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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时限常被定义为1837年～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的统治时期。

这个时期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它的领土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

大英帝国的经济占全球的70%，贸易出口更是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上几倍。

与爱德华时代一同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

亦有学者认为，应将通过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的1832年视为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端。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女王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君主。

她在位的63年期间(1837年6月20日~1901年1月22日)，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她在位期间直到她去世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英国都称为维多利亚时代，1914年以后，维多利亚时代结束。

维多利亚女王(亚利山德拉·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于1837年继承王位(当时她18岁)，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

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

女王充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

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

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3年在位时期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顶峰。

维多利亚在位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所有国王中，她享有盛誉，这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时代特点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英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当时英国的经济占到了全球的70%。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发明浪潮，维多利亚人信仰科学进步，对于工业革命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汽船的出现使得运输和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铁路交通贯穿。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艺运动流派包括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艺术，以及后印象派等。

艺术界呈现出群星夺目的盛景。

维多利亚时代还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诗人和他们的传世之作，如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以及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等。

社会风气 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也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

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进步观念，美国的废奴运动正是这一进步思想的体现。

那个时代的中上层阶级对于饮食非常讲究，他们从遥远的国度进口各种异国情调的香料、调料，用于精心烹制的食品中。

维多利亚时代有了历史上最早的烹调学校，名厨编写的烹调书籍风行英国，在这个时代人们最早将具体烹调方法如调料用量等详细写入书中。

一些厨房小厨具也流行起来，如开罐器等，维多利亚时代还形成了许多进餐礼仪。

这个时期，英国盛行下午茶，贵族们早餐丰富，午饭简单，晚饭很晚。

据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女侍从官——女公爵安娜每到下午就会觉得很饿，于是便让仆人拿些小茶点来吃，许多人纷纷效仿，下午茶渐渐成为一种例行仪式。

事实上，围绕着这种下午茶习俗形成了多彩的茶文化，高雅的旅馆开始设起茶室，街上有了向公众开放的茶馆，茶话舞会更成为一种社会形式，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小姐们在那里与男友们会面。

这个的时代，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而结束。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真正结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1936年，第一届世博会时期建成的水晶宫倒塌，宣告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

经济盛衰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世界之巅，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

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历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

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30%，德国是29%，美国是41%。

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

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4%，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

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今天一直都是这样的，英国一直都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

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

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

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

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

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

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

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

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

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

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

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

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被美国迎头赶上的一个潜在隐患。

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

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坐回全球老大的位置就很难了，那时英国从全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但直到今天，英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世界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并且掌控世界的舆论。

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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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争霸之时的战争，也往往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有关，而且往往也依赖于特定战略资源提供经济保障。

古代的先驱，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尝言：“谁是大海的主人，迟早也能成为帝国的主宰。

”这是因为，雅典以及同时代的希腊诸城邦，多半地域狭窄，在本土缺少大片的粮食产区(希腊本土多半以种植葡萄、橄榄一类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供应仰仗于海外殖民点或商业船队的供应。

而东方的兵家则强调：“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

”毕竟，东方世界有大片大片的平原及河谷地区，适于产粮，所以必须要让军队自行携带大量补给，如果不方便补给，就要以战养战，当然不可避免的要让军队成为一个大号劫匪团队，如《兵法》所言，“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而且，在，无论希腊世界还是华夏世界的争霸，最后的胜利者都是可以据险自守而且还有一定农业资源的政权(希腊世界的斯巴达与马其顿，华夏世界的西周与秦俱是如此)。

但尽管如此，其他经济来源所能产出的资金，或者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往往会成为促成战争的重要因素或战争补给的资金来源。

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物资商品化供给不及地中海世界的古代东方华夏世界，情况更是如此。

以下我就对古典华夏世界的一些重要资源的争夺战分而述之。

1 盐业资源 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食性上的一大不同，就是人类会通过专门获得盐类结晶产物的形式摄取盐分。

然而，丰沛的盐业资源，在广袤的大陆上并非随处可见，需要依赖于沿海地区煮盐，或内陆地区盐矿、盐湖及盐井的供给。

由于盐业资源在内陆地区稀缺，也促成了后来令地方“贤良文学”与中央“大夫”的“盐铁官营之争”。

虽然这一论争以中央官营派的获胜告终，但中央对于民间人士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的警惕性，也可见一斑。

有关盐的战争，我首先要论述的，并非是东方靠近海滨的燕、齐、越诸国，而是地处内陆的巴蜀地区。

蜀人的先君蚕丛，有“纵目”之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古代蜀人面具，也有对“纵目”这一相貌的夸张描述，所谓“纵目”，即是由于饮食缺碘所造成的一种眼部向外突出的甲亢症状。

这疾病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蜀人政权尚处在岷山山区当中，此地虽有岩盐资源，但是古人煮盐，往往只是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熬制而成，这样熬制出的盐，自然不会像湖盐、海盐一般具有足够的碘成分，所以甲亢也就成了当时蜀地的一种流行病。

也许，对于外来资源(包括盐)的渴求，也是蜀人与其他西土政权(如早期西周)结盟或对外战争的一大因素吧。

譬如，在秦国哀公-孝公这段内部不稳定的时期，蜀人就先后与秦人争夺褒斜道与陈仓道的交汇要点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并且在最后还占了上风，直到最后，才被秦人利用了苴国封君与蜀国中央的矛盾，同时新开了由关中中部直达汉中的金牛道，一举夺回了南郑并且更进一步，消灭了巴蜀二国。

在此之前，巴国还曾经一度成为了蜀国的盟友，所以蜀人可以仰仗巫溪一带质量更高的盐井补给盐业，在巴蜀联合的时代，甚至蜀人还途径巴地，沿着长江一举深入内部的兹方劫掠一番，害得楚国人在长江边上筑了一座捍关以抵御巴蜀联盟。

而最后巴蜀的灭亡，也与二国后来走向敌对，被秦国加以利用有关。

图：蜀人之“纵目”面具 此外，起初巴人所获得的巫溪一带盐井，也是在与秦、楚瓜分庸国以后得到的。

在此之前，巴人(此时的姬国与楚国同在襄阳-邓州一带地区，并未西迁)也与楚人在襄阳附近地区展开过一系列争夺战。

可能也是为了争夺巫山地区盐业资源的对外输出通道吧，毕竟在那时，华夏世界的诸侯邦国，还都是一片片居民点的集合，远没有形成领土国家。

盐业资源也为、乃至内陆拥有盐湖的晋国走向了强国道路，提出了“官山海”的国家控制战略产业策略，使得齐国收入颇丰。

燕国自秦开东征(公元前300年前后)以后，也获得了获利颇丰的辽东滨海盐场(在今辽宁盖州一带)。

这也为后来燕国能在五国伐齐战争中横扫齐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沈阳市燕国名将秦开雕像 对盐业资源利用的政治性，在春秋时期还曾经引发过一次争议，即晋景公时期有关迁都的争议，一代霸主晋国在那时候准备迁都，毕竟那时晋国都城绛城附近发生了山崩，此乃大凶之兆，而且等旧贵族势力在绛城附近地区盘根错节，让公室十分为难。

于是一批人便主张迁到运城盐湖附近的郇瑕氏之地，认为此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但强烈反对，认为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很容易让人生病，心情郁郁不快，不如新田(今山西侯马一带)，“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

足见卫生条件的重要性还要胜过对盐业资源的仰赖。

此外，韩厥还认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足见丰厚的财源也会损耗人的意志，致使骄傲情绪难制，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最后晋国人还是采纳了韩厥的意见，并且在新田建立了新都“新绛”，晋国也在都于新绛的悼公-平公时代，走向了霸业的巅峰。

而事实上，在献公时代“假途伐虢”，也是一是为了夺取关中通往中原的要道(伐虢)，二也是为了保护盐湖侧翼的安全(灭虞)。

后来以后，晋国霸业的主要继承者魏国，却把都城定在了盐湖附近的安邑，这一是为了获得财源，二也是为了文侯时代的西进关中战略。

但同时为了维持魏国的哑铃形版图，魏国文侯、武侯两代君主还往往往来于安邑、邺城之间，魏国哑铃的中轴，却是太行八陉当中最为险峻，有“羊肠坂”之称的白陉，不知坐在马车里颠簸于山路中时，也是否感到了自家霸业不如原来三晋一统时的霸业稳固?也正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一死，韩赵两国甚至一度动了瓜分魏国的念头。

总而言之，盐这种战略产业，能为霸业奠定财政根基，但若把控不好，也会使得事业难得万全。

2 铜、锡资源 青铜这种铜-锡合金在先秦时代被广泛应用，这也自然使得铜、锡两种金属矿产成为了重要战略资源。

毕竟，《左传》当中，刘康公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两件事务，也都要仰仗于青铜所铸造的礼器与兵器。

在三十年(前642年)，楚成赐给郑国郑文公一批铜料，但是，客人走了以后，楚成王却连忙派使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郑文公拿到这些铜器以后，不要用来造兵器，而是要用来造别的东西。

后来郑文公回国以后，也真的拿这些铜料铸了一口铜钟。

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战略性资源应用的警惕性。

此外，西周时代的南国也屡屡遭到周王室征伐，周天子所求，也是湖北的铜矿资源，为此周厉王还不惜下令，对“铜路”上不服周天子的鄂国“勿遗寿幼”，制造了一起大屠杀，在那个时候一度称王的楚君，还被这一暴行吓得去除了自己的王号。

西周时所设置的“汉阳诸姬”这一系列诸侯，也是为了防止楚人跨过汉水，夺取铜绿山的铜业资源。

楚国自文王以后，在南方主要用兵也是分两个方向，西侧击巴国，东侧击随、唐、厉这类周天子用来监视楚国的“汉阳诸姬”，保护了铜路侧翼的安全。

可以说，楚国的崛起，与控制盐路和铜路都大有干系。

青铜既然是铜-锡合金，那么控制锡的资源，自然也万分重要，我国江西省是锡的主要产区，但江西在整个先秦时代都没有涌出过什么有名头的邦国，少数的记载也是有关于楚、越二国对此地的争夺。

大约也是因为当地土著居民一贯，谁来都做买卖，所以锡矿资源才没引起太多争端吧。

3 铁矿资源 我国历史上的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河西道从中亚传来的，最早的人工冶铁产品(依靠铁矿石而不依赖陨铁)产生于西周后期，在最早的时候，贵族们甚至觉得这种金属这么锋利，这显然是比青铜还金贵啊。

不过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东传，当技术碰到丰厚的铁矿资源，情形就大有不同了。

管仲曾对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锄)、夷、斤 (大斧头)，试诸壤土。

”管仲所言的“恶金”，便是铸铁，可见齐国人已经把那个年代质量不高的铸铁应用于制造农具这一方面了(齐国都城临淄附近本身就有大铁矿)。

而且，铁制农具普及以后，平民们就可以去先前“野人”占据或者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辟新田地了。

过去人们拿着石器，对付各路飞禽走兽都应接不暇，需要躲在城里才能安全，现在有了更多更便宜的铁制工具，区区鸟兽又算得了什么，过去用石锄开垦荒地都有压力，一定要贵族找人花大力气占卜一番，找个吉日，然后再集合一大波人，才敢烧开树林，赶跑野兽，挖坑埋种子，现在随便谁扛着铁斧头铁锄头进山，大半天就可以开垦出一大块地。

这样也造成了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致使“”这种氏族公社制度遗存走向了瓦解，渐渐培养出了一个自耕农阶级，也让华夏世界诸邦国从居民点大集合渐渐演化为了领土国家。

同时也让贵族老爷们动了从穷小子们手里抽税的念头。

最早这么干的，就是东方的(前594年“”)，“贫铁国”秦国则直到前408年才“初祖禾”。

可见技术路径对政策路径的影响。

《孙子·吴问》还记载了对属下农民收税的标准，晋国的六大领主，赵、魏、韩、智、中行、范，他们各自收的税都不同，大体是50%(这大约也是因为晋国坐拥大量铁矿资源，加上几代国君，故而私田极多吧)，赵氏收得最轻，只有44%左右。

所以赵氏治下领主和家臣都很勤俭而人民殷富，所以孙子认为晋国最后会为赵国所有。

虽然在后来的史实中，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而且三分后魏国最强，但赵国仍然是三晋中最长寿的一个。

但是，当时的铸铁含碳量过高，韧度还不及青铜，故而还无法取代青铜的兵器之用。

进入以后，铸钢技术出现，同时工匠们还开始知道利用淬火技术增强铁器的刚度与耐磨性，所以铁器也进入了兵器领域。

譬如战国初年的，虽然战略纵深浅薄，但是仗着拥有宜阳附近的铁山，能打造出极好的弓弩和宝剑，还是赢得了“劲韩”之美誉。

燕国在秦开东征将东胡、箕子朝鲜的势力逐出辽河平原后，不仅获得了农业资源与盐业资源，也获得了今天本溪-鞍山-盖州一带的铁矿矿脉，为燕国的扩张也奠定了基础。

据本人在辽阳市博物馆所见，虽然燕国在襄平所铸青铜货币成色远不及其余地区，但是冶铁设备倒是有很多。

“贫铁国”秦国虽然到了战国后期已经能压得关东六国向秦国称臣，但也深深认识到自身铁器冶炼技术低下和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所以在攻破邯郸以后，不仅掳走了，还把赵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家族的产业，连人带设备一股脑迁到了蜀地，这次战略产业转移，也成就了后来西汉时“蜀卓氏”这一富户的名声，以及大小姐和凤凰男的爱情故事。

铁的产业兴起虽晚，但是对于军事扩张的动机性和为军事扩张提供资源的方面，这一产业也不亚于青铜。

4 马业资源 马这种资源虽然不像矿产一样依赖于地下供给，但也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才能发展起来。

而且这种资源，在汽车走向流行以前，一直重要性很大。

不要忘记周人能带领西土诸侯一举克商，不仅依靠于敌方在征服的过程中实力大损，也依靠于周人与各路“戎狄”做买卖，进口了大量马匹，所以能装备得起驷马战车，远胜于商人的二马战车。

秦国王室虽然最终一统天下，但他们在西周初年的先人，却是一伙因为附和武庚叛乱，而被周人发配到西方负责养马并负责抵御西戎的东夷人，直到时，秦人领袖非子因为其父大骆与西土大族(就是之申后的母国)联姻，加上养马有功，才摆脱了劳改犯身份成为周人之附庸。

吴国得以从一片蛮夷当中脱颖而出，最初也是依靠晋国人派出巫臣传授给吴人中原的车马技术。

此外，曾向大夫司马侯炫耀晋国的优势，有言：“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

”的确如此，在养马的方面，晋国的确是两周时代的一大土豪，早在西周时代，晋献侯就能一口气埋下105匹马为自己殉葬，后来晋献公准备借道攻打虢国的时候，也用了屈(今山西吉县，介于吕梁山与黄河之间)所产的宝马去打点虞公。

不过在晋平公的时候，司马侯见到了国君的骄纵之气，也回复国君：“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

”他也是看到了晋平公“不修政德”的荒怠之行，事实上，晋国卿家逐渐压倒公室，也在平公时代就隐约埋下了种子。

所以马政与地利虽然大利于晋国，但也不是晋国霸业的全部基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的君子们一再强调“修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资源，国人难以自卫，也肯定会像山东半岛上的杞人一样，成天担心天塌下来，更难以建立撼动天下的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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