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唐玄宗,为何他们前半生是明君后半生是昏君?
有人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既是明君又是昏君呢，事实上的确是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汉武帝和唐玄宗。
这两位皇帝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大人物了，他们治理国家都是一把好手，汉武帝击败了一直以来的敌人匈奴，而唐玄宗则是开创了唐朝
【千问解读】
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有不少，而昏君也有很多，但是同时既是明君又是昏君的，就不多了。
有人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既是明君又是昏君呢，事实上的确是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汉武帝和唐玄宗。
这两位皇帝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大人物了，他们治理国家都是一把好手，汉武帝击败了一直以来的敌人匈奴，而唐玄宗则是开创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然而他们到了自己老年的时候，却都遭遇了人生的最低谷，汉武帝巫蛊之祸以及穷兵黩武，而唐玄宗则是安史之乱。
为什么他们在前半生都那么优秀，后半生却堪称是昏君呢?
在一些典籍记载中，上古的帝王不仅贤明，而且个个长命百岁。
唐朝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中写道：“黄帝年百一十岁;少昊年百岁;颛顼年九十八岁;帝喾年百五岁;帝尧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
韩愈这篇文章是写给唐宪宗看的，他不可能拿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姑且不说我们信不信上古“皇帝”的寿命，至少当时的人们是普遍相信的。
人们普遍相信的事一定是事实吗?也不一定，造成这样的原因，或者人们不愿意打破自己编造的“谎言”，或者人们需要借用这个“谎言”。
春秋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等等，却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用上古名人。
诸子百家的名声，在我们听来是响当当的名人，可在春秋战国，顶多属于“名士”一类，稍有名气罢了，他们说的话又如何能让别人信服呢。
于是各种各样的圣人出现了，孔子说，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文王、周公说的。
韩非子说，这些事，尧做过，舜做过，大禹也做过。
圣人们说没说过、做没做过不重要，他们能拿来用就行。
韩非子讲过三人成虎的故事，试着想想成百上千的人同时说一件事，相信一件事，又是怎样的景象。
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提到的君主，皆是一生皆贤明的圣人，可历史中的帝王怎么样呢?完全没有一个同上古圣人类似的人。
汉武帝刘彻，在位50余年，内部进行改革，外部则驱逐匈奴，到末年仍不免落下个昏聩的名声。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晚年引发安史之乱，不仅失去爱妃杨贵妃，最后连皇位也被儿子抢去，孤独死去。
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昏庸的一大“罪证”，而连年征伐匈奴，似乎又是另一个明证。
不过我们细究下去，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俗话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这事放到皇帝身上一样能用。
皇帝活得越久，见到的各种权力斗争便越多，越会担心类似的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
汉武帝晚年，一天天老朽，正慢慢迈入死亡的深渊，而太子一点点成长，正要跨入人生巅峰。
太子的巅峰不正是皇帝吗?
汉武帝会把皇位传给儿子，不过要在自己死后，只要活一天，他就不会放权。
汉武帝抓权越紧，猜忌心便越重。
有个成语叫推己及人，这是褒义词，意思是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但人总会产生一个想法：我这么想，别人一定也这么想。
汉武帝喜欢权力，他认为太子也一定很爱权力。
想的越多，汉武帝便越害怕权力被夺走，于是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以“巫蛊之祸”爆发为结局。
唐玄宗李隆基，一口气杀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原因是武惠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于是向玄宗进谗。
根本原因还是李隆基害怕李瑛夺取自己权力罢了。
三国活得最久的皇帝孙权，晚年一样陷入诸子相争的局面。
太子是孙和，而孙权最喜爱的儿子偏偏是鲁王孙霸，这一套听着是不是很熟悉?
曹丕是曹操嫡长子，但曹操最喜欢的却是庶子曹冲，曹冲死后，曹操也是更喜欢次子曹植。
李世民的太子是李承乾，偏偏更喜欢魏王李泰。
历史上的明君大多喜欢玩这一手，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儿子夺走。
孙和、孙霸都没有好结局，李承乾和李泰也是以悲剧而收场，无不说明权力斗争的残酷，哪管父子兄弟。
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表达自己对派遣李广利远征匈奴一事的悔恨。
一些人认为这是汉武帝的“罪己诏”，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前91年，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而亡，公元前90年，李广利为扶持外甥而谋反，逃亡匈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诏》，表明自己息兵修养政策。
观汉武帝一朝，汉武帝最信任的人，田蚡、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有个共同身份——外戚，他利用外戚以防止自己的权力被他人夺取。
卫青、霍去病掌权的时候，汉武帝正值盛年，他有绝对的信息掌控这些人，不怕他们谋反。
不过人到晚年，精力终究有限，汉武帝的掌控出现弱点。
汉武帝不能再将权力交给这些外戚，更不可能交给其他人，于是借着息兵的理由，取消对匈奴的战争，以防军权被外人利用。
李隆基晚年类似汉武帝，他想借完全忠于的藩镇，达到控制天下的目的，哪知道却被安禄山利用，成了祸害唐朝的根源。
汉武帝也好，唐玄宗李隆基也罢，亦或其他皇帝，造成他们昏庸的原因，与其说因为老了，不如说是害怕，害怕权力不再属于自己，不再讲究所谓的平衡，而是开始清除所有威胁到自己的人、事。
权力腐蚀与人性弱点：唐玄宗李隆基后期昏庸的深层剖析
这种从明君到昏君的剧烈转变，本质上是权力绝对化与人性弱点的双重悲剧。
一、权力巅峰的自我异化：从励精图治到志得意满 李隆基执政前期的政治智慧堪称典范。
他通过“”铲除韦后集团，以铁腕手段赐死觊觎皇位的，确立绝对权威。
在开元年间，他裁撤冗官、整顿吏治，将全国州县划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
这种制度设计使国力达到顶峰：人口突破8000万，商业税收占财政收入60%以上，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
然而，随着“”局面的形成，李隆基逐渐陷入权力幻觉。
天宝年间，他不再亲自主持朝会，将政务全权委托给，自己则沉迷于梨园歌舞与炼丹之术。
这种转变暴露出绝对权力对统治者的异化——当权力失去制衡，统治者极易将国家机器视为个人私产，将治国理政异化为权力游戏。
二、决策机制的系统性崩塌：从任人唯贤到亲小人远贤臣 李隆基前期的用人策略堪称教科书级典范。
他重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建立“十道采访处置使”制度强化地方监察，使唐朝行政效率达到巅峰。
但天宝年间，这种理性决策机制被彻底颠覆： 人才选拔标准异化：李林甫为巩固相位，提出“野无遗贤”的荒谬主张，导致等人才落第。
更将40余个要职分授亲信，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信息渠道单一化：李隆基晚年仅通过、杨贵妃等私人渠道获取信息，对在范阳私铸兵器、扩军备战等异常举动一无所知。
决策程序形骸化：天宝十载（751年），唐军2万精锐败于阿拉伯联军，但战报被李林甫篡改为“大捷”，李隆基竟未追责。
这种系统性崩塌使唐朝统治集团丧失对危机的感知能力，为安史之乱埋下致命隐患。
三、人性弱点的集中爆发：从克己复礼到纵欲无度 李隆基的蜕变轨迹深刻诠释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年龄与精力的双重衰退：天宝年间，60余岁的李隆基出现明显认知退化。
据《》记载，他常在朝会时打瞌睡，甚至将“”误称为“吐谷浑”。
这种生理衰退直接导致其判断力下降。
情感寄托的错位：病逝后，李隆基将情感完全寄托于杨贵妃。
为讨其欢心，他下令在骊山修建华清宫，动用3万民夫，单是温泉池就耗费黄金万两。
这种病态的情感依赖，使其将国事视为儿戏。
死亡焦虑的扭曲表达：李隆基晚年痴迷炼丹服药，每月服用“五石散”达十余次。
这种对长生的执念，实则是对权力丧失的深层恐惧。
他通过奢靡生活来麻痹自己，却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化。
四、制度性溃败的连锁反应：从盛世到衰世的转折点 李隆基的昏庸直接引发制度性溃败： 军事体制失衡：为遏制衰落，他过度倚重制度。
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精兵达18万，超过中央两倍。
这种军事布局为割据埋下伏笔。
监察体系失效：御史台本应纠察百官，但李林甫任相期间，60%的御史沦为其鹰犬。
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贪污军饷案，竟被李林甫以“边将劳苦”为由压下。
经济政策扭曲：为满足宫廷奢靡，杨国忠推行“和籴法”，强征百姓粮食。
天宝八载（749年），关中粮价暴涨300%，流民数量突破百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这种制度性溃败在安史之乱中彻底爆发：中，哥舒翰麾下20万唐军因粮饷被克扣发生哗变，直接导致长安沦陷。
五、历史镜鉴：权力与责任的永恒命题 李隆基的悲剧绝非个人偶然，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统治者极易陷入“自我神化”的幻觉。
他晚年将国事完全委托给杨国忠，自己沉迷于《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这种“垂拱而治”的幻想，实则是放弃统治责任的托辞。
更值得深思的是，李隆基在逃亡途中仍执意携带羯鼓，这种对艺术享乐的执念，暴露出封建帝王在权力腐蚀下的精神堕落。
当统治者将个人欲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沦为摆设。
在长安的残垣断壁间，李隆基的悲剧仍在警示后人：权力不是特权，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任何将权力异化为私产的行为，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这位开创盛世的帝王，最终在孤独与悔恨中谢幕，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权力与人性交织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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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蚀与人性弱点：唐玄宗李隆基后期昏庸的深层剖析
这种从明君到昏君的剧烈转变，本质上是权力绝对化与人性弱点的双重悲剧。
一、权力巅峰的自我异化：从励精图治到志得意满 李隆基执政前期的政治智慧堪称典范。
他通过“”铲除韦后集团，以铁腕手段赐死觊觎皇位的，确立绝对权威。
在开元年间，他裁撤冗官、整顿吏治，将全国州县划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
这种制度设计使国力达到顶峰：人口突破8000万，商业税收占财政收入60%以上，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
然而，随着“”局面的形成，李隆基逐渐陷入权力幻觉。
天宝年间，他不再亲自主持朝会，将政务全权委托给，自己则沉迷于梨园歌舞与炼丹之术。
这种转变暴露出绝对权力对统治者的异化——当权力失去制衡，统治者极易将国家机器视为个人私产，将治国理政异化为权力游戏。
二、决策机制的系统性崩塌：从任人唯贤到亲小人远贤臣 李隆基前期的用人策略堪称教科书级典范。
他重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建立“十道采访处置使”制度强化地方监察，使唐朝行政效率达到巅峰。
但天宝年间，这种理性决策机制被彻底颠覆： 人才选拔标准异化：李林甫为巩固相位，提出“野无遗贤”的荒谬主张，导致等人才落第。
更将40余个要职分授亲信，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信息渠道单一化：李隆基晚年仅通过、杨贵妃等私人渠道获取信息，对在范阳私铸兵器、扩军备战等异常举动一无所知。
决策程序形骸化：天宝十载（751年），唐军2万精锐败于阿拉伯联军，但战报被李林甫篡改为“大捷”，李隆基竟未追责。
这种系统性崩塌使唐朝统治集团丧失对危机的感知能力，为安史之乱埋下致命隐患。
三、人性弱点的集中爆发：从克己复礼到纵欲无度 李隆基的蜕变轨迹深刻诠释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年龄与精力的双重衰退：天宝年间，60余岁的李隆基出现明显认知退化。
据《》记载，他常在朝会时打瞌睡，甚至将“”误称为“吐谷浑”。
这种生理衰退直接导致其判断力下降。
情感寄托的错位：病逝后，李隆基将情感完全寄托于杨贵妃。
为讨其欢心，他下令在骊山修建华清宫，动用3万民夫，单是温泉池就耗费黄金万两。
这种病态的情感依赖，使其将国事视为儿戏。
死亡焦虑的扭曲表达：李隆基晚年痴迷炼丹服药，每月服用“五石散”达十余次。
这种对长生的执念，实则是对权力丧失的深层恐惧。
他通过奢靡生活来麻痹自己，却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化。
四、制度性溃败的连锁反应：从盛世到衰世的转折点 李隆基的昏庸直接引发制度性溃败： 军事体制失衡：为遏制衰落，他过度倚重制度。
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精兵达18万，超过中央两倍。
这种军事布局为割据埋下伏笔。
监察体系失效：御史台本应纠察百官，但李林甫任相期间，60%的御史沦为其鹰犬。
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贪污军饷案，竟被李林甫以“边将劳苦”为由压下。
经济政策扭曲：为满足宫廷奢靡，杨国忠推行“和籴法”，强征百姓粮食。
天宝八载（749年），关中粮价暴涨300%，流民数量突破百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这种制度性溃败在安史之乱中彻底爆发：中，哥舒翰麾下20万唐军因粮饷被克扣发生哗变，直接导致长安沦陷。
五、历史镜鉴：权力与责任的永恒命题 李隆基的悲剧绝非个人偶然，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当权力失去制度约束，统治者极易陷入“自我神化”的幻觉。
他晚年将国事完全委托给杨国忠，自己沉迷于《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这种“垂拱而治”的幻想，实则是放弃统治责任的托辞。
更值得深思的是，李隆基在逃亡途中仍执意携带羯鼓，这种对艺术享乐的执念，暴露出封建帝王在权力腐蚀下的精神堕落。
当统治者将个人欲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沦为摆设。
在长安的残垣断壁间，李隆基的悲剧仍在警示后人：权力不是特权，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任何将权力异化为私产的行为，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这位开创盛世的帝王，最终在孤独与悔恨中谢幕，其人生轨迹恰似一曲权力与人性交织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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