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认输后首次发表讲话 面容憔悴引发热议
【千问解读】
财联社11月28日讯（编辑 牛占林）在美国大选中落败之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当本周从夏威夷度假返回后，她在周二发表了讲话，但其异常憔悴的面容却引发了人们种种猜想。
在演讲开头，哈里斯称赞了她的竞选伙伴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她表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不是我们努力工作所追求的结果，但我依旧为我们参加的这场竞选感到自豪。
”
现年60岁的哈里斯声称：“这场推动我们竞选的斗争，一场为自由和机会而战的斗争……并没有在11月5日之后结束。
”这位民主党人说，将继续为一个女性可以随时选择堕胎的美国而奋斗。
然后她开始安慰支持者。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我对此很清楚。
我知道你们也很清楚这件事，而且感觉很沉重。
”
哈里斯表示：“我必须提醒你们，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夺走你的力量。
你们拥有和11月5日之前一样的力量，你们有和11月5日之前一样的目标，你们有和11月5日之前一样的参与和激励的能力。
所以，永远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情况夺走你的力量。
”哈里斯补充说，她的支持者应该继续努力，组织和动员。
但是，像往常一样，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外表。
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视频中的哈里斯看起来如此憔悴和疲惫，此前她基本上已经休息了三周时间。
社交媒体上人们议论纷纷，有评论认为哈里斯之所以状态不佳，是因为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但也有人认为是酗酒所致。
福克斯新闻撰稿人塔米·布鲁斯声称，她之前驳斥了关于哈里斯酗酒的说法，但现在她不那么肯定了。
“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指责哈里斯酗酒什么的，因为她的举止有些奇怪，我一直抵制这种指责。
但在她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惨败之后，她向支持者发布的这段最新视频中，我承认它甚至引起了我的担忧。
”
大概率要失败
消息人士透露，哈里斯已经告诉盟友和顾问，她不想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在2028年再次竞选总统。
与此同时，哈里斯竞选团队爆料，内部民调从未显示哈里斯领先过当选总统特朗普。
而从8月份到大选前，许多经认可的民调都显示哈里斯领先特朗普。
但哈里斯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David Plouffe指出，这一点从未反映在内部民调中，哈里斯总是落后于特朗普或与特朗普持平。
Plouffe表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内部民调没有太大变化，自从哈里斯7月加入竞选以来，民调数据基本保持不变。
”
总的来说，哈里斯的竞选班子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竞选大概率要失败，而哈里斯没有多少办法改变结果。
（财联社 牛占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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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是怎么回事？财产为美国富豪3倍
早在清朝的时候，广州就出了位“世界首富”，他叫伍秉鉴。
在当时他的资产总共有2600万元，是当时美国富豪的3倍之多! 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
”“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
”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
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
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一向重农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的“黄金口岸”。
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
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但是，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而非发达的充分条件。
十三行首次被官府指定的外贸代理洋行有13家，此后，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可见这个行当的风险之大。
伍秉鉴走上十三行舞台时，行商的领袖，即“总商”，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
伍秉鉴的父亲也是靠曾在潘家担任账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才创办了怡和行。
伍秉鉴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成为行商总商，更让伍家的资产达到十三行的顶峰，这自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
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
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
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
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
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
后来一位老行商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
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
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
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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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外交博弈：与苏联签订条约是怎么回事？争取美国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高层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对正进行艰难抗战的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这样做不足为怪，但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此举，则令人大感意外，国民政府对此也极为不满。
严正声明，但避免造成反苏之印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发现原来设想的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预计完全落空。
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扭转苏联援华制日的政策，做好对付英美的准备，日本加紧了对苏的外交谋略，1940年7月和10月两次主动向苏提出签订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
但因双方在北库页岛等问题上分歧太大，未能达成协议。
1941年春，日本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主动打破僵局。
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出访德意国，意图借助德意促进苏日谈判的进程。
3月23日，松冈抵达莫斯科，与苏外长举行了首轮会谈；4月7日松冈重返莫斯科，又进行了三轮会谈，但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再度陷入停顿。
松冈沮丧地准备于13日返回日本。
谁知，4月12日，松冈向辞行时，斯大林突然主动让步，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4月13日，双方正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该约全文如下： 大日本帝国及苏维埃联邦为巩固两国间和平及友好关系之希望，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
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同时发表下述宣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蒋介石得知条约内容后，对苏联的做法倍觉失望，也相当不满。
其在13日的日记中称：“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时签订中立友好条约，闻其内容有互认满蒙、伪领土完整之条，此俄损人利己必有之惯技，自在意中。
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此字缺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
”翌日，蒋又愤恨地觉得：“苏俄外交方针，渐渐显白矣！其偏袒侵略国，反对英美，且诱引日寇，使加入彼之集团，左日右德，辅助其称霸欧亚两洲之企图；其素所自诩扶助民族独立之口号，至是乃完全放弃而不提矣。
”这使蒋感到深受刺激：“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
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4日晨，国民党举行中央常会，讨论达三个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
”14日中午，蒋介石约程潜、白崇禧、张治中、贺耀祖、刘斐、卫立煌、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午餐，“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
徐永昌判断：“苏日新约，在日是夙愿，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并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但亦不妨作一种对德双关的表示，即也示威也助德)，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且多少有助于中共。
”至于苏联对华政策暂时不会改变：“最近之将来，苏必仍照过去之援华政策继续履行(待必要时将移此种物资援中共，仍号称援华，其时期则视国际环境与我之前途情形而定)，目前则仅增长倭寇勇气与侥幸心。
”蒋介石判断：“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压迫其退到乌拉山以东，英更无如德何。
”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当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未对条约本身多作评论，但对所附损害中国主权的宣言表示决不承认：“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
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4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向各宣传机关和报纸发出《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包括三点：1.该约违反了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关规定；2.根据苏联“立国之精神”，以及苏联屡次发表之外交政策声明，苏联有不在法理上及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之义务；3.该约违反了1924年5月31日中苏协定关于尊重与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的规定。
并指示“一切评论此事之文字，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
投石问路，探询研判苏联动机 15日下午，驻苏大使邵力子往见苏外长莫洛托夫，“询苏日条约第二条是否适用于中日战局”。
这是国民政府关心的又一重点，因为如果按条约本身解释，苏联就应对中日战争也保持中立，那就不能继续给予中国以援助，这比满蒙问题更具现实威胁。
稍后，邵力子向外交部报告称，苏方表示“该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涉。
谈判时亦未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
“其意似谓苏联对华接济将不中止也。
”但邵力子也报告称，斯大林亲往车站为松岗送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 4月19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示：条约“未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俄国对华政策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蒋请潘友新转告苏联政府，今后讨论俄、日关系时，“应于事前与我政府开诚磋商，以免造成严重误解。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第673-674页)另外，国民政府从外交渠道得来的情报，也获悉苏联并不完全相信日本，还寄望于中国牵制日本的力量，所以苏联签约时“根本没有提到中国”，换言之，条约没有规定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抗战。
稍后，又从英美等国大使处获知苏日两国没有签订任何秘密条款或作出任何口头承诺。
4月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和各省党部、省政府，对苏日签约各自的动机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苏日签约后已过十日，“经此十日来之观察，真相渐明。
故其利害得失，亦不难分析判别而获得一正确之概念。
”自订约以来，“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
”15日莫洛托夫约见邵大使，19日潘友新来见我，都表示不会改变对华政策。
故此约对于“我国方面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
且指出此约之订立，“其主动权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
后面这个说法，与中共所言是苏联外交胜利的说明，几近一致。
蒋也对苏联此举损害中国利益之处委婉提出了批评：“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
”但强调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此区区一纸不法声明，岂能成为我收复主权之障碍。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20-227页) ，争取美国加大对华援助 在苏联有可能背弃中国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大。
14日，蒋介石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让其急询美方态度，希望能得到美方援华的切实承诺和保证，电称：“俄日中立友好条约，据日讯，其中有互认外蒙与满洲二伪国领土完整之条，此必属实无疑，以后俄对华外交方针自当更恶也。
请急问美当局对华方针，如其果真援华，则望速提具体有效之整个计划与保证，以慰我人民怀疑之心理。
” 15日，驻美大使胡适致电国内，报告14日曾探访美财长摩根索，摩根索表示，“自苏、日协定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之同情只有增浓，绝无减退。
”并建议就此即与总统一唔。
15日午，胡适与宋子文同访罗斯福，罗斯福称，“苏、日协定并非全出意外。
所不可知者，苏俄此后是否仍继续资助中国抗战。
甚盼中国政府有确切消息见告。
”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及远东之形势极其严峻，中国急需要得到美国切实的援助，希望罗斯福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的具体方案。
罗斯福允予考虑。
谈话时间15分钟。
当日下午，罗斯福在白宫对报界谈话时即声言：美政府援助被侵略国家之政策绝无变更，当然中国亦在其列，今晨与中国大使胡适及宋子文先生商洽援华详细办法。
中国所需各项物资已加以分析考虑，现正在筹办中。
十几分钟的谈话，作为战略家的罗斯福态度很明确，表态也颇高明：苏日签约，你们国民政府很着急，跑来求援，但签约不全在意外(潜台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一是看苏联是否继续援华(这才是实质性的)，二是与苏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此后的态度，政府可否将之拉过来，以壮大抗日力量。
这实际上是除允予扩大援助之外，又给了蒋介石缓解这次危机的另两点提示，特别是后者，可能也意在提醒国民党人，不要因对苏不满而借机反共，影响对日作战的全局。
4月17日，美国决定以价值四千五百万美元之军用器材对华军援，此为美国对华军援之始。
下下之策，做联德和日之准备 除上述较为公开的一些应对外，国民党高层一度还有一种最机密、最的准备，即在事起之初情况不明、又十分愤激的情绪下，蒋介石可能也表示过、提过如下一种设想：即在的情况下，苏竟与日勾结、轴心集团实力大增(据苏联学者斯拉温斯基著《苏日中立条约》一书首次披露的苏联外交档案文件，斯大林认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第一步，是进一步在“大问题”上合作，使“三国条约”变成“四国条约”，即用德意日苏联盟对付英美的一个步骤)。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美又不肯对我提供一点像样的援助，也倒向德日一边！这种万不得已就“和日”的说法，在与蒋接近的人员中，可能不止一人听到，蒋侍从室的唐纵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透露：“为日苏中立协约，我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往见美总统罗斯福。
事后日方广播，谓我似以美国苟不大规模给予中国援助，则唯有驰向日华和平之途为理由逼迫罗斯福云。
此虽推测，但近于实际。
宋子良之赴美，即有传达此意之任务。
”唐纵这个话的来历，是蒋有可能在私下议论时，愤愤而言：苏俄如此不顾信义，英国更是滑头，这次美国人如果再不给点像样的援助，大家都玩花样，我也与日本人讲和算了！ 随着苏联作出解释、罗斯福态度明显积极后，蒋的态度有所缓和。
同时，蒋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更为自信，5月18日上午，蒋约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熊式辉、刘斐、徐永昌等谈话，“关于国际，蒋先生认为德必攻苏，日必南进，美必参战(坚决认定)。
”徐永昌则认为，蒋说的三种情况，无论任何一项发生，皆于我有利，并判断“德只要在未和英前攻苏，美必参战，即等于苏联加入英美，久之必渐形成似第一次欧战之情形，是倭之南进北进皆成问题。
”“特恐德不攻苏耳”(《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5月18日)。
此时离苏德战争爆发还差一个月零四天。
总之，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作为在外交上处于劣势的弱国，面对突发的外交危机，基本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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