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湖泊日｜解码湖泊未来，守护一湖碧水

World Lake Day

今天，8月27日，是第二个世界湖泊日。

1984年的这一天，首届世界湖泊会议在日本琵琶湖畔召开。

2024年12月，第7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8月27日设立为“世界湖泊日”（World Lake Day）。

这一日期的设置旨在推动全球对湖泊、沼泽和池塘等水体的可持续管理。

湖泊，是地球的蓝色眼眸。

地球上分布着超过1.17亿个湖泊，覆盖了陆地表面近4%；它们储存着全球约90%的未冻结地表淡水。

它们提供淡水资源、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承载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压力下，全球湖泊正面临水质退化、面积萎缩、生态功能下降等严峻挑战。

全世界的湖泊科学家和守护者，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共同的命题：如何让湖泊健康地存续下去。

Part.01

中国湖泊保护的"国家队"

在中国，承担这一系统研究的"国家队"角色，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地湖所”），也是全国唯一以湖泊—流域系统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综合国立科研机构。

从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肇始，80余年学科积淀，研究所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研发—集成示范—管控政策"全链条创新体系，拥有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国家站）、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研究站（国家站）、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等国家级平台，以及抚仙湖高原深水湖泊研究站、呼伦湖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天目湖流域生态观测研究站、千岛湖生态系统研究站和东非大湖与城市生态研究站等国内外湖泊野外站，形成覆盖长江中下游、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北方干旱区的野外观测网络。

Part.02

湖泊的困境，比想象的更紧迫

全球83%的湖泊、79%的河流正经历持续性脱氧。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整合全球实测数据与卫星遥感，首次为15535个湖泊绘制了高精度"氧收支"全景图。

气温升高是首要驱动因子—单次高温热浪即可加剧水体7.7%的溶氧损耗，热带水系与亚洲湖泊是缺氧风险的集中区域。

该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

湖泊的"呼吸"正在变弱，这不只是一个数据问题，而是关系数亿人饮用水安全、渔业资源和生态健康的现实挑战。

Part.03

来自中国的科学回答

从面源污染到水华防控

在中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治理仍然是最硬的骨头。

研究所近期的一系列研究给出了新的思路。

在农业面源污染方面，最优管理情景下，流域向水体输送的氮可平均削减约47%，氮素利用效率可从33%提升至50%。

约71%的受污染浅水湖泊有望在百年内实现达标，平均恢复时间约16年。

在水华精准防控方面，以浅水混合型太湖和深水分层型千岛湖为对象的对比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规律：水深及其伴随的混合—分层过程，决定了"外源削减能否有效降藻"。

太湖需要氮磷双控，千岛湖则以全库控磷为主。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概率阈值方法，让氮磷管控从"一刀切"走向"一湖一策"。

从青藏高原到全球尺度

研究所连续多年赴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开展高强度野外观测，在纳木错、色林错等湖泊积累了珍贵的湖泊光热过程观测数据，填补了高海拔湖泊光热过程长期观测的空白。

自主研发的岸基高光谱监测仪已在全国50余个河湖水体实现产业化部署，成为日常水质监测与蓝藻水华应急预警的常规工具。

数字太湖、数字巢湖、数字千岛湖等平台融合AI技术持续迭代，藻华次日预报精度优于85%，累计发布监测预警报告4000余期。

从单湖观测到全球建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研究所正在搭建气候变化与湖泊生态之间的科学桥梁。

Part.04

汇聚力量，共建湖泊科学共同体

研究所着力打造了"全国湖泊论坛"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论坛"两大学术品牌。

首届全国湖泊论坛2024年在南京举办，156家单位、600余位代表参会，覆盖青藏高原湖泊演变、浅水湖泊保护、通江湖泊过程、水库与饮用水安全、城市湖泊治理等十大议题。

同时，研究所连续举办"湖泊与流域水安全"暑期高级培训班，面向全国青年科研骨干开放，学员来自北大、南大、同济、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搭建起跨学科的全国青年河湖科研交流网络。

Part.05

守护湖泊，你我同行

世界湖泊日的设立，提醒着每一个人：湖泊不是地图上沉默的蓝色斑块，而是有呼吸、有脉搏、有生命的生态系统。

保护湖泊，就是保护饮用水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作为中国唯一“为湖而生”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愿意继续做那个“懂湖的人”，在湖边、在船上、在实验室里，用数据和科学，守护每一片水。

而湖泊的守护，需要更多人同行。

从今天开始，研究所倡议：

• 不向湖中倾倒垃圾，不随意排放生活污水；

• 减少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让养分留在农田，而不是流进湖里；

• 带孩子走近湖泊，认识湖边的植物、水鸟和湿地；

• 关注湖泊科研与科普，支持那些“懂湖的人”。

8月27日，是世界湖泊日。

守护湖泊，让我们携手并肩同行！

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编辑：朱睿雯

校对：林兆彬

审签：夏军联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8期“战略与决策研究” 许正中1 杨茗月2* 1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催生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大数据画像、跨学科融合等成为核心特征，科学研究已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学发现的关键支撑。

由此引发全球科学外交深刻变革，科学外交已从辅助角色转变为世界外交的主战场。

如何构建适配新时代需求的科学外交体系，既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需求，也是引领国际创新协作、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文章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引，先界定科学外交的核心定义、本质特征与外延边界，再从资源开放共享、伦理规则共建、安全边界平衡、人才文化交流4个维度，打造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推进科学外交体系化建设，奠定世界科学中心基础，以此完善全球科学治理秩序，为人类科技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助力人类可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正催生科学范式革命，从传统还原论、学科孤立的范式转向一个数据驱动、跨学科融合、人工智能增强的新范式，直接推动科学研究成为最大的世界级公共产品，引发科学外交的内涵、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外交也从传统外交的“辅助板块”升级为数字时代新时代外交的“基础载体”。

如何精准界定新时代科学外交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与内涵外延，推动其范式跃迁，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科学外交体系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一、数字时代，科学创新是引领世界的关键 在数字文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科学外交地位凸显，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泛在化让科学研究的世界公共性特征愈发凸显。

科学外交是外交学与科学交叉融合的核心范畴，其内涵随科技发展与全球治理格局演变不断丰富。

作为塑造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因素，科学外交的内涵边界也随科学中心建设的需求不断拓展。

1.1 科学发现是全球创新的“引爆器”、科学外交的“主战场” 新时代的科学外交是指以科技为纽带、以合作为手段、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新型外交形式。

它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与沟通媒介，由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企业、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科技规则制定、科技人才交流、科技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应对全球性科技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外交的内涵是通过科学交流、人才互访、联合研发、规则共建等，增进国际互信，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外延涵盖政府间科技合作、科研机构协同、国际标准制定、全球公共问题科技应对及科技人文交流等。

科学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这一外交形态既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托，也是彰显国家全球引领能力、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抓手。

这一外交形态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聚合全球创新资源，实现“科学赋能外交、外交支撑科学”的双向融合。

总之，科学外交以科学合作为核心、多边机制为平台、互利共赢为原则、全球治理为方向，兼具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治理多重功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呈现新特质 数字技术把全球连接为一个统一的“电路板”。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传统“项目合作、人才交流”转向技术驱动、规则共建、虚实融合、多元共治、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新形态。

数字技术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引擎”。

数字技术引发的科研范式与全球科技格局变革使得国与国合作重心从传统基础科学转向数字技术、数据治理、人工智能（AI）伦理、数字标准等前沿领域。

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从“政府独奏”走向“多元协同”。

外交空间从“物理主场”拓展为“虚实融合”。

科学外交呈现了远程协作、实时数据共享、全球科研网络无界化的高效率即时外交。

外交的目标从“要素交换”升级为“规则共建与治理主导”——过去的科学外交重点在项目合作、人才互访；数字时代则越来越聚焦于争夺科学大装置集聚、数字规则、技术标准、数据治理、AI伦理、数字主权的话语权。

例如，《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成为科学外交核心抓手，使得其从“要素型外交”转向规则型、治理型外交。

外交逻辑从“竞争对抗”转向“安全与发展平衡”——数字技术既是合作红利，也是安全风险的引发者。

科学外交既强调自主可控，又推动多边数字治理，在拆除“小院高墙”的过程中开启全球开放合作新纪元。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国家利益延伸为全球公共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数字包容等世界性问题日益成为科学外交聚焦的全球公共问题。

当前，以国家为主体的科学外交，需要强调三大特性。

① 充分重视科学外交的主体多元性。

突破传统外交“政府单一主体”模式，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格局。

适配科学发现需统筹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时代需求，让全球科研力量的协同成为可能。

② 精准把握科学外交目标的双重性。

科学外交兼具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既服务于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助力本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培育核心竞争力，又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科技文明共同进步。

③ 高度重视科学外交的功能复合性。

科学外交的融合合作与博弈双重功能，既通过跨国科技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又围绕科技规则制定、技术标准输出、数据算力掌控等核心领域开展战略博弈，以争夺全球科技治理话语权。

这一复合功能让科学外交成为塑造国家创造力、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因素。

1.3 从第一性原理重新界定科学外交 科学外交的核心是“以科建交、以科促治、以科谋发展”。

其中，“以科建交”体现为用科学开展外交、用外交赋能科学；“以科促治”体现为用科学支撑外交行动、用科学化解全球性难题；“以科谋发展”体现为依托科学拓展国家长远利益。

具体而言，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构建良好的国际外交关系，通过参与并引领全球科技规则制定提升科技治理能力，通过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优化布局实现本国与全球科技共同发展。

科学外交的外延包括国际大科学计划合作、跨国科研人才交流、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制定、科学公共产品全球供给、科学安全风险跨国防控等五大领域，超出该范畴的科学活动或外交行为均不属于科学外交。

这五大外延领域均围绕科学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顶尖科研力量的统筹展开，是科学外交从辅助变为主导的核心体现。

科学外交是科技外交的核心子集，一般来说，科技外交是更宽泛的概念，涵盖科学研究、技术产业、科技贸易等领域的外交活动，而科学外交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科技探索、科技规则制定等核心科技领域。

科技合作是实现科学外交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动科学研究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的主要形式。

科技竞争是科学外交的背景与维度，其博弈维度围绕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展开。

但是，科学外交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共赢”，而非单纯的零和博弈。

通过共赢的合作推动全球科学进步，进而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让参与各方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二、科研范式跃迁催生新型科学外交 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驱动科研范式跃迁，推动科学外交迎来深刻转型。

科学外交新格局要求以更加灵活、包容和智慧的方式开展科学外交，超越短期的国家利益，肩负起为全人类规划科技未来的共同责任。

科学外交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外交官的课题，也是每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政策制定者需要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其终极目标不应是赢家通吃的科技冷战，而应是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创新共同体；科学外交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基于规则而非基于强权的全球科技秩序，在竞争中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使数字时代的科学持续成为推动人类进步而非制造世界割裂的重要力量，引导全球科技竞赛聚焦破解人类共同难题，助力人类社会向上向善向好向远发展。

2.1 精准理解数字时代科学外交的新使命 科学外交正从传统范式向新范式跃迁，其核心理念从工业时代的“国家主导、资源控制、零和博弈”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多边共治、数据驱动、网络赋能”，新范式的核心特质体现在四大维度。

（1）参与主体从国家“独角戏”到全球“大合唱”，契合科学外交主体多元性特性 工业时代的科学外交以国家为核心主体，美苏太空竞赛是典型范式，其本质是通过科技成就彰显国家实力。

数字时代下，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实现多元化，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影响力不亚于一个国家，开源社区、国际科研组织、顶尖科学家等均成为核心参与方，国家需从“主导者”转变为“协同共治者”。

（2）战略资源从实体争夺转向数据核心资源掌控 工业时代科学外交围绕石油、稀有矿产等实体资源展开，科技仅为辅助。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其围绕的战略资源转向数据、算法、算力与技术标准等数字科技核心要素。

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全球科技治理的制高点，直接决定引领先发优势。

（3）合作模式从线性工程转向动态生态运营 工业时代合作如“共同修铁路”，学科有界、分工清晰；数字时代则类似“运营数字平台生态”，参与者角色灵活、合作持续，平台规则本身就是科学外交的核心产物。

（4）治理逻辑从单一利益平衡转向多元矛盾协同 工业时代聚焦国家间利益平衡，服务于国家利益。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需破解开放与控制、技术主权与全球互联等多元矛盾，既维护本国科技安全与利益，又保障全球数字科技生态可持续发展，由此彰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助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红利惠及全人类。

2.2 科学外交成为国家软实力的硬支撑 传统的科学外交多以国家为单一主体，围绕具体科研项目或全球性问题展开，角色是辅助性的。

而在数字时代，科学外交功能实现了从辅助到中枢的转变，格局呈现出新特征：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又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1）行为体多元化与网络化 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大型科技公司、开源社区等与主权国家共同成为重要参与者，它们掌握关键数据、算力、算法等资源，科研实力远超许多国家。

网络化协作成为常态，依托云计算等技术，全球科学家可组建虚拟团队，形成泛在化、扁平化科学生态网络，成为统筹顶尖科研力量、推动跨国联合研究的核心载体。

（2）竞争与合作并存且边界模糊 技术民族主义加剧竞争，各国构建技术堡垒、实施数据本地化等政策，引发新摩擦；而全球性挑战又迫切需要跨国数据共享与联合计算，功能性合作与地缘竞争交织形成竞合新常态，核心是争夺世界科学中心主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等。

（3）议题高度融合与泛在化 科学议题与数字治理深度绑定，数据跨境流动、AI伦理等数字治理议题成为科学外交新内容。

（4）科学外交的权力基础发生从知识占有到数据与算力掌控的转移 国家科学影响力取决于数据质量、算力供给及算法创新等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据、算力、算法成为重要外交筹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基础。

科学外交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与“加速器”。

通过国际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前沿知识、关键设备、联合研发，以及加速突破瓶颈等途径，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通过对标国际高水平，避免闭门造车，在国际交流中找差距、定方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2.3 科学外交日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手段 全球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访问权和计算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导致数据贫困的国家无法平等参与全球科学事业，这种不平等阻碍了科学的普及。

科学外交已从单纯促进合作，转向推动全球公正，助力数字公共产品建设，保障欠发达国家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这是其新使命。

（1）共同制定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 推动建立跨国数字科学治理框架，明确敏感技术研发红线，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数字科学理念融入全球治理。

（2）筑牢安全保障，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关键科学基础设施韧性 建立对话机制，应对前沿科技恶意应用风险，为科技自立自强和世界科学中心建设保驾护航。

（3）通过科技手段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引导全球科研资源，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应对全球性挑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科学外交赋能中国外交新机遇新境界 中国科学外交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跃迁期。

机遇源于中国综合国力、科技能力提升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挑战来自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及自身结构性、叙事能力短板。

科学外交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如何统筹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两大平衡关系。

建设世界科学中心是推进科学外交的重要依托，可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持续拓展国际科学合作。

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集聚全球高端科研人才，为国际科技合作夯实创新基础。

3.1 科学外交是打通国际国内创新联动的命门 在多个战略性科技领域，中国已实现从长期追踪模仿到与先进国家并行发展，乃至在部分前沿实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转变在量子信息科学、AI、航天科技等关键方向表现得尤为显著。

中国在AI领域专利申请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AI领域基本形成了以中美两国为牵引的“双头多层”发展格局。

生成式大模型规模化落地之后，这一双极格局持续演化，大国竞争重心由通用算法、专利数量延伸至基础大模型底层创新、高端算力供给、开源生态构建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博弈。

中国依托海量产业场景、完整数字产业体系，在垂直行业大模型、轻量化模型工程化落地、生成式 AI 应用创新保持规模优势；美国在基础理论、高端算力芯片、闭源旗舰模型与全球商业化生态层面维持先发优势，“双头多层”的全球AI竞争格局进一步深化。

这种技术地位的跃升，显著增强了国际社会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意愿。

3.2 科学外交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战略抓手 全球公共议题倒逼科技合作升级，为中国科学外交提供战略机遇，同时叠加外部遏制带来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转型等一系列超越国界的挑战，其复杂性与规模已远超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的范畴。

这一现实情境，为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更为深入地参与并尝试引领全球科技治理进程提供了战略契机。

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开展的疫苗研发与国际分配合作，即为科学外交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构成了当前中国科学外交所面临的最显著外部挑战。

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准入限制、出口管制与实体清单制裁，并加强对人才交流项目的审查，这些政策举措已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常规科学合作渠道的畅通。

3.3 数字时代科学先发是国家竞争力的支柱 全球科创实力稳步提升为中国开展科学外交筑牢基础，但我国在国际科技叙事传播、创新能力共建、技术标准国际化层面仍面临多重深层次约束。

（1）国际科技叙事能力不足 当前中国具备对外开展科技合作的坚实基础，但面向国际社会阐释科技创新理念、传递合作主张、回应外界关切的话语建设相对滞后，传播模式较为单一固化，对外沟通偏向被动防御，缺少建设性对话叙事框架，难以持续抢占全球科技舆论高地。

（2）如何在技术援助过程中超越单纯的设备输出与方案移植，真正帮助合作国建立起内生性、可持续的自主科研体系与创新能力 尽管中国正积极推动本土科研成果走向全球学术体系、促进自主技术规范升级为国际通用标准，但在众多关键领域，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与规则体系仍占据全球统治地位。

推动中国标准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采纳，是一项需长期投入的系统性工程，其进程面临诸多阻力，导致中国在标准与规则输出方面的努力成效受限。

四、构建全球科学中心是新时代科学外交的关键任务 当前，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处在改革攻坚的战略窗口期，蕴含长远的战略价值。

主动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科学外交体系与全球合作格局，不再是单纯的外交领域延伸，而是一项兼具重大战略意义与鲜明时代特征的系统性工程。

（1）架构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明确科学外交的战略支撑 为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与强大凝聚力的国际科学研究共同体，并以此搭建促进全球信任与合作的桥梁，中国需从资源汇聚、网络枢纽、议程引领3个方面来进行系统性推进，明确科学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战略定位。

① 致力于打造“全球知识汇聚枢纽”。

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参与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

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优化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智力资源、高质量科学数据和前沿学术思想向中国汇聚。

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向全球科学研究机构开放共享，让中国成为全球科学家开展前沿研究的“首选地”。

② 积极构建“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枢纽”。

深度融入现有国际科技组织体系，系统性鼓励与支持更多中国科学家在权威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让中国声音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主动推动联合国系统内的相关机构在华设立实体机构，通过强化国际机构在华的实体性存在与功能性嵌入，使中国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物理与信息枢纽”。

③ 引领全球科技议程。

着力培育我国科研人员与政策研究团队前瞻研判科技变革趋势、凝练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战略能力。

定期主办具有高层次、高影响力的“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参与，将其打造为全球科学政策与未来方向的策源高地。

（2）建立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新型科学外交新体系 中国新型科学外交体系需打破单一主体、单一领域的局限，建立“顶层统筹—多元合作—主体赋能”的多层面多维度体系，实现科学外交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升。

① 优化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加快制定并发布《国家科学外交战略纲要》，明确科学外交的中长期目标、重点合作领域、区域布局与实施路线图。

② 构建多元化、网络化的交互合作体系。

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战略定位、科技发展水平、合作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形成覆盖全球的科学合作网络。

对于欧美科技强国，应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建立“竞合多赢、共生并存”的稳定合作关系，避免陷入零和博弈，可探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共同关注的全球挑战上建立“科学合作特区”，开展常态化对话与协作。

③ 激发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力，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市场主体，应成为科学外交的“生力军”。

通过技术输出与本地化创新，将企业发展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科学外交提供实践载体。

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应赋能其建设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3）构建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 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也为构建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提供了价值遵循。

① 构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科研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提升全球科研效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同时，大力倡导学术论文的开放获取模式，通过设立开放获取出版基金、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论文开放存储，系统性提升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可见度与可及性，进而强化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让开放科学理念成为国际科研生态的共识。

② 在敏感科技领域主动发起“国际对话机制”，推动伦理规则共建。

在AI、基因编辑、深空探测、量子计算等具有高度敏感性与伦理争议的科技前沿领域，技术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

中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起并主导多边国际对话机制，推动形成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与技术治理框架。

③ 建立“清晰合理的科研安全边界”，平衡开放协作与安全保障。

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信任也需安全可控。

精准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④ 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导向，深化国际人才与文化交流。

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科学家及具有潜力的青年科技英才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与学术交流。

未来已来，中国应采取“筑巢引凤”与“开渠引水”相结合的战略，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科学家乐园、科学发现策源地、创新的高地。

通过主动开展科学外交稳步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科学网络的核心枢纽。

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下，以长远战略眼光、博大包容胸怀与坚定战略定力，统筹运用国际关系、科技政策与人文交流等综合力量，尽快建成世界科学中心，为人类科技进步与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许正中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原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国家战略、数字经济等。

杨茗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数字经济等。

文章来源 许正中, 杨茗月.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8): 1662-1670.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51026001. 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除另有说明外，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观点。

买盾构机被中国卡脖子、卖牛肉还得看中国脸色，印度一肚子怨气

近期，印度在购买德国盾构机时，却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出口管制，自此一场看似简单的交易变得扑朔迷离。

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于10月19日发布的第50号公告中，涉及盾构机、硬岩掘进机等核心设备的出口管制正式生效，成为了印度基建项目的巨大隐忧。

尽管公告并未针对特定国家，但印度媒体迅速将其与中国划上等号，称这一举措是“根植于经济胁迫的战略行动”。

与此同时，印度财长西塔拉曼在华盛顿表达了对中国的指责，称其使用非关税壁垒，阻碍印度的牛肉、仿制药和蔬菜进入中国市场，并指出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已突破1000亿美元。

然而，这一系列的抱怨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印度所购买的德国盾构机，大部分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

这种产业上的深度依赖，无疑让印度在这场博弈中处于被动。

如同许多企业的全球化生产链一样，德国海瑞克的盾构机在广州南沙的生产基地完成了组装，甚至印度所需的多数设备均来自于这一工厂。

早在2020年，《印度快报》就透露，孟买某大型基建项目中使用的18台盾构机，其中8台直接由中资公司提供，而剩下的10台虽是德国品牌，实际也在中国生产。

这样的现实表明，印度在高端基建装备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已深入骨髓。

印度政府对此的反应显得有些急躁。

他们试图通过自主研发来打破这种依赖，然而从计划到实施，现实却并不乐观。

印度国企BEML已于2025年启动合作项目，希望能通过外部咨询获得设计支持，但短期内这些努力可能无法达到实质性的效果。

在高铁、地铁等多个基建项目即将或已经进入施工阶段的情况下，印度并没有太多时间来慢慢培养自己的产业能力。

自我依赖的道路并非易事。

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技术的积累，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沉淀。

印度的“Make in India”计划虽方向明确，但在短期内产出成果的可能性有限。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往往需要数年乃至十年，而成熟的技术和供应链则是时间的积累结果，靠一笔资金注入并不能解决问题。

正因如此，中国的出口管制策略，虽然看似是在增加贸易摩擦，实际上却是对印度不断增长的依赖性做出的合理反应。

正如印度自身所强调的，科技与产业的进步必须基于内生动力，而非依赖他国。

若持续将外部压力视作“经济胁迫”，最终只能埋下更大的隐患。

对于经贸关系的指责，西塔拉曼提及中国关闭市场和设限于牛肉等农产品的准入问题。

但这一说法却未能识别出中国对进口牛肉的检疫标准是基于全球通用规范，并非专门针对印度。

同时，印度自身对外部农产品的高关税与各种准入限制同样构成了贸易壁垒，可见双方在经贸往来中的不对等现状。

在与中国进行商品交流的过程中，印度会发现，扭转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单纯的抱怨与指责。

牛肉与盾构机的贸易之间，根本无法混为一谈，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与重要性截然不同。

印度面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正如一面照妖镜。

既想依赖中国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又希望在安全领域对抗，并在舆论上进行反击。

这样的逻辑矛盾与自相矛盾，不仅让印度在生产能力上的追赶显得捉襟见肘，更是形成了一个不健康的经济生态。

面对中国盾构机的出口管制，印度应该把眼光放远，着眼自身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外部供应链中脱离出来，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只有正确面对自身的问题，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