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辟谣】脱发是因为雄激素过多？
很多人认为脱发是因为雄激素过多？但这种说法太片面，不见得都是如此。
脱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种类和原因多种多样，并不单一归咎于体内雄激素过多。
以特别常见的雄激素脱发为例，大家会误以为这种脱发就是雄激素过多导致的，其实不然。
雄激素性脱发和雄激素的关系，主要不在于雄激素过多，而在于特定区域的毛囊对雄激素的敏感性增高引起来的。
在这种脱发中，二氢睾酮这种激素成分可以通过与特定毛囊内的毛囊细胞上的受体结合，进而导致毛囊萎缩，引起头发变细、变短甚至停止生长。
真正和雄激素过多有关的脱发，在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中更为常见，这往往还伴随其他的表现，比如肥胖、多毛、不孕、月经紊乱等。
另外，脱发还可能由其他多种原因引起，如：
生活习惯：头发扎太紧、频繁抓挠头皮等不良习惯也可能损伤毛囊，导致脱发；
怀孕：生孩子后可以引起产后脱发；
压力：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都会影响头发生长周期，导致脱发；
疾病：如贫血等疾病可能导致脱发。
总之，脱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和雄激素过多的关系普遍不大，了解脱发的具体原因需要结合个人情况，建议有脱发困扰的朋友及时咨询专业医生，以便对症治疗。
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没盖成故宫那样？一场争论背后的隐情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落成。当人们第一次走近这座建筑时，看到的不是飞檐斗拱、琉璃大屋顶，而是一排排高达25米的浅灰色花岗岩廊柱，整齐地环列在建筑四周。
正门上方是黄绿相间的琉璃瓦檐口，底下是5米高的花岗岩基座，整个立面庄严、开阔，有一种不带装饰性赘余的力度感。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心里都冒出过一个疑问：这明明是一座中国的国家殿堂，为什么看起来更像欧洲的古典建筑？那些柱子，那种对称的格局，跟故宫、天坛完全不是一回事。
看过太多古建筑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中国传统建筑是“竖向选手”。
比如故宫太和殿，高 27米，宽 64 米，高宽比约 1:2.37。
人站在底下，屋檐像翅膀一样展开，有一种“被兜住”的感觉。
而大会堂高 46 米，宽 336 米，高宽比约 1:7.3。
如果把太和殿比作一只展开翅膀的鸟，大会堂就是一条贴着地面飞超低空的龙——传统元素全在，但比例被压扁、拉长。
1958年底，当设计方案刚刚定下来，建筑界内部就吵开了。
吵得最凶的那个人，是梁思成。
梁思成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把建筑形式分成了四个等级。
他说，最好的是“中而新”，就是中国的、同时又现代的；其次是“西而新”；再次是“中而古”；最差的，是“西而古”。
按照这个标准，人民大会堂的中选方案，被他归入了最差的那一类。
他说的“西而古”，指的是这个方案在立面上师法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柱廊传统。
梁思成还批评说，这个方案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门窗都放大了一倍，人走进去会觉得自己变小了，“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
他管这叫“小孩放大”。
这话说得不客气。
但梁思成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人。
他从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走遍十五个省，测绘了两千多座古建，对“中国建筑应该长什么样”这件事，他有自己一整套体系化的判断。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核心殿堂，如果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洋古典的骨架，那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人是“不想用民族风格”的。
恰恰相反，1950年代初，在苏联“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筑界曾经掀起过一轮“大屋顶”的高潮。
北京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巨大的琉璃瓦屋顶覆盖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上，试图把传统的宫殿语汇嫁接到新建筑上。
然而这股风潮很快就撞上了两堵墙。
第一堵墙是经济的。
大屋顶造价高昂，在“一五”计划期间已经造成了大量浪费，1955年毛泽东把这种倾向当作“复古主义”来批判。
第二堵墙是技术的。
传统大屋顶的举架体系，是建立在木构架基础上的，当建筑的跨度达到几十米、高度超过三十米时，再套一个大屋顶，不仅结构上别扭，比例上也很难成立。
人民大会堂恰恰是那个把这两堵墙同时撞碎的项目。
张镈是后来人民大会堂施工图阶段的总建筑师。
他晚年回忆过一件事。
设计初期，他脑子里的人民大会堂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几乎所有参与设计的建筑师都“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
但当他做出了“五段式”的立面构架——也就是中间高、两翼低、横向展开的总体轮廓——之后，他发现传统屋顶已经装不上去了。
他把原因说得很具体。
天安门城楼的宽度大约120米，城楼本身的宽度才60米左右。
而人民大会堂的宽度接近340米。
在这样一个极其舒展的横向体量上，如果做一个传统大屋顶，做小了，像在大体量上扣了一顶小帽子，不但没有气魄，而且比例失调；做大了，屋顶的脊兽高度必然要超过天安门城楼33.7米的屋脊，那整个广场的视觉重心就偏了，“这是设计的大忌”。
这句话很关键。
它说明放弃大屋顶，不是一个“要不要坚持民族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建筑尺度已经超出了传统形式所能承载的范围”的问题。
传统屋顶的比例逻辑，是在单体建筑宽度几十米、高度一二十米的尺度上发展出来的。
当建筑宽度膨胀到三百多米，那套逻辑就失效了。
张镈最后说，他“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这是一个建筑师在面对具体技术约束时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
但光有技术判断还不够。
1958年的中国建筑界，意识形态的空气仍然很紧。
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之后，“大屋顶”成了一个敏感词。
谁要是再提民族形式，很容易被扣上“浪费”“形式主义”的帽子。
可反过来，如果完全不用民族元素，又会被批评为“西化”“丧失主体性”。
建筑师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真正把这个死结解开的，是周恩来。
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和彭真召集在京的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梁思成再次提出“西而古”的问题。
周恩来的回答，后来被反复引用。
他说：“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现在问题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八个月盖完。
” 这段话的重心不在前半句，在后半句。
周恩来把争论的焦点从“风格归属”转移到了“使用功能和工期约束”上。
他的逻辑很清楚：这个建筑的首要任务是能在十个月内盖起来、能容纳一万人开会、能保证安全和使用。
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古非西”的辨析就变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他还说了一句更务实的话：“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
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 这话听起来平淡，但在当时的气氛里，它给了所有人一个台阶。
它等于是在说：不要再纠结风格标签了，先把房子盖出来。
有意思的是，最终方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西式”方案。
如果仔细看人民大会堂的立面，会发现它在西洋柱廊的骨架之上，揉进了不少中国传统的语汇。
檐口用了黄绿相间的琉璃瓦，柱头的装饰纹样带有中式元素，正门上方镶嵌着巨大的国徽，立面两翼的实墙上后来加上了标语牌。
整体平面呈“山”字形，也是中式建筑布局中常见的意象。
更微妙的是柱子的排布。
134根圆形廊柱，中间两根的间距略宽于两侧，整个排列严格对称，但并非等距。
这种“中间宽、两边渐窄”的处理，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用来标识等级和轴线的常用手法。
张镈在设计时，把这种中式韵律感嵌入了西洋柱廊的框架里。
所以，人民大会堂并不是“没有采用中国本土风格”。
它采用的是另一种策略：不再把传统形式当作一个必须整体套用的外壳，而是把传统元素拆解成可用的“零件”，嵌入一个以功能和尺度为主导的现代骨架之中。
这个策略，在当时的语境下，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中而新”——虽然梁思成认为中选方案配不上这个标准，但周恩来和彭真反复强调的“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本质上就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
1958年国庆工程启动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参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苏联专家在工程开始前已经全部撤出。
这意味着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是在没有苏联专家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
那些看起来“苏式”的厚重感，更多来自此前几年苏联建筑思想的影响惯性，而不是苏联人的现场指导。
换句话说，人民大会堂的柱廊，不是“苏联人让我们这么盖的”，而是中国建筑师在自己的判断和约束下做出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这场关于风格的争论之所以没有导致一个“中式大屋顶”的方案，原因是多层的。
最表层的原因是尺度——三百多米的建筑宽度，传统屋顶的比例逻辑撑不住。
中间一层的原因是工期——十个月要盖完，大屋顶的复杂构造和琉璃瓦烧制周期都跟不上。
最底层的原因，是1950年代中期之后，建筑界对“民族形式”的理解本身在松动。
当“古今中外皆为我用”成为官方口径，风格的纯度就不再是一个必须优先捍卫的价值。
但这不意味着风格问题不重要。
梁思成的批评是真诚的，他的判断也有专业依据。
周恩来和彭真的务实回应同样是真诚的。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两难：一个在文化上需要表达主体性的国家建筑，同时也是一个在功能和技术上必须成立的工程项目。
这两种诉求之间的张力，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具体的权衡。
人民大会堂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那个权衡的产物。
它不中不西，或者说亦中亦西。
它用西洋的骨架撑起了中国的体量，用中式的细节柔化了西洋的轮廓。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妥协，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创造。
但无论怎么评价，有一点是确定的：它没有简单地回到故宫的样式，也没有简单地照搬欧洲的宫殿。
它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条件下，被一群人用非常具体的方式，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东西。
俄外长告诉俄罗斯的年轻人，不该像中国人那样想着“岁月静好”
当今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外交官和政治人物常常利用语言和文化符号来塑造叙事，以便强化自身的形象或吸引公众的注意。近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一番话引发了广泛关注，他对刚入职的年轻外交官表示：“时代艰难，但挑战是机会，不该像中国人那样想着‘岁月静好’。
”这句话不仅是针对俄罗斯年轻人的动员，也是对中俄关系以及全球局势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拉夫罗夫看来，鼓励年轻人以挑战为机会的同时，他又借用了一句所谓的“中国古语”来建立对比，这让人深感意外。
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岁月静好”这一词汇的误读和曲解。
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经济强国，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精神。
建筑工地上的工程师、实验室中的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在拼搏中追求进步的典范，何以被简单化为“安稳度日”的代名词？ 事实上，拉夫罗夫的观点并不新鲜，他早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就引用过类似的说法。
这种对比不仅暴露出某种偏见，也显示出俄罗斯一些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仍停留在西方的印象之中。
在他们的视角里，中国似乎总是那种向往安逸、害怕变化的国家。
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其根源正是对历史和文化的片面理解。
当我们追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这句话的来源时，发现它出自一位英国政治家奥斯汀·张伯伦的笔下，经过多次转述后，逐渐转变为“古老的中国格言”。
这种情况在西方语境中并不少见，人们往往喜欢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化为一个标签，以便于传播和理解。
然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类似“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感慨，实际上是基于对历史苦难的深刻反思，而非对于变化和挑战的惧怕。
更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所提的“中国谚语”，在俄语世界也广泛流传，被视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代表性描述。
这说明，在政治叙事的构建中，“东方形象”成为了一种方便但却错误的工具。
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往往是基于历史遗留和文化想象，而不是对真实中国的深入了解。
中俄两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相互依赖的战略伙伴。
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双方应该更加注重彼此的价值和发展，而不是依赖于旧有的观念来理解对方。
然而，拉夫罗夫的言论恰恰反映出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
在许多俄罗斯人的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位需要被指导的学生，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伙伴。
这种误判不仅影响对中国的理解，也可能对未来的中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最近俄罗斯一些高层官员评论中国造船业的领先，仍把其与苏联时期的援助联系在一起，忽略了中国在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短视的，无法适应当今全球化和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
回顾过去几年，尤其是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在多个领域的合作逐渐深化，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双方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彼此的互利关系。
以资源互补为基础的合作，已经不可忽视。
然而，要实现真正的战略协作，双方必须打破旧有的认识框架，摆脱对对方的刻板印象。
拉夫罗夫的言论虽然能够激发俄罗斯年轻人的斗志，但如果继续用偏见和误解来解释中俄关系，只会导致更多的误判和分歧。
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理应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合作对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意义。
真正理解中国，不仅是为了消除误解，更是为了更好地制定符合双方利益的外交政策。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彼此。
一味的标签化与刻板印象只会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迷失方向。
当拉夫罗夫以“中国诅咒”作为喻体时，我们更应反思这是否真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困境，还是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未来，中俄关系能否臻至更深层次的融合，就看双方如何走出各自的认知边界，真正拥抱合作和创新。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共同书写出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