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火山密码”！湛江不只湖光岩，神奇地貌就在身边
说起湛江的火山印记，湛江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湖光岩。
但很少有人知道，整个雷州半岛都坐落在雷琼火山带北翼。
从海岛到海岸，从田园到山岭，火山的肌理早已深深嵌入这片土地。
下面，一起解锁湛江的“火山密码”，看看除了湖光岩，还有哪些藏在湛江的火山地貌。
硇洲岛
整座岛都是火山的礼物
位置：
湛江东南海域，硇洲岛全岛
形成年代：
20万—50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堆积而成
地质身份：
广东省唯一火山岛、中国面积最大的火山岛
很多湛江人都去过硇洲岛吃海鲜、看灯塔、赶海踏浪，却未必知道，脚下的整座岛屿，本身就是一次海底火山大爆发的产物。
全岛被厚层玄武岩覆盖，海岸边遍布黝黑嶙峋的火山礁石，东南面的那晏海石滩，就是典型的火山岩海蚀地貌。
数万年前滚烫的熔岩遇海水急速冷却，再经千万年海浪冲刷，形成了如今怪石林立的滩涂。
岛北的存亮湾更堪称“天然火山地质博物馆”，海岸边有完整的火山地层剖面，散落着形似龟石的“火山蛋”，还有发育完好的玄武岩柱状节理，岩层的每一层纹理，都记录着远古火山喷发的韵律。
就连岛上的标志性建筑硇洲灯塔，也是用本地出产的玄武岩（俗称“麻石”）砌成。
仔细观察会发现，岩石上布满细密的小孔，那正是当年岩浆里的气泡冷却后留下的痕迹，是火山活动最直接的“指纹”。
徐闻田洋
“菠萝的海”底下，藏着一个古火山口
位置：
徐闻县曲界镇田洋片区
形成年代：
约48万年前，玛珥式火山喷发
地质身份：
我国现存裸露纵断面最深的干玛珥火山口
这片一望无际的“菠萝的海”，是每个湛江人都熟悉的地标。
但很少有人知晓，这片沃土的本质，是一个已经干涸的古玛珥火山口。
田洋火山口整体呈椭圆形，面积达7.3平方公里。
当年蒸汽岩浆爆发形成的火山湖，早已在漫长岁月中干涸，成为宽阔的洼地。
火山口内沉积了深厚的腐泥岩、泥炭层与火山质黏土，玄武岩风化后形成的砖红壤富含矿物质，肥力极强，为菠萝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菠萝产自这片区域，香甜的果实背后，是古火山跨越万年的馈赠。
站在田洋的缓坡上放眼望去，起伏的菠萝田勾勒出的，正是古火山口的轮廓。
雷州鹰峰岭-青桐洋
藏在乡间的完整火山地貌群
位置：
雷州市英利镇、调风镇境内
形成年代：
第四纪火山喷发期
地质身份：
保存完好的火山碎屑锥+干玛珥湖组合
如果说湖光岩是“活着的玛珥湖”，那鹰峰岭与青桐洋，就是雷州半岛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地貌标本”。
鹰峰岭是一座典型的火山碎屑锥，海拔239.6米，由火山喷发时的涌流凝灰岩、火山角砾岩堆积而成，岭顶高耸，北缓南陡，外形像一只蓄势待飞的雄鹰。
山体岩层的喷发韵律、层理结构清晰可见，是研究雷州半岛火山活动的天然剖面。
山下的青桐洋盆地，就是与鹰峰岭伴生的古玛珥湖干涸后形成的。
湖盆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如今已是成片的农田与林地。
不远处的九龙山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更有着国内罕见的“火山+湿地”组合——火山柱状节理与万亩红树林交织共生，黑色岩石与翠绿林木相映成趣。
很多人说湛江是“海的城市”，但从地质的视角看，湛江更是一座“坐落在火山上的城市”。
百万年时光流转，远古火山的炽热早已归于沉寂，却为湛江镌刻下独一无二的地质底色。
它塑造了雷州半岛曲折的海岸、肥沃的红壤，也孕育了这片土地丰饶的物产与鲜活的市井烟火。
彭建兵院士详解尼泊尔冰岩崩：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向与会者展示了一组令人窒息的卫星遥感影像。画面中，2026年8月发生在尼泊尔蓝塘里壤的冰岩崩灾害，裹挟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以泥石流的形式狂奔22公里，径直冲向了我国吉隆口岸。
灾后的吉隆口岸，满目疮痍。
彭建兵院士。
本文图片来自中科院山地所。
彭建兵团队通过大量的灾前卫星形变反演、地质构造解析与多期地震数据比对，以“冰岩崩孕灾的‘基因密码’”为题，对吉隆口岸灾害链触发的机理进行解析。
彭建兵认为，这场夺走无数人生命和安宁的灾难，绝非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四力递进耦合，将完整‘身体’逐渐改造为‘活的’临界灾体，最终在气温升高、融水入渗的触发下失稳成灾，这就是青藏高原冰岩崩的‘基因密码’。
”彭建兵总结。
冰岩体灾前已出现明显位移 冰岩崩是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并常诱发堵江、洪水等灾害链的冰冻圈灾害。
2026年8月26日10时5分，尼泊尔蓝塘里壤突发高位冰岩崩，冰岩物质坠落至海拔4000米左右，撞击铲刮，转化为碎屑流，冲击我国吉隆口岸。
彭建兵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冰岩崩灾害。
10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山地伙伴关系、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在成都举行。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形成大量灾害量的过程。
”彭建兵在会上指出。
泥石流约7分钟高速冲击22公里，直达海拔约1800米的我国吉隆口岸，表现出“超历史记录、超防范标准、超防御规划”等特征。
那么，灾前发生了什么呢？ 彭建兵团队在灾前的卫星形变反演图上，用一条红黄相间的色带清晰勾勒出冰岩体的异动。
数据显示，冰岩体在灾前已有明显的缓慢蠕变现象，位移量约为-20m/yr（20米/年）。
更令人警惕的是，位移量结果表明，该区域在灾害发生前24天，累计位移已达约5米，灾前冰川运动显著增强。
除了形变，灾前影像还揭示了更致命的细节。
在灾害源区，存在一条规模巨大的先存破裂面。
这表明，在灾难发生前，山体的“骨骼”早已出现了致命的裂隙，为后续的崩溃预置了物理边界。
为什么看似坚固的高山会突然崩溃？彭建兵团队摒弃了将灾害孤立看待的传统视角，将其置于青藏高原地壳浅表层圈层结构与高山冰川地貌垂直分带的宏大框架内。
团队将青藏高原划分为雪线之上、冰线之上、雨线之上和高山苔原线四个垂直地貌带，并指出，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正是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地带。
构造、隆升、地震、冻融：四力共同酿成冰岩崩 在彭建兵看来，吉隆口岸的冰岩崩，正是四种机制共同酿成的结果。
在报告中，他详细拆解了这套“基因密码”的形成机制。
报告现场 彭建兵说，青藏高原经历了长期的挤压、剪切和差异隆升。
这种地质历史时期的持续构造变形，使断裂、节理及原生结构面不断产生、错动和组合，逐步将完整岩体改造成多尺度破碎结构网络。
区域逆冲断裂体系如同刻刀，把山体“预切割”成块体，局部结构面的组合进一步限定了吉隆冰岩崩源区的后缘、侧缘和底部边界。
其次，伴随持续挤压的是隆升动力——松开灾体结构。
河流深切的侵蚀与地壳构造隆升的协同作用，使得山体在“长高”中不断变陡。
彭建兵指出，在深切的峡谷岸坡，由于侧向约束的解除，极易产生强烈的卸荷回弹与松动。
这种卸荷作用导致拉应力集中，使得原本已经受损的岩体进一步“松绑”，扩展了岩体内部的裂隙，为冰岩崩提供了松动的结构基础。
真正的“重创”来自地震动力，放大了灾体伤痕。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距吉隆镇仅约43公里。
地震波使岩体节理张开，裂缝变成水流的通道。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次大地震将吉隆山体推入了“亚稳定状态”。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陈剑也曾表示，“吉隆一带，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就已经造成岩体损伤，产生大量裂隙，破坏岩体原有结构；叠加冰川反复冻融持续削弱岩体强度，再遇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冰体消融加速，最终诱发冰岩崩。
” 报告特别强调了地震的“滞后效应”：强震输入导致岩体损伤累积，从“完整”走向“亚稳定”，在随后的暴雨、冻融下持续发生破坏，甚至在数年乃至十余年后仍诱发潜在崩塌。
彭建兵指出，除此之外，2015年尼泊尔7.2级、2025年定日7.1级等多期强震的叠加，使得应力不断传递，岩体损伤不断累积，灾害触发风险急剧增加。
最后是冻融动力加剧灾体破损。
高海拔源区冻融频繁，存在昼夜冻融与季节冻融两套节律。
彭建兵指出，一天之内跨越冰点两次，每年昼夜冻融循环可达上百次。
水在结冰时体积膨胀率约9%，其冻胀压力远超岩石的抗拉强度。
冻融作用持续削弱冰岩连接，不断扩展既有裂隙，推动高寒岩体由完整向裂隙化、块裂化演变。
“构造给了裂隙，隆升松了结构，地震撕开了伤口，冻融则是最耐心的‘执行者’，日复一日，把伤口变成断口。
”彭建兵用这样一段严谨而残酷的表述，概括了这一过程。
冰雪融水是“最后一根稻草” 彭建兵说，当构造、隆升、地震与冻融将岩体推向临界状态时，冰雪融水可能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报告指出，冰岩崩的启动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从渐变损伤累积到临界灾变的连续演化过程。
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首先是裂隙网络贯通，为灾害孕育提供了结构前提；随后，融水强盛入渗，使诱发条件趋于成熟；接着，有效应力降低，岩体强度进一步劣化；当强度跌破阈值，灾体便进入临界状态；最终，冰岩崩启动，转化为灾变。
彭建兵院士用两个比喻概括了这一机制的核心：“温度是开关，融水是润滑剂。
”温度在冰点上下波动，控制着冻胀与融化的交替；而融水沿裂隙渗入，则起到软化结构面、降低有效应力的润滑作用，二者共同将长期累积的损伤推向失稳的临界点。
彭建兵在报告中提到一个不少人的困惑：如此巨大的泥石流，水究竟从何而来？在灾前卫星影像上，山里并没有多少水的痕迹。
经过与专家的探讨，谜底被揭开——冰川内部拥有极其复杂的“三层水”，即冰下水、冰中水和冰面水，甚至还有隐藏在冰川内部的冰面湖。
巨大的水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导致原本新鲜的岩体在泥石流沟里瞬间破碎成粉末状。
报告总结指出，裂隙网络一旦贯通，强度跌破阈值，岩体必然失稳启动，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力耦合”过程。
“对自然而言，这是5000万年的演化；对人而言，崩塌只发生在一瞬间。
”在报告的最后，彭建兵院士说。
吉隆口岸的冰岩崩并非孤例。
彭建兵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类似问题很普遍，“不是某一个地区……整个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已成为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带。
防灾减灾理念必须从只看表象，转向关注岩体是否已接近失稳临界。
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延安磁场与一代青年的青春密码
胡献忠 《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 胡献忠 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