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先遣”候鸟已抵深圳湾

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清监控显示，鱼塘候鸟数量持续增加。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秦绮蔚 通讯员 胡柳柳 文/图）近日，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高清监控发现，白眉鸭、黑尾塍鹬、红脚鹬、青脚鹬、金斑鸻等候鸟已陆续飞抵深圳湾，与白鹭、池鹭等湿地“原住民”同框出现。

这标志着深圳湾一年一度的候鸟越冬季大幕已正式开启。

保护区鱼塘浅滩上，密密麻麻落满水鸟，水面倒映白羽，红树林作背衬，群鸟栖滩场面震撼。

经过长途跋涉，鸟儿扎堆休整：黑尾塍鹬粉润修长的喙格外显眼，金斑鸻身披金色斑点，与青脚鹬混群落脚；有的闭目“回血”，有的戏水理羽，苍鹭慢悠悠穿行其间，鸟群不时腾空盘旋。

休整之后，它们开始享受这座“五星级迁飞驿站”的充足食物与适宜环境。

深圳湾为何成为候鸟“年年赴约”的站点？福田红树林与香港米埔共同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越冬地和中转站，已先后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得益于保护区对红树林湿地的保护和生态修复，尤其是对基围鱼塘实施科学生境改造与日常精细化管理，每年吸引近10万只候鸟前来停歇、补给、过冬。

尤其以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候鸟云集的热闹季节。

保护区现记录鸟类273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

随着先头部队的到来，深圳湾将迎来观鸟好时节。

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醒，市民观鸟时请尊重野生动物习性，保持适当距离，不惊扰、不靠近、不投喂、不用无人机追拍，爱鸟护鸟。

APEC前夕的深圳：中国最会搞钱的城市为何愿“为鸟熄灯”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把“深圳湾黑夜背后”的案例搬上发言席，分享了一组最“反常识”的画面：全中国最讲效率、最重产出的深圳，居然为候鸟把灯关了，专门给它们留出栖息时间。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分享“深圳湾黑夜背后”的案例。

每年9月到次年5月，深圳湾迎来约10万只、270多种候鸟越冬，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60种。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关键驿站，这座“搞钱之城”在滨海公园划定暗夜保护区：深圳湾公园入夜后只留基础步道灯，红树林方向一片漆黑。

市民曾投诉光线“太暗”，官方曾硬核回复：保护候鸟生物钟，不便加亮。

深圳湾公园入夜后只留基础步道灯，红树林方向一片漆黑。

事实上，“为鸟熄灯”并非临时倡议：早在2023年深圳就实施《夜间光环境区域限值》，将红树林周边划为光环境管控一类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更把“优化候鸟栖息地周边夜间照明管控”写入法条，让“暗夜护鸟”从城市善意上升为法定要求。

不止熄灯。

滨海大道当年北移260米避开红树林；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留白不盖楼、只种树；梅观高速上架起生态廊桥，让豹猫“过马路相亲”；高层写字楼玻璃陆续贴上波点膜防鸟撞，更有企业在产品里给消费者赠送花鸟剪纸纹样，它们美观之外更有一种功能，即化作防鸟撞贴纸，让原本属于玻璃窗上的剪纸作品成为降低鸟撞风险的防护工具。

盛瑞生提到，深圳是高楼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玻璃建筑多，候鸟穿城迁徙，面临灯光、玻璃幕墙、噪声等多重险境。

深圳是高楼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高楼之外，满眼绿色。

“今年3月到5月，我们在平安金融中心南塔装了鸟鸣声学监测装置，持续采集鸟类声学数据；楼外贴了白色波点防鸟撞贴纸，目前监测到7种从东北迁徙而来的本土鸟类。

今年7月，116层观光层落地‘自然相连·平安共生’生物多样性主题展，让市民在繁华都市里也能听见自然、看见森林。

”他说。

“西南方向那片绿，就是红树林。

”谈及湿地场景，盛瑞生指着玻璃墙外的一片绿林提到，深圳湾在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停歇越冬。

2023年平安落地国内首单红树林生态保护慈善信托，今年又投入近百万元做关键物种保护、生态保育和自然教育，“在平安公益平台发起‘守护候鸟家园’，客户捐步数、兑积分就能参与。

” 盛瑞生认为，把黑暗还给候鸟，不是倒退，是城市成熟的标志。

他分享，“为候鸟关灯”是今年APEC林业部长会议反复被点到的中国案例。

10月23日，在亚美尼亚埃里温的会议上，平安把这套生态实践带向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舞台。

鸟儿在红树林栖息觅食。

如今的深圳，面积仅占全国1/5000，鸟种却占全国1/4。

野猪逛红树林、黑脸琵鹭住“五星级滩涂”、豹猫走天桥。

搞钱之外，这座城市把大自然重新请回中心区。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潘珊菊 发自深圳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