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高官胡贝尔战后为何没有受到制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期初他是打击纳粹的得力干将，后来又成为了保卫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
二战结束后又将自己打扮成为了一位兢兢业业的好职员，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或制裁，一直安然度过余生。
这位神通广大的家伙就是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高官’党卫队旅队长胡贝尔。
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1902年1月出生于慕尼黑，一战后期加入德
【千问解读】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他就像变色龙一样。
期初他是打击纳粹的得力干将，后来又成为了保卫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
二战结束后又将自己打扮成为了一位兢兢业业的好职员，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或制裁，一直安然度过余生。
这位神通广大的家伙就是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高官’党卫队旅队长胡贝尔。
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1902年1月出生于慕尼黑，一战后期加入德国预备役，但没有上过战场。
20岁那年他考进慕尼黑警察局成为一名警察，此后一直在警察局当差，至1928年时，已晋升为督察。
在魏玛时期慕尼黑警察局中，胡贝尔有几个禀性相投的好哥们，其中一个名叫约瑟夫·梅辛格，另一个是慕尼黑警察局的政治处处长，名叫海因里希·缪勒，这几个人在当时的慕尼黑警察局算得上是一个铁三角。
此时胡贝尔并非纳粹分子，主要工作也不是保护纳粹，因为那时纳粹还没有获得政权呢，相反，他们整天琢磨的是，该如何来收拾痛贬这些令人头痛的纳粹分子。
在二十年代后期，虽然纳粹还只是一个民间社团，但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拥有无数的拥趸，特别是巴伐利亚，本身就是纳粹起家的老窝，动辄人数众多的演讲聚会让治安防护成为首要问题，再加上政见不合，冲锋队经常与其他社团发生冲突，街头斗殴、寻衅滋事成为家常便饭，让警察们不堪其扰，所以，警察局对闹事的纳粹分子毫不手软，警棍手铐铁窗随时都在“招待”冲锋队，胡贝尔与缪勒(梅辛格例外，他本人就是纳粹支持者)就是这其中非常专业非常卖力的优秀警察。
然而，世事无常，1933年纳粹上台，戈林和希姆莱很快就控制了巴伐利亚的警察系统，希姆莱担任了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海德里希任安全警察第四部的指挥官，昔日的老对手，如今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让缪勒和胡贝尔等人背脊发冷头顶冒汗，他们不知道海德里希会用何种招数来报复自己，每日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海德里希作为一个天才谍报人员，他非常清楚这些专业的警务人员在他业务范围中的利用价值，所以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去惩治这些前魏玛警察，把他们全都留下来继续为自己效力。
1934年4月海德里希成为盖世太保头子后，立即把他看好的缪勒、胡贝尔和梅辛格等人调到了柏林，成为自己的业务骨干，由此铁三角还获得一个“巴伐利亚旅”的绰号。
海德里希没有看错人，“巴伐利亚旅”在后来针对陆军总参谋长弗里契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阴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两人是陆军元老级人物，最初对希特勒持支持态度，后来认为希特勒的扩军备战计划太过疯狂，又持反对态度，这让元首感觉不爽，打算清除这两块绊脚石，这个任务交给了海德里希。
胡贝尔与梅辛格很快就整出了勃洛姆堡的新婚妻子是妓女，弗里契是同性恋的大篇幅详细报告，最终把两位陆军元帅整下了课，然而后来证明，针对弗里契的控告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告，但这不重要，海德里希成功的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一切胡贝尔等人功不可没。
1938年德国、奥地利合并后，胡贝尔调任奥地利，成为维也纳及上、下多瑙河地区保安处及盖世太保负责人，在这段时间，他与艾希曼密切配合，对奥地利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迁移，整个二战时期大约有五万奥地利人被盖世太保酷刑审讯，胡贝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1939年11月8日晚，慕尼黑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发生了一起刺杀希特勒的案件，来自科隆的工人格奥尔格·埃尔塞将炸弹放在希特勒准备演讲的舞台后的柱子里，炸弹准时爆炸，然而希特勒已经提前十几分钟离开了。
此事非同小可，惊动了纳粹自上而下所有大人物，全德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埃尔塞在试图越境逃往瑞士时被捕，慕尼黑盖世太保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埃尔塞对案件供认不讳，但希姆莱不相信是埃尔塞一个人单独行动，他认为这背后可能有英国人在支持，于是下令盖世太保缪勒深入调查，缪勒把案子交给了好哥们胡贝尔负责。
此次事件又引发出另一件由舒伦堡亲自行动的国际事件，即文洛事件。
希姆莱相信已经被盖世太保掌握的英国特工亨利.斯蒂文森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参与了刺杀元首的阴谋，于是命令舒伦堡第二天在荷德边境的文洛镇将两名英国人绑架了回来。
胡贝尔花大力气审问了个底儿朝天，最后证实英国人与刺杀希特勒的案件毫无关联。
埃尔塞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直到德国战败前一个月，他被党卫队枪杀。
1944年底，胡贝尔晋升为奥地利党卫队保安处及安全警察指挥官，米尔德纳接替了他在维也纳的职务，当苏联红军逼近奥地利时，胡贝尔带着他的副手米尔德纳撤退到林茨，然后一路向西逃跑，最终向美军投降。
有理由认为，盖世太保的许多头目都与美国情报机构达成过某种协议，用他们所掌握的秘密情报换取美国人的庇护，例如巴比、米尔德纳均是如此。
然而，胡贝尔到底与美国人做了什么交易，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但他的结局与米尔德纳一样，1949年就被释放了，既没有人追究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也没有法庭对他进行审判，胡贝尔就像一个纯洁的好市民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在慕尼黑一家办公用品公司找到一份会计的工作，一直干到退休，然后安享晚年，1975年1月30日在慕尼黑死亡，终年73岁。
三国时期同样是醉酒，一人被称为酒囊将军，另一人却被委命高官
这虽然是小说故事，但淳于琼这个“酒囊将军”的名号算是按到身上揭不下来了。
不过，魏国也有一个饮酒违反禁令的将军，因为有人为他说好话，他被放过，但他却从此被记住了，后来此人竟然被任命为三公的高官。
此人虽然善饮，但却为官清廉，死后还受到朝廷的表彰。
这个因饮酒出名又被曹丕记住的人是谁呢? 徐邈，字景山，蓟县人。
曹操平定河北后，征召徐邈为丞相军谋掾，试任奉高县令，后来入朝任东曹议令史。
魏国建立之初，任尚书郎。
当时有法令禁酒，但徐邈私下痛饮以至于酩酊大醉。
有个叫赵达的人向徐邈询问公事，徐邈说：“中圣人。
”赵达不敢隐瞒，就把这话禀报了曹操，曹操大怒。
度辽将军鲜于辅劝说道：“平常饮酒一醉方休者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生性谨慎，这不过是一时醉话罢了。
”结果曹操没有治他的罪。
后兼任陇西太守，转南安太守。
魏文帝曹丕当，徐邈历任谯相，平阳、安平郡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都有不错的口碑。
曹丕巡视，问徐邈说：“还经常中圣人吗?”徐邈回答说：“从前子反(司马)在谷阳醉酒夜逃，御叔(大夫)饮酒被罚以重赋，臣的嗜好和这二人相同，不能自禁，所以时常喝酒。
然而宿瘤(战国时丑女)因为长像丑陋而被载入史册，我则因醉酒而被皇上记得。
”文帝大笑，对身边的人说：“果然名不虚立。
”升任抚军大将军军师。
时期，徐邈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并使持符节任护羌校尉。
到任时，正赶上兵出祁山，陇右三郡相继反叛，徐邈即时派参军以及金城太守等人讨伐南安叛乱，为魏国恢复陇右地区立下了功劳。
在西北地区，徐邈在边境贸易、粮食生产，收缴民间私人武器，建立学校，禁止厚葬，教化百面都做出了贡献，得到朝廷的肯定。
后因讨伐反叛的羌人柯吾有功，封都亭侯，加官建威将军。
徐邈和羌、胡部族打交道时，对于小的过失从不过问;但如果他们犯了大罪，先通报部帅让他们知道应该处死的理由，然后斩首示众，因此人们都信服和敬畏他。
当皇帝的正始元年(240年)，回朝任大司农，经历过任职司隶校尉，因公事免官后又任职光禄大夫。
徐邈最后升为司空，他感叹于三公是国家重臣，自己年老多病，不能占着这个职位不理事，于是坚持推辞不受。
嘉平元年(249年)，徐邈在家中去世，年七十八岁。
徐邈不是那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因而也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战场功绩，但这个人有两点值得当时人敬仰：一是一生清廉;二是坚持操守，不图虚名。
在边境任职时，徐邈颇有政绩，经常得到朝廷赏赐，但他把赏赐全都分给将士，从不收入自家，妻子儿女却常常衣食不足。
他死后的嘉平六年，朝廷追思节操高洁者，徐邈和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一起受到了朝廷的追认表彰，每家得到了粮食二千斛，钱三十万的赏赐。
徐邈的操守，被人认为能持之以恒。
在曹操时期，人们认为徐邈通达，而自从任凉州刺史之后，人们又认为他固执。
有人解释这种情形时说：此前崔琰和毛阶主持选拔官员事宜，他们俩尊崇清素之士，所以人们就改换车服，用来猎取高名，而徐公仍一如既往，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
此后天下崇尚奢靡，竞相效仿，相互攀比，而徐邈却风雅高尚淡泊自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被认为是固执。
因此，变的是世俗风气，不变的是徐邈的操守。
封建社会是官本位，官位就是名望，官位就是财富，徐邈面对三公高位不为所动，家无余财，在那样一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而这样的官，正可谓是。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徐邈有好饮酒的毛病，但这酒既不是吃请，肯定也不是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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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英国使团朝见风波:帝王怒罢多名高官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日益增多的远洋客商，首次建立了海关。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英国商人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航海技术还相对落后等原因，英国商队基本上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关，英人始来互市，然不能每岁至)。
直到三十一年后的七年(1729年)，英国商队才频繁往来于两国，双方才“始通市不绝”。
七年(1742年)冬十一月，英国一支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后飘至广东沿海的澳门，当时的两广总督策楞，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些不速之客，并且特意安排地方官给这些英国客商免费提供食物，并帮助他们修缮破损的船舶。
直到人员和商船都休整完毕，才送他们上路。
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商人开始大量出现在定海和宁波这些拥有海关的海港码头，当时的地方政府出于国内需求的需要，严禁英国商人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限制对外贸易。
其后数年，英国商人数次请求其它地方政府允许他们通商，请求最后虽被同意，但在商品买卖的数量上，依旧严加限制。
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英国国王也加入到了英国商人的队伍之中——英国王国雅治，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时候，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到了大清王朝，以朝贡的名义请求在清朝的广大沿海地区设立通商港口和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然而，对此的回答却是相当的简洁、明确——“不许”。
七年至十三年，英国海军数次出兵窥伺并侵占澳门，英军军舰甚至都冲击到了清军海防的前沿阵地虎门和黄埔，但最终畏惧于清政府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制裁，才退出了澳门(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
至六月始去。
十三年秋九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护货为词，总督吴熊光屡谕使去，不听，遂据澳，复以兵船闯入虎门，进泊黄埔。
命剿办绝市，英人始於十月退师)嘉庆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国王第四次派使臣朝见——“遣其臣加拉威礼来粤东投书”，献方物。
然而，由于当时双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互设办事机构，英国使团到达广东后，需要由当地最高官员——两广总督，把使团到来的消息上报给。
说来非常不巧的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蒋攸銛，正好不在办公场所，前几天刚刚离开广东，前往京城汇报工作，既然一把手不在家，客人来了也得有人招待，于是，当时暂掌广东大权的广东巡抚董教增，答应接见这批英国使团。
然而，就在双方会见之前，一件小事儿却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和难点——那就是英国使团晋见巡抚大人时的礼仪，是行中国自古以来番邦晋见督抚要员的跪拜大礼，还是行英国的脱帽、鞠躬的礼仪? 广东巡抚董教增援自然是希望英国人能够跪拜自己，但英国使团的团长加拉威礼却怎么也不肯接受。
因为英国人从来都没有双膝下跪的习惯，认为这样做是对人性的不尊重。
于是，在跪与不跪这件事情上，双方争论了好几天，最终，做为主人的董教增，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不得已许之”。
于是，就在那一天，驻守在广东将军、都统、以及海关监督齐坐一堂，一起接见了英国的使团。
清朝方面自不用说，场面自然是非常的威严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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