177年~1206年)为仁宗仁孝长子。

八号陵位于陵区北部,仅存1座陵台。

在九号陵场塌裂的陵台之西约300米,在七号陵台西北约300米,陵园其它建筑已经全部被破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陵园被现代住房、道路、广场侵占,当时陵台就在一排住房之后的一片树林中、陵台顶部修有水塔,水塔后被拆除。

康陵 考古调查称9号陵。

九号陵在陵邑宗庙遗址以西约500米,七号陵以北约300米,陵园遭到现代建筑的彻底毁坏,地面建筑仅剩一座毁坏的陵台,夯土仅剩三分之一。

康陵墓主李安全,为仁宗仁孝弟越王仁友之子,崇宗乾顺之孙。

西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与桓宗母合谋废桓宗自立,改元应天。

六月,罗氏为子请封册于金,金册封为夏国王。

蒙古多次用兵西夏,并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

李安全亲自登城激励将士守御。

蒙古兵引黄河水灌城,城中居民淹死极多。

李安全遣使乞援于金,金拒绝出兵。

李安全只得向蒙古纳女请和,夏金关系趋于破裂。

西夏光定元年(1211年)夏齐王遵环废安全自立。

同年8月安全死,年42岁,谥静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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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抡《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南宋词咏叹上元节中的佳作

张抡[约公元一一六二年前后在世]字才甫,自号莲社居士,开封(今属河南)人。

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绍兴末前后在世。

好填词,每应制进一词,宫中即付之丝竹。

抡所著有《莲社词》一卷,存词100余首。

《文献通考》及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那么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张抡的《烛影摇红·上元有怀》,一起来看看吧! 烛影摇红·上元有怀 张抡〔宋代〕 双阙中天,凤楼十二春寒浅。

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

玉殿珠帘尽卷。

拥群仙、蓬壶阆苑。

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

驰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换。

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

可是尘缘未断。

谩惆怅、梦短。

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

此词为上元节感怀之作,通过今昔对比在感伤个人身世遭遇之时抒发亡国之痛。

上阕极言往日宫中繁华欢乐的盛况,下阕抚今追昔,写南渡后第一个上元节的冷落,令人有隔世之感,表现了深深的故国之思。

结句以“数点寒灯,几声归雁”,与上阕遥相呼应,形成鲜明对比。

一荣一枯,盛衰异象,使人读之不忍。

此词风神摇曳,上阕辞采华丽,境与情谐,下阕语含悲酸,情致凄婉,是词咏叹上元节作品中的佳作。

上阕描绘往日宫中元宵节的热闹繁盛,写景叙事极其华艳。

起头二句极写宫廷殿宇的壮丽,宫城的双阙高入云天,凤院里楼阁弥漫着淡淡的春寒气息。

接着五句写宫中宴饮,恍若游于仙境,去年的上元夜陪伴在君王左右,侍候他出席豪华的盛宴,玉殿里的珠帘高高卷起,宫女如仙,舞姿翩翩,此情此景,只应天上才有。

“瑶池”、“玉殿”、“蓬壶”、“阆苑”均喻宫苑有着仙境般的豪华和气派。

“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继续浓墨描写,那呈现着五色祥云的深处,的烛光中,音乐的声音直上九天,这里极写上元夜君臣沉溺歌舞、声乐彻天的盛况。

下阕抚今追昔,表现了深深的故国之思,语含悲酸,情致凄婉。

“驰隙流年”二句由浓情回忆转入人世的慨叹。

时光如白驹般飞逝,在一瞬之间又是一年。

“驰隙”、“星霜”均表达年华易逝的感悟。

接着是“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谁念”二字,极哀婉凄楚,表达了作者怀念故土的沉痛之情。

“可是尘缘未断,漫惆怅、华胥梦短。

”词义又转进一层,可惜词人的尘心未断,依然不停地怀念故国,那过去的时光就像一场场春梦一样短暂,想起这些令人产生无边的惆怅。

末三句“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表现出梦破后的凄凉冷寂,如今却只能满怀幽恨,一个人相伴寒灯,听着归雁叫声。

三个短句,极传神。

此词上阕浓艳,下阕凄婉,极写盛衰异象,诚挚真切,在南宋词咏叹上元的作品中算得上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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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作品中的“桂”,有着怎么样特殊的意象?

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桂”,从植物指向性来区分,分为樟科桂树与木犀科桂花两种。

但文人笔下的“桂”,却是木犀花而非秦汉人所写之樟科桂树,其中有何深意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就其意象内涵,则是沿袭了前代樟科之桂的多种意蕴一一香草喻人之高品,《招隐士》之赞隐者幽洁,方士炼药之修仙长生,郤诜东堂之对引申为登科及第等含义,同时又因宋人在创作时并未对植物种类进行严格区分,而将原本属于樟科桂的诸般寓意融合到对木犀科桂花的书写中,更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的影响下衍生出新的理念。

一、宋代桂意象的内涵沿袭 (一)桂概念区分 文学作品使用“桂”意象的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在历代墨客的书写吟唱中衍生出多种寓意。

又因桂所含植物品类众多,而文人在创作时并未对其进行严格区分,使得桂的植物指向性变得复杂的同时,也令这一意象的外延得以扩大,从而其包含的意蕴也更为丰富。

古籍中的桂主要有两大种类,分别是樟科桂树与木犀科桂花。

先秦至魏晋时期所吟咏之桂,大多是樟科的桂树。

最早大量提及桂的文学作品是《楚辞》。

至唐宋时期,木犀科桂花这一品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文人的吟唱当中。

唐人关注并描写其花朵的颜色与芳香,而有宋一代的咏桂诗文则更多地刻画花朵散发出的奇香,这也正是木犀的特性。

除了从其物质特点入手描绘以外,宋人更注重香气予人的德性示。

宋人普遍存在的以桂花之清雅高洁的芳香寓意人之脱离凡俗污浊,不因外物所改的品节。

同时宋代文人又将前代樟科桂树的诸般典故意蕴輮合到木犀之中,令“桂”这一大范畴意象演变得更为绚烂。

樟科桂与木犀科桂花之所以被古人混为同一物种,以“桂”一名统称两科植物,或许正源于它们之间的诸多相似处,如皆生长在南方的山壑岩岭之间,且都具有凌寒不凋的生命力,并且都能开出白色的花朵等。

而文人们在创作时只为借物抒发个人情感,对于具体的植物特性并未严格区分,并且诗文用语简洁凝练,便极为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二)宋代桂意象继承 宋代的桂书写,以前代众多典故意蕴为基础,在结合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后产生一定的变化,催生出新的内涵,而非割裂了与往昔的联系。

前人所用之意,仍在宋人笔墨中传唱不朽。

桂被书写的历史久远,追溯至其最初被用于表情达意,从而具备文学意味之际,乃是《楚辞》。

屈原大量使用各类香草花木作为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以修饰寓意人物高洁馨香的品质。

宋人延续着发源于《楚辞》的桂之象征高士品节的内涵,这从时人对楚辞的草木注解中便可窥得一二。

由《楚辞》生发而出的桂之内涵,除《》《》等篇章中的喻贤才高士的旷远清逸之致以外,还有《招隐士》中形容隐者不慕世俗功名,不贪身外权势,深居于山壑丛林间,隔绝凡尘的幽寂净洁。

《招隐士》赋予桂的隐逸幽洁之意被后世文人沿用不休,有宋一代崇尚清雅高洁之性,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自由与独立,不愿受仕宦禁锢与君臣关系的约束,隐逸之风大盛。

他们倾慕隐者的幽洁与不落凡俗,因此在抒发个人归隐之致时也大量使用桂意象。

桂意象还常常与仙灵意象有关。

桂作为一种植物,首先被古人认识到的还是其使用价值。

汉至魏晋时期,统治者普遍渴求使寿岁长久之方,故而派遣方士或寻仙问药或研宄炼药。

而樟科桂因其药用价值而被方士选中,成为了炼药以求养生的重要材料。

因而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关于服桂得长生甚至飞升成仙的故事。

众多食桂获长生的传说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内,人们笃信服桂可有助于人延年。

方士以桂炼药求长生,神话传说亦显露出人们对桂之神奇效用的,这样的时代背景渐渐赋予了桂些许不死灵药的意味,因此后来桂也就还与永恒的神界、仙人产生了某种联系。

宋人接受了前人关于桂与仙的种种美好想象,并借此在诗文中抒发个人对于生死的感受。

延续着前代人有关桂之于长生的意蕴,宋人吟咏之际,多以此物入生辰贺词以示祥瑞祝福。

除此之外,桂既有留隐士之名,又与仕宦联系在了一起,产生了同一物含有进退迥异的双重人生状态的寓意。

桂与最早发生关系,乃是《·郤诛传》所载,郤诛以、自比,凸显其卓越之处。

这一典故被后世追求仕途的文人视为是其稀世才华与尊贵身份的代表而广为沿用,又因月中有桂、蟾蜍等神话传说,两相结合,便产生了如、广寒攀桂枝等多种说法,皆用来形容学子及第登科,获得功名。

二、比德与桂的人格意蕴 文学作品中以桂比人,来凸显其气性高远雅洁等特点的书写,实源于古人的比德审美传统。

这一比德传统发展至宋代,与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相融合,促使宋人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关注生活中的点滴事物,从中推敲领悟至理,以塑造自身品质。

秦儒家的比德之说还停留在对某一事物的某些特性进行联想类比,以推导出其中能够带给人道德品质上的启发的层面上,理学倡导的格物致知则把这种比德思维进一步扩大至各处,万般事物皆含真理,都可以有助于人的修身,故而宋人的目光所到之处,范围更为宽广,几乎无物不及。

宋人对桂花的书写,主要围绕着从其味而得出的馨香致远、因其生长习性感受到的耿介傲直、以及由神话传说联想到高远绝尘三个方面的君子之德。

(一)馨香远闻 自屈原《离骚》《九歌》起,草木花卉之芳香便具有了某种喻君子高士品性之意。

花草的馨香象征的正是君子人格。

虽然《楚辞》中描写的桂香原本属于樟科桂树木枝的辛甘之气,但宋人并未对桂的植物种类加以严格区分,于是便把这种芳香的人格寓意融合到了木犀花之嗅中,使桂这一名目下的植物皆成为了君子美好品德的代表。

(二)耿介傲直 桂树、桂花皆生于深山万壑,岩崖叠峦之间,老根盘曲,枝叶缠绕,清瘦遒劲,又因生于石上,故而又平添了几分岩石的刚正。

此外,身处严寒而不凋,四季常青为其不屈;花蕊绽放于众芳残败之际,不与,且其色或白或黄,淡泊清雅为其傲骨。

宋人从桂的这些生长习性之中,挖掘出了君子人格耿介孤贞之意,傲直不移之气。

理学大家便作有多首咏桂之诗,其中主要描绘的都是桂花凌寒开放的特点,以凸显其刚正耿介的高远气节。

(三)高远绝尘 此外,与桂花相较世间凡花相去甚远的清淡色泽有关的又一个浪漫联想,乃是其本月窟仙葩。

月中吴刚所伐之桂,本应是因具有治病养生药效而与修仙长生产生联系的樟科桂树,宋之际,人们普遍被开放在金秋时节的木犀吸引,而佳节又有赏月传统,人们的脑海中便自然而然地认为桂花就是那传说中的月中桂。

此又生出木犀之脱俗绝尘的人格意蕴。

宋人心中,桂无疑是天生仙种之物。

从月中桂树,到木犀的仙姿飘逸,根生于天界,不染尘俗事,再进一步引申为高士隐者摆脱了尘世庸俗功名纠缠的高标绝尘,一心求静穆宁祌的心性修炼,有关于桂的神话传说和浪漫联想,使得这一物象的人格意蕴进一步丰满。

三、宋代桂意象与隐逸、科举 宋人以桂比德,从中领悟出有关君子高士的馨香远闻,耿介傲直与高远绝尘等人格寓意,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环境,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桂意象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转变传统遁世归隐的决绝,选择兼顾治国安邦的大义与自身性灵自由的吏隐生活方式,二是用桂所代表的气性德行调和前代折桂的功名世俗之气,呈现出读书是为修性立德而非为获取名利的别样科举观念。

(一)桂与吏隐 桂自《招隐士》后便有留人之名,后又与炼药求长生、月中仙发生关联,其归隐养生的寓意不言而明。

桂隐一词于并不鲜见,文人主要以此表明自身向德、求清明之志。

而以桂隐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目标,展现出极具宋代士人别样隐逸生活内涵的,则是张镃。

南宋时期,修建私家园林之风大盛,其中最为世人称道亦是保留资料最为完整的一座,就是张镃的桂隐。

桂隐始于高宗赐给张糍祖父的宅邸,此园位于杭州城北的南湖。

四季流转,众芳夺目,园中梅、竹、菊等植物同样具备崇高的君子人格寓意,张镃为何单以桂冠以整座园林?究其缘由,离不开其心性与价值所求。

在张功父(张镃的字)所作《自咏》一诗中,曾道出了其闲散,无心仕途的性情。

仿佛自嘲的语气,表达的却是其不喜经营仕途的个性。

而精心修建的所居之地唤为桂隐,乃是取《招隐士》中桂生于幽谷岩壑,远离人世的隐逸之致,以此展现张镃不愿因追逐功名而丧失其天然之性,守正持节,清远高洁的生命态度。

此外,“桂隐”谐音“归隐”,同样抒发了约斋的价值追求。

张功父在这一方自己苦心布置的天地中,悠游自在,与志趣相投的友人秉烛夜游,肆意欢饮,更兼诗文酬唱,抒怀咏志。

选择不奔向僻静远人的山壑之中去与白鹿猿狖相伴,而是继续在朝为官却隐匿于自己精心营建的园林之中,这一生活方式,被称为吏隐,乃是一种萌芽于唐而被宋代士人广泛釆取的,较之传统遁世更为圆通和谐的隐逸之途。

(二)桂与科举 自郤诜东堂对答起,桂与科举及第便产生了联系。

历代学子莫不以折桂表达对自身一跃龙门,获得功名的希冀。

南宋方大琼《籍桂堂祈福祝文》便展现出对参试学子能够一飞冲天,及第登科的祈愿。

然而对于天下人热衷于考取功名以进入仕途,却忽略了自身德性修养的现实情况,不少文人提出了批判,并阐发出了桂意象有关科举方面的新寓意。

吴泳《胡应桂字说》展现了宋人对于道义的执着追求与清明的精神境界。

南宋时期,文士对桂之于读书、科场的普遍态度,是持一种以理学的修身立德去调和传统折桂意象的功利世俗之心的。

这样的理念,后来也展现在众多与桂相关的堂宇、书院记文之中。

结语 有宋一代,文人对桂的书写达到了高峰,虽然其吟咏的对象主要是木犀科桂花,但是宄其意象内涵,实则承袭了前代樟科桂树的诸般寓意。

宋人从馨香之气、生长环境、四季常青、凉秋绽放、花色淡雅、以及月中仙葩等各个方面对桂这一植物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摹,阐发出更为详尽的君子人格。

众多文学作品刻画桂时都表达出这些思想,由此既进一步丰富了桂意象的寓意,也展现着两宋的社会、文化背景,反应出宋人清远高逸的精神面貌特征,以及对于气节、仁义、德性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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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陵中的帝陵有多少座 重要的陵区分别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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