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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667-1669年)拉辛进军伏尔加河和里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属于第一阶段。

就其形式和目的而论，这次进军无异于哥萨克抢劫财物的“掠夺性”远征，但俄国南部和东南部阶级斗争急剧高涨，从根本上改变了进军的内容和规模，使哥萨克的军事行动大都具有反政府和反封建性质。

除1667年春在顿河上游由哥萨克下层和逃亡农民组成的拉辛部队(人数有时超过2000人)之外，亚伊克哥萨克军、射击军，还有顿河哥萨克的一些较小的队伍、奴仆和逃亡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运动。

这些队伍有些是单独行动，其余皆投奔拉辛。

1667-1669年，起义军在与政府军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阶级倾向：他们处决地方行政官吏、沙皇军队的指挥官员、封建主和富商，分发他们的财产，开狱释放囚犯等。

在军事方面有三点十分重要，在1667-1669年的军事行动中，起义军骨干已经形成，选拔了起义军各级首领，并筹备进军俄国腹地所必需的物质和军事资源。

取得了与政府军大部队作战和夺取伊朗拉什特、法拉哈巴德以及古里耶夫等要塞的经验。

拉辛于1669年11月返回顿河，在顿河岸边卡加利尼克镇附近一个岛上开始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1670年年初-1670年9月初) 这个阶段斯洛博达乌克兰和扎波罗热极端贫穷的(“赤贫”)哥萨克、农民和俄国南部和中部各县的逃亡农民、市民、奴仆，纷纷投奔到拉辛起义军。

1670年春，拉辛实际上夺取了顿河地区的政权，镇压了哥萨克缙绅和富裕哥萨克的抵抗。

拉辛处死沙皇派赴顿河刺探起义部队意图的使臣叶夫多基莫夫，是公开反政府的行动。

拉辛主动与扎波罗热赛切和右岸乌克兰的督军多罗申科保持联系。

1670年5月初，拉辛的部队移防潘申镇，乌斯派重兵投奔其麾下。

进军“罗斯”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拉辛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给“黎民百姓”自由，杀“——贵族、督军和衙门官吏”的口号，作出了“进军伏尔加，再取罗斯”的决定。

1670年5月14日，起义军(7000多人)进至伏尔加河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附近，5月15日包围察里津要塞。

市民和当地射击兵士把该城献给了起义军。

接着，起义军又击败了前来增援贵族、督军的莫斯科射击军的一支大部队。

但是，位于后方的阿斯特拉罕尚未夺取。

起义军大会决定夺取该城，遂将溯河而上进军罗斯，推迟到农民收完庄稼之后进行。

拉辛为确保起义军基地察里津，保障与顿河的联系畅通，并为日后沿伏尔加溯河北上，留一支相当大的守军(约2000人)防御察里津。

拉辛率大部起义军(7000人，由顿河流域的起义军、伏尔加河流域的“普通”工人和察里津市民和射击兵组成)，乘船南下阿斯特拉罕。

骑兵则由舍卢佳克大尉、叶列梅耶夫大尉率领沿伏尔加河岸的山地开进。

6月6日，起义军在黑亚尔附近与利沃夫公爵的沙皇军队(约5000人)遭遇。

拉辛派哥萨克乘8艘平底船前往侦察，主力隐蔽待机，迫敌投入战斗。

战斗刚一开始，大部分射击兵和士兵即倒戈投到起义军方面，几乎所有的军官均被处死。

射击兵大量投奔起义军，为沙皇部队公开加入起义奠定了基础。

黑亚尔之战对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6月19日，拉辛部队兵临阿斯特拉罕城下。

督军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拒绝了交出该城的建议。

为攻取该城。

拉辛将起义军分兵八路，由拉辛和乌斯分头率领。

起义军主力在库图莫夫卡河畔集结，等候夜幕降临。

起义军(8000-1万人)与盼望着拉辛解救他们的当地居民取得联系，遂于6月21日夜间开始对坚固的要塞(有两道石砌围墙、要塞炮500余门、守军1.2万人)发起攻击。

由于社会下层群众(城市贫民和“普通”工人)的积极支援，6月22日午前要塞即被攻克。

相当多的普通射击兵和工商平民没有对拉辛的起义军进行抵抗。

根据有阿斯特拉罕居民参加的起义军大会的判决，许多行政官吏、督军、贵族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分掉。

起义军焚毁沙皇公文卷宗，并建立以乌斯和起义军及当地居民代表为首的哥萨克式的市政自治机构。

7月，起义军积极改编和补充部队，准备北征，吸收缺乏军事素养的“普通”工人和“流浪人”以及阿斯特拉罕的射击兵和市民参加起义部队，以接替留守阿斯特拉罕的老拉辛起义军战士为核心的守军(2000人)的防务。

起义军编为千人团、百人队、十人队。

当开出阿斯特拉罕时，部队总兵力为1.1-1.2万人，其中约8000人装备火器，其余均使用冷兵器(镖枪、马刀)，炮兵装备波斯远征遗留的火炮和起义军在黑亚尔附近缴获的野炮。

起义军弹药充足，多为在阿斯特拉罕缴获的弹药。

1670年7月，起义军开始沿伏尔加溯河北征。

8月4日抵达察里津，当日召开起义军大会，最后通过以主力沿伏尔加河远征莫斯科的计划(原定入冬前攻下喀山)，并拟定了从顿河上游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实施辅助突击的计划。

8月7日，起义军(1万人)由察里津出发，8月15日兵不血刃进入萨拉托夫，市民捧着面包和食盐热情迎接起义军，一周后，进占萨马拉。

9月4日，起义军进抵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

该城是由鹿砦防线环绕的坚固要塞。

米洛斯拉夫斯基率4500人(包括莫斯科射击兵、当地射击兵、莫斯科精锐团士兵、当地封建武装，工商平民除外)在此设防。

8月31日，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率骑兵部队(2个雇佣骑兵团和伏尔加河流域各县的封建民团)，由萨兰斯克驰援该城，配合守军作战。

9月6日，部分射击军士兵和工商平民把起义军放进辛比尔斯克的尖柱城堡。

巴里亚京斯基企图夺回尖柱城堡，但未得逞。

拉辛部队几乎全歼撤向喀山退却的巴里亚京斯基的部队，并攻占辛比尔斯克大部，包围了躲藏着颇大一部分守军(近4000人)的内城。

但4次强攻均未奏效，牵制了拉辛军队主力。

第三阶段(1670年9月初-1671年2月) 这时，起义已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扎沃尔日耶、坦波夫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的广大地区，这些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比较发展的地区。

同时，俄罗斯中部许多县(图拉、叶弗列莫夫等县)也有小股起义军活动。

农民骚动已席卷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许多县份。

拉辛呼吁给黎民百姓自由的“具有诱惑力的文告”传遍了全国各地直至西部边界各县，阶级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城乡普遍建立了哥萨克式的自治机构。

起义军夺取了约25座要塞。

截至10月中旬，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皆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

他们与沙皇讨伐军进行40余次大规模战斗。

数千俄罗斯农民、奴仆、中下层市民、“招募”公职人员、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摩尔多瓦、鞑靼、楚瓦什、马里等族)参加战争，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并涌现出许多有才干的军事首领(如阿尔马凯、博利亚耶夫、卡拉丘林、穆马林等)。

镇压农民战争需要动员大批军队。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统率的讨伐军编有精锐部队——莫斯科团、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精锐步兵团、莫斯科射击军6个团、莫斯科城郊和乌克兰各县贵族义勇军、斯摩棱斯克贵族武装。

1671年1月，对起义军作战的军队共有3.2万余人。

1670年9月15日，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率大批军马(“外国编制”骑兵和步兵、炮兵)由喀山出发驰援辛比尔斯克内城被围沙皇军队，沿途与起义军交战4次，直至10月1日才逼近辛比尔斯克。

1670年秋，许多起义队伍在伏尔加河流域活动。

9月16日，奥西波夫的部队攻占了阿拉特里，接着又攻占了库尔梅什、亚德林和瓦西里苏尔斯克诸城。

这时，哈里东诺夫和其他统领的部队在辛比尔斯克以西活动。

9月19日，他们攻克萨兰斯克，接着又占领奔萨，哈里东诺夫与费多罗夫两军在此会合。

10月，起义军连克纳罗夫恰特、上洛莫夫、下洛莫夫，克连斯克、捷姆尼科夫和卡多姆，并包围集中在沙茨克地区守卫通往莫斯科要道的大量沙皇部队。

邻近各县也爆发起义。

起义军经10天围攻，占领马卡里耶夫修道院。

起义烽火席卷了下诺夫哥罗德、库尔梅什、亚德林、齐维利斯克和切萨雷各县。

10月1日，伊万诺夫(舒姆利夫)领导的起义军占领科济莫杰米扬斯克，在此建立了波诺马廖夫部队，他们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林区(加利奇县)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讨伐军(9月26日)被迫在阿尔扎马斯停止前进，在那里，发起攻击的起义大军从包围了多尔戈鲁科夫部队。

但由于沙皇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上居优势，各起义部队行动又不协调，致使起义军于9月底至10月初在阿尔扎马斯附近连续4次交战皆遭失败。

9月末，在辛比尔斯克附近就连拉辛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内部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员数额虽有增加(超过2万人)，但战斗素质却大为下降。

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士兵大量减员，所补新兵(俄罗斯农民、市民、奴仆、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各族新兵)，既无武器装备，又缺乏实战经验和组织纪律。

坚定的阶级意识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只能部分地弥补军事训练上的不足。

10月1日，起义军与进抵辛比尔斯克的巴里亚京斯基公爵部队接触，初战顺利，但因沙皇军队炮兵居于优势而终遭失败。

战斗中拉辛两处负伤(头部和脚部)，一度使起义军军心涣散。

结果巴里亚京斯基攻进辛比尔斯克，于10月3日与米洛斯拉夫斯基会合。

当日傍晚，政府军合击在尖柱城堡设防的拉辛部队。

起义军用一部兵力击退敌军进攻，夜间突然调动精锐部队强攻内城。

然而沙皇军队于10月4日在辛比尔斯克城下最后挫败起义军。

拉辛部队乘船沿伏尔加顺河而下，撤至顿河对岸。

10月14-17日，沙茨克附近发生激战，其他起义部队也被击溃。

10月22日，在穆拉什基诺(下诺夫哥罗德县)一战，尽管起义军英勇抵抗，最终仍然战败。

10月底，沙皇军队在多尔戈鲁科夫统一指挥下转入进攻。

辛比尔斯克解围后，巴里亚京斯基部队直捣辛比尔斯克防线。

11月，沙皇军队经数次大规模战斗，占领阿拉特里。

政府军向萨兰斯克推进途中多次与起义军进行激战，1个月后才夺取该城。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部队在喀山西北对起义军作战，起义军所占城市务需强攻方能夺取。

11月，起义军企图在这一地区转入进攻，重新占领科济莫杰米扬斯克。

直至12月，政府军才在苏拉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重要中心地带挫败起义军的抵抗。

11-12月，多尔戈鲁科夫主力先后将捷姆尼科夫和卡多姆两县起义镇压下去。

希特罗沃部队由沙茨克向克连斯克推进。

12月13日，沙皇军队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地区追上并击溃了波诺马廖夫部队，12月20日，起义军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奔萨陷落。

在这一时期，起义席卷了坦波夫一带地区，而且持续时间最长。

1670年9月，起义军首次包围坦波夫。

10月，梅谢里亚科夫率坦波夫士兵和哥萨克举行起义，再次包围坦波夫。

11-12月初，起义军第3次强攻该要塞。

沙皇军队重兵来援，迫使起义军退入森林。

哥萨克部队由霍皮奥尔河赶来增援。

12月4日，起义军巧妙设伏，一举击溃政府军先遣部队2000人，并再度包围坦波夫。

到1671年1月底，多尔戈鲁科夫派重兵力驰援该城，才使沙皇军队处于优势地位。

2月3日的一场激战中，起义军彻底失败。

清剿伏尔加河流域农民战争策源地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671年春。

斯洛博达乌克兰武装斗争的规模较小。

9月9日，科尔切夫率一支不大的起义部队占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尔后在该市军民帮助下，又占领奥利尚斯克。

几切尔卡舍宁部队沿北顿涅茨河北征进展顺利。

10月，起义军依靠盐场“普通”工人和乌克兰普通哥萨克连克莫亚茨克、察廖夫-鲍里索夫、兹米耶夫、丘古耶夫等要塞。

科萨戈夫重兵讨伐以及当地哥萨克缙绅相继背叛，迫使起义军退却。

11月初，他们在莫亚茨克附近遭到惨败。

至1671年春，此地的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据不完全统计，讨伐军杀害1.1万余人。

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

第四阶段(1671年3-11月) 此时起义军仍控制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和顿河流域部分地区。

拉辛的失败使哥萨克缙绅公开采取敌对行动，促使动摇不定的哥萨克转到他们的阵营。

1670年12月，拉辛的拥护者在切尔卡斯克被杀，拉辛在卡加利尼克镇的驻地亦遭袭击。

政府向顿河哥萨克缙绅许诺：如交出斯捷潘·拉辛和弗罗尔·拉辛兄弟二人并积极参加镇压起义，就可得到宽恕。

1671年4月，由于以军事统领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哥萨克诸缙绅的部队进行第二次征讨，拉辛被俘，并被押赴莫斯科，经法庭刑讯和审判，于1671年6月6日被处死。

然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着。

1671年5月，舍卢佳克和康斯坦丁诺夫率起义大军由阿斯特拉罕出发再次北征。

起义军对辛比尔斯克进行3次强攻，均未奏效，6月初返回阿斯特拉罕。

8月底，沙皇军队(近3万人)包围阿斯特拉罕。

尽管粮弹不足，起义军民仍英勇抵抗达3个月之久。

城防首领舍卢佳克谈判时受骗被扣，沙皇许诺宽恕起义军民，因而阿斯特拉罕才在11月27日不战而降。

沙皇政府却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从1672年夏开始刑讯和屠杀起义军民。

最初，沙皇政府低估拉辛起义的力量和规模，只派少量军队去镇压。

在起义军节节胜利，战争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后，政府才动员和投入大批军队镇压起义军。

沙皇军队在军事学术上的表现，是力图在起义军主要突击方向造成兵力兵器优势。

在同起义军作战中，沙皇军队的指挥官采取了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

例如根据督军们的指令，在战场大批杀害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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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末平，一波又起。

四代将军家纲(公元1651年—公元1679年)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伤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80年—公元1708年)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

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

庆安4年(公元1651年)，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

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

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

元禄时代(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公元181年)、柳泽吉保(公元1688年)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

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获生沮株等儒者，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之职，企图用儒家思 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

但依靠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

纲吉不仅热中于朱子学，还迷信，听信僧侣愚弄。

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台生于戍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

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

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驾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由于幕府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

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获原重秀改革财政，获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8年(公元1695年)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获原仅在宝永年间(公元1704年—公元1710年)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

因这时贷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情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商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

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

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

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公元1709年—公元1715年)，幕政由侧用人间部拴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

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获原重秀，处罚量勾结获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

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

为防止金银流出，公元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量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

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

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

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斗争 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不但引起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兼并土地，寄生地主制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愈加零细化，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

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

他们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甚至提前征收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加重剥削。

地主对富农则征收“用金”(摊派)。

17、18世纪间(元禄、享保期)，典地农民日多，本百姓为不再失地，要求领主减少剥削，到处发生斗争。

他们结合在农村共同体之下，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

幕藩规定农村有控诉事件须由村长逐级上告，但地方官总不理会，最后往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

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

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名的例子。

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

他英武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

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

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偬(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掘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

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被处死。

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

白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

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

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逃散和强诉，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

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其中l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城市贫民的斗争 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

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

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

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早在延宝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依。

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

享保17年(公元1732年)，发生“享保大饥荒”，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

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末被采纳。

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所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

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

不断高涨的农民、市民运动，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

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

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

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

因史料所限，虽然没有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力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后，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

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

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

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

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

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

他曾邀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

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

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

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

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

唯物论者昌益，主张物质第一性。

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

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他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

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

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

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

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

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

故皆弃之不足评也”。

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

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

此乃盗失也。

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

”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

”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

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

”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

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

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

”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

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

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

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

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

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

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

翻译发行范铣的《六喻衍义》，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

幕府还设“目安箱”，制订《公事方御定书》，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

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

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

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

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

享保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

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

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

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

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

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

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

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

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

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

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

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

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

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

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

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

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

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

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

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

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

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

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

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

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

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

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

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

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

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

在幕藩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

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难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

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

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坂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

此外，在大坂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

享保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公元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

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

公元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

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

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

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 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

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的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

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

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

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

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人组织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

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邦批发商、经济商势力的增大。

享保改革后期，由于它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引起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一时取得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

也就是说，由于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与之妥协，扩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础。

总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

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

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

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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