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五化协同”推进高原湖泊保护治理

（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重走‘象’往之路 绘就玉溪生态答卷”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玉溪市推进湖泊保护治理的主要措施和取得的积极成效等情况。

图为发布会现场。

蒋朝晖摄

玉溪市湖泊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斌介绍，2021年以来，玉溪市采取系统化、精准化、机制化、法治化、责任化措施，深化落实“三治一改善”，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025年，抚仙湖水质保持优，星云湖水质保持Ⅴ类，杞麓湖水质实现脱劣。

坚持系统化治湖，构建山水共生格局。

2021年在全省率先成立“湖泊革命”指挥部，建立市县乡村组五级指挥体系，编制“十四五”水环境保护治理、“一湖一策”等规划方案，形成全域统筹治理体系。

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典型案例，推动山川河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33万亩，修复历史遗留矿山1.19万亩，恢复水源涵养林13.05万亩。

坚持精准化治湖，破解污染防治难题。

坚持“一湖一策”，强化基础研究，深化措施判别，每年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清单，聚焦城乡污水治理、农田尾水循环利用两个闭环，突出抓好城乡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河道水质提升、生态环境修复四个重点，推动湖泊保护治理提质增效。

抚仙湖实现流域截污治污全覆盖，星云湖有效减少规模性藻华发生，杞麓湖各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通过靶向治理精准修复人湖共生的良好生态。

坚持机制化治湖，常态推动减污控污。

创新实施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相关治理思路纳入地方湖泊保护条例，并在2024年由省总河长令在全省推广。

推行责任网格化、管控分区化、调度系统化、管理常态化“四化”举措，抓实拦蓄带汛期管控，常态化推进“一进七清”工作。

经省环科院核算，2023年与2020年相比，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入湖COD分别削减73.7%、53%、56.9%，总磷分别削减73.9%、75.2%、90%，推动人为管控与自然减负良性适配。

坚持法治化治湖，夯实护湖制度保障。

2022年启动条例修订，2024年1月1日新湖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构建“1+N”湖泊保护政策体系。

落实湖泊核心区集中处罚权，理顺执法体制、健全协作机制，累计查处违法案件2105件、曝光典型案例40期，推动环境守法成为新常态。

严格划定湖滨生态红线、生态黄线，设置界桩标识，动态化管控清单，以法治化、规范化管控守住湖泊生态边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序推进。

坚持责任化治湖，凝聚全民共治合力。

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专项工作机制、杞麓湖水质脱劣攻坚工作推进机制，高位推动湖泊保护治理工作。

推行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同题共答“三联一同”工作法，依托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打通各级治理链条，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全员全域共治守护湖泊生态底色，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层治理根基。

下一步，玉溪市将继续按照“三治一改善”工作要求，系统推进截污治污、面源防治、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协同抓好“一进七清”、拦蓄带运行管控、藻华防控、监管执法等常规工作，奋力推动湖泊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

西藏又发生 7.0 级地震！大地震频发，到底意味着什么？

2026年10月22日22时33分，西藏那曲市巴青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据那曲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截至10月23日5时20分，地震已造成16人遇难、46人受伤，房屋倒塌及受损339户。

目前，救援力量正在灾区开展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

10月23日，西藏那曲市索县消防救援大队已到达巴青县岗切乡纳贡村，正在进行排查，图源：新华社 这是自2015年1月以来，西藏地区发生的又一次破坏性强震。

2025年1月7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曾发生6.8级（矩震级7.1级）破坏性地震。

此前，2017年林芝米林发生6.9级地震，2020 年那曲尼玛发生6.6级地震，2021年那曲比如发生6.1级地震。

这些强震虽然发生在西藏的不同地区，却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 西藏为何会频繁发生大地震？青藏高原是否开启了震动模式，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质构造说起。

西藏为什么强震多发？ 西藏一直是我国强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根据《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防震减灾规划》，1950 年以来，西藏及邻区平均每年发生 5 级以上地震 5 次左右，6 级以上地震 1 次，7 级以上地震约 10 年 1 次。

1950 年 8 月 15 日发生在西藏墨脱的 8.6 级地震，是我国有记载以来震级最大的地震，也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内陆地震。

西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地震？ 原因就在青藏高原的地下结构。

约六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开始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相互挤压，使地壳逐渐增厚、隆起，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化，形成了今天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

但这场碰撞，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并伴随大量的地震活动。

印度板块仍在持续向北运动。

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仍以每年约 4～5 厘米的相对速度持续汇聚。

印度板块的部分岩石圈还在继续向青藏高原下方延伸，使高原内部的地壳不断发生抬升、变形。

青藏高原看起来巍然不动，实际上，它的地下始终在缓慢变化。

我们可以把印度板块想象成一台巨大的推土机。

它持续向北推进，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挤压，使青藏高原的地壳不断发生变形，有的地方被挤压隆起，有的地方则发生断裂和错动。

这种持续数千万年的板块运动，不仅塑造了青藏高原的地形地貌，也使高原内部形成了众多断裂带。

这些断裂带就像地壳中一道道已有的“伤疤”。

在持续的构造运动中，断层两侧的岩块受到挤压、拉伸或水平剪切。

由于岩块之间存在摩擦阻力，断层并不会一直顺畅滑动，而是可能暂时被“卡住”，使周围岩石逐渐变形，积累应力。

当积累的应力足以克服断层上的摩擦阻力时，原本被卡住的岩块就可能突然发生错动，迅速释放积累的弹性能量，从而引发地震。

印度板块如何挤压青藏高原的地下，图源：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至今仍在持续。

青藏高原内部不断发生变形，众多活动断层也在持续的构造运动中积累应力，并不时发生错动。

这正是西藏强震多发的重要原因。

强震接连发生，是否意味着进入地震活跃期？ 一年多时间里，定日县和巴青县先后发生强震，很容易让人觉得：西藏的地震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地球是不是调成“震动模式”了？ 要判断地震是否真的变得更加频繁，首先需要把观察的时间拉长。

地震并不会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发生。

一个地区可能在几年内接连发生强震，也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明显的强震活动。

地震学上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活跃期，要分析更长时间尺度内的地震发生频率、震级分布和空间变化。

在地震研究中，确实存在“地震活跃期”的概念。

所谓地震活跃期，是指在一定区域和时间范围内，地震发生相对密集、较强地震较多的阶段。

相反，地震较少的阶段则可能被称为相对平静期。

不过，“活跃期”并不意味着地震会按照固定的周期发生。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地区长期平均每 10 年发生一次 7 级以上地震，并不意味着每隔 10 年就一定会发生一次地震。

可能连续几十年没有 7 级地震，也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多次。

长期平均值反映的是统计规律，而不是一张地震时间表。

因此，虽然部分断层的强震活动具有一定的重复发生规律，但具体到几年、十几年这样的时间尺度，地震发生的时间和频次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几年内接连发生几次强震，并不一定意味着地震活动出现了异常。

那么，科学家如何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 这需要分析长达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地震记录，比较不同时期地震发生的频率、震级大小和空间分布，并结合地壳形变、活动断层及区域构造背景等资料，研究地震活动是否出现了显著变化。

判断的关键，不是最近发生了多少次地震，而是这些地震是否明显超出了当地长期地震活动的正常波动范围。

对于西藏来说，强震频发本就有其长期的地质背景。

但目前证据还不足以认定青藏高原已经进入新一轮地震活跃期。

是否出现了显著的区域地震活动变化，仍需结合长期监测数据和地震科研机构的专业研判。

西藏巴青7.0级地震之后仍需警惕余震 一次强震发生之后，地震活动往往不会立即结束。

当地下断层突然破裂、错动，周围岩石原有的应力状态也会随之改变。

一些地方的应力得到释放，另一些地方的应力则可能增加，从而引发后续地震。

这些沿着主震地震破裂带附近分布，且与其相关的较小地震，就是通常所说的“余震”。

根据大量地震序列的统计规律， 大地震之后，余震通常在初期较为密集，随后发生频率和震级逐渐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余震会一次比一次小，也不代表危险会随着主震结束而立即消失 那么，已经发生了 7.0 级地震，之后还会不会出现破坏性地震？ 先说答案： 从统计规律看，大多数情况下，后续地震的震级小于此前的强震。

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后续地震的震级较小，也可能给已经遭受破坏的地区带来新的危险。

比如，一些房屋在主震中虽然没有倒塌，但结构可能已经受损，后续较强余震可能使其进一步损坏甚至倒塌。

在山区，强烈震动还可能使山体岩石和土层松动，后续余震或降雨又可能诱发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

这些风险，给震后的搜救和安置工作带来了更多挑战。

救援人员既要争取时间搜救被困群众、救治伤员，也要警惕受损建筑和不稳定山体带来的危险，并尽快帮助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10 月 23 日，巴青县玛如乡格隆改村群众在搭建应急帐篷，图源：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摄 一场强震可能只持续几十秒，但它给灾区留下的影响是长远的。

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的家园遭到破坏。

对于受灾群众来说，从眼前的救援、安置，到今后的生活恢复，都需要时间和持续的支持。

此刻，巴青的救援仍在继续。

希望更多生命得到及时救治，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那些被地震打乱的生活，也能早日重回正轨。

参考文献 [2] 西藏自治区地震局：《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防震减灾规划》。

https://www.xizdzj.gov.cn/a/xi-zang-zi-zhi-qu-shi-si-wu-shi-qi-fang-zhen-jian-zai-gui-hua.html [3] 科学网：深度解析亚洲高原大陆碰撞之谜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5/5/543417.shtm [4]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申扎-定结裂谷南段大地震复发特征及其与2025年定日Mw7.1地震的对比》，2025年。

[5] 西藏自治区地震局：《近期我区那曲、阿里为何频发地震？权威专家来解释……》。

https://www.xizdzj.gov.cn/a/8471.html [6]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A new technique to calculate earthquake stress transfer and to forecast aftershocks，2020年。

https://pubs.usgs.gov/of/1991/0117/report.pdf?utm_source.com [7] 《2025年西藏定日6.8级地震：构造背景分析与震源特征探讨》，2025年;https://www.sjdz.org.cn/article/doi/10.19975/j.dqyxx.2025-00 策划制作 合作专家丨毕雪梅 江苏省地震局地震应急救援中心副研究员 策划 组稿丨张林林 责编丨张一诺 审核丨白玲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 王卫民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8期“战略与决策研究” 许正中1 杨茗月2* 1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催生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大数据画像、跨学科融合等成为核心特征，科学研究已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学发现的关键支撑。

由此引发全球科学外交深刻变革，科学外交已从辅助角色转变为世界外交的主战场。

如何构建适配新时代需求的科学外交体系，既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需求，也是引领国际创新协作、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文章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引，先界定科学外交的核心定义、本质特征与外延边界，再从资源开放共享、伦理规则共建、安全边界平衡、人才文化交流4个维度，打造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推进科学外交体系化建设，奠定世界科学中心基础，以此完善全球科学治理秩序，为人类科技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助力人类可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正催生科学范式革命，从传统还原论、学科孤立的范式转向一个数据驱动、跨学科融合、人工智能增强的新范式，直接推动科学研究成为最大的世界级公共产品，引发科学外交的内涵、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外交也从传统外交的“辅助板块”升级为数字时代新时代外交的“基础载体”。

如何精准界定新时代科学外交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与内涵外延，推动其范式跃迁，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科学外交体系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一、数字时代，科学创新是引领世界的关键 在数字文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科学外交地位凸显，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泛在化让科学研究的世界公共性特征愈发凸显。

科学外交是外交学与科学交叉融合的核心范畴，其内涵随科技发展与全球治理格局演变不断丰富。

作为塑造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因素，科学外交的内涵边界也随科学中心建设的需求不断拓展。

1.1 科学发现是全球创新的“引爆器”、科学外交的“主战场” 新时代的科学外交是指以科技为纽带、以合作为手段、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新型外交形式。

它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与沟通媒介，由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企业、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科技规则制定、科技人才交流、科技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应对全球性科技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外交的内涵是通过科学交流、人才互访、联合研发、规则共建等，增进国际互信，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外延涵盖政府间科技合作、科研机构协同、国际标准制定、全球公共问题科技应对及科技人文交流等。

科学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这一外交形态既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托，也是彰显国家全球引领能力、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抓手。

这一外交形态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聚合全球创新资源，实现“科学赋能外交、外交支撑科学”的双向融合。

总之，科学外交以科学合作为核心、多边机制为平台、互利共赢为原则、全球治理为方向，兼具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治理多重功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呈现新特质 数字技术把全球连接为一个统一的“电路板”。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传统“项目合作、人才交流”转向技术驱动、规则共建、虚实融合、多元共治、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新形态。

数字技术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引擎”。

数字技术引发的科研范式与全球科技格局变革使得国与国合作重心从传统基础科学转向数字技术、数据治理、人工智能（AI）伦理、数字标准等前沿领域。

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从“政府独奏”走向“多元协同”。

外交空间从“物理主场”拓展为“虚实融合”。

科学外交呈现了远程协作、实时数据共享、全球科研网络无界化的高效率即时外交。

外交的目标从“要素交换”升级为“规则共建与治理主导”——过去的科学外交重点在项目合作、人才互访；数字时代则越来越聚焦于争夺科学大装置集聚、数字规则、技术标准、数据治理、AI伦理、数字主权的话语权。

例如，《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成为科学外交核心抓手，使得其从“要素型外交”转向规则型、治理型外交。

外交逻辑从“竞争对抗”转向“安全与发展平衡”——数字技术既是合作红利，也是安全风险的引发者。

科学外交既强调自主可控，又推动多边数字治理，在拆除“小院高墙”的过程中开启全球开放合作新纪元。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国家利益延伸为全球公共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数字包容等世界性问题日益成为科学外交聚焦的全球公共问题。

当前，以国家为主体的科学外交，需要强调三大特性。

① 充分重视科学外交的主体多元性。

突破传统外交“政府单一主体”模式，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格局。

适配科学发现需统筹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时代需求，让全球科研力量的协同成为可能。

② 精准把握科学外交目标的双重性。

科学外交兼具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既服务于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助力本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培育核心竞争力，又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科技文明共同进步。

③ 高度重视科学外交的功能复合性。

科学外交的融合合作与博弈双重功能，既通过跨国科技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又围绕科技规则制定、技术标准输出、数据算力掌控等核心领域开展战略博弈，以争夺全球科技治理话语权。

这一复合功能让科学外交成为塑造国家创造力、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因素。

1.3 从第一性原理重新界定科学外交 科学外交的核心是“以科建交、以科促治、以科谋发展”。

其中，“以科建交”体现为用科学开展外交、用外交赋能科学；“以科促治”体现为用科学支撑外交行动、用科学化解全球性难题；“以科谋发展”体现为依托科学拓展国家长远利益。

具体而言，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构建良好的国际外交关系，通过参与并引领全球科技规则制定提升科技治理能力，通过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优化布局实现本国与全球科技共同发展。

科学外交的外延包括国际大科学计划合作、跨国科研人才交流、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制定、科学公共产品全球供给、科学安全风险跨国防控等五大领域，超出该范畴的科学活动或外交行为均不属于科学外交。

这五大外延领域均围绕科学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顶尖科研力量的统筹展开，是科学外交从辅助变为主导的核心体现。

科学外交是科技外交的核心子集，一般来说，科技外交是更宽泛的概念，涵盖科学研究、技术产业、科技贸易等领域的外交活动，而科学外交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科技探索、科技规则制定等核心科技领域。

科技合作是实现科学外交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动科学研究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的主要形式。

科技竞争是科学外交的背景与维度，其博弈维度围绕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展开。

但是，科学外交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共赢”，而非单纯的零和博弈。

通过共赢的合作推动全球科学进步，进而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让参与各方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二、科研范式跃迁催生新型科学外交 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驱动科研范式跃迁，推动科学外交迎来深刻转型。

科学外交新格局要求以更加灵活、包容和智慧的方式开展科学外交，超越短期的国家利益，肩负起为全人类规划科技未来的共同责任。

科学外交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外交官的课题，也是每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政策制定者需要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其终极目标不应是赢家通吃的科技冷战，而应是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创新共同体；科学外交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基于规则而非基于强权的全球科技秩序，在竞争中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使数字时代的科学持续成为推动人类进步而非制造世界割裂的重要力量，引导全球科技竞赛聚焦破解人类共同难题，助力人类社会向上向善向好向远发展。

2.1 精准理解数字时代科学外交的新使命 科学外交正从传统范式向新范式跃迁，其核心理念从工业时代的“国家主导、资源控制、零和博弈”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多边共治、数据驱动、网络赋能”，新范式的核心特质体现在四大维度。

（1）参与主体从国家“独角戏”到全球“大合唱”，契合科学外交主体多元性特性 工业时代的科学外交以国家为核心主体，美苏太空竞赛是典型范式，其本质是通过科技成就彰显国家实力。

数字时代下，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实现多元化，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影响力不亚于一个国家，开源社区、国际科研组织、顶尖科学家等均成为核心参与方，国家需从“主导者”转变为“协同共治者”。

（2）战略资源从实体争夺转向数据核心资源掌控 工业时代科学外交围绕石油、稀有矿产等实体资源展开，科技仅为辅助。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其围绕的战略资源转向数据、算法、算力与技术标准等数字科技核心要素。

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全球科技治理的制高点，直接决定引领先发优势。

（3）合作模式从线性工程转向动态生态运营 工业时代合作如“共同修铁路”，学科有界、分工清晰；数字时代则类似“运营数字平台生态”，参与者角色灵活、合作持续，平台规则本身就是科学外交的核心产物。

（4）治理逻辑从单一利益平衡转向多元矛盾协同 工业时代聚焦国家间利益平衡，服务于国家利益。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需破解开放与控制、技术主权与全球互联等多元矛盾，既维护本国科技安全与利益，又保障全球数字科技生态可持续发展，由此彰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助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红利惠及全人类。

2.2 科学外交成为国家软实力的硬支撑 传统的科学外交多以国家为单一主体，围绕具体科研项目或全球性问题展开，角色是辅助性的。

而在数字时代，科学外交功能实现了从辅助到中枢的转变，格局呈现出新特征：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又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1）行为体多元化与网络化 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大型科技公司、开源社区等与主权国家共同成为重要参与者，它们掌握关键数据、算力、算法等资源，科研实力远超许多国家。

网络化协作成为常态，依托云计算等技术，全球科学家可组建虚拟团队，形成泛在化、扁平化科学生态网络，成为统筹顶尖科研力量、推动跨国联合研究的核心载体。

（2）竞争与合作并存且边界模糊 技术民族主义加剧竞争，各国构建技术堡垒、实施数据本地化等政策，引发新摩擦；而全球性挑战又迫切需要跨国数据共享与联合计算，功能性合作与地缘竞争交织形成竞合新常态，核心是争夺世界科学中心主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等。

（3）议题高度融合与泛在化 科学议题与数字治理深度绑定，数据跨境流动、AI伦理等数字治理议题成为科学外交新内容。

（4）科学外交的权力基础发生从知识占有到数据与算力掌控的转移 国家科学影响力取决于数据质量、算力供给及算法创新等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据、算力、算法成为重要外交筹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基础。

科学外交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与“加速器”。

通过国际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前沿知识、关键设备、联合研发，以及加速突破瓶颈等途径，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通过对标国际高水平，避免闭门造车，在国际交流中找差距、定方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2.3 科学外交日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手段 全球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访问权和计算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导致数据贫困的国家无法平等参与全球科学事业，这种不平等阻碍了科学的普及。

科学外交已从单纯促进合作，转向推动全球公正，助力数字公共产品建设，保障欠发达国家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这是其新使命。

（1）共同制定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 推动建立跨国数字科学治理框架，明确敏感技术研发红线，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数字科学理念融入全球治理。

（2）筑牢安全保障，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关键科学基础设施韧性 建立对话机制，应对前沿科技恶意应用风险，为科技自立自强和世界科学中心建设保驾护航。

（3）通过科技手段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引导全球科研资源，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应对全球性挑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科学外交赋能中国外交新机遇新境界 中国科学外交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跃迁期。

机遇源于中国综合国力、科技能力提升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挑战来自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及自身结构性、叙事能力短板。

科学外交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如何统筹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两大平衡关系。

建设世界科学中心是推进科学外交的重要依托，可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持续拓展国际科学合作。

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集聚全球高端科研人才，为国际科技合作夯实创新基础。

3.1 科学外交是打通国际国内创新联动的命门 在多个战略性科技领域，中国已实现从长期追踪模仿到与先进国家并行发展，乃至在部分前沿实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转变在量子信息科学、AI、航天科技等关键方向表现得尤为显著。

中国在AI领域专利申请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AI领域基本形成了以中美两国为牵引的“双头多层”发展格局。

生成式大模型规模化落地之后，这一双极格局持续演化，大国竞争重心由通用算法、专利数量延伸至基础大模型底层创新、高端算力供给、开源生态构建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博弈。

中国依托海量产业场景、完整数字产业体系，在垂直行业大模型、轻量化模型工程化落地、生成式 AI 应用创新保持规模优势；美国在基础理论、高端算力芯片、闭源旗舰模型与全球商业化生态层面维持先发优势，“双头多层”的全球AI竞争格局进一步深化。

这种技术地位的跃升，显著增强了国际社会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意愿。

3.2 科学外交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战略抓手 全球公共议题倒逼科技合作升级，为中国科学外交提供战略机遇，同时叠加外部遏制带来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转型等一系列超越国界的挑战，其复杂性与规模已远超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的范畴。

这一现实情境，为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更为深入地参与并尝试引领全球科技治理进程提供了战略契机。

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开展的疫苗研发与国际分配合作，即为科学外交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构成了当前中国科学外交所面临的最显著外部挑战。

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准入限制、出口管制与实体清单制裁，并加强对人才交流项目的审查，这些政策举措已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常规科学合作渠道的畅通。

3.3 数字时代科学先发是国家竞争力的支柱 全球科创实力稳步提升为中国开展科学外交筑牢基础，但我国在国际科技叙事传播、创新能力共建、技术标准国际化层面仍面临多重深层次约束。

（1）国际科技叙事能力不足 当前中国具备对外开展科技合作的坚实基础，但面向国际社会阐释科技创新理念、传递合作主张、回应外界关切的话语建设相对滞后，传播模式较为单一固化，对外沟通偏向被动防御，缺少建设性对话叙事框架，难以持续抢占全球科技舆论高地。

（2）如何在技术援助过程中超越单纯的设备输出与方案移植，真正帮助合作国建立起内生性、可持续的自主科研体系与创新能力 尽管中国正积极推动本土科研成果走向全球学术体系、促进自主技术规范升级为国际通用标准，但在众多关键领域，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与规则体系仍占据全球统治地位。

推动中国标准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采纳，是一项需长期投入的系统性工程，其进程面临诸多阻力，导致中国在标准与规则输出方面的努力成效受限。

四、构建全球科学中心是新时代科学外交的关键任务 当前，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处在改革攻坚的战略窗口期，蕴含长远的战略价值。

主动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科学外交体系与全球合作格局，不再是单纯的外交领域延伸，而是一项兼具重大战略意义与鲜明时代特征的系统性工程。

（1）架构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明确科学外交的战略支撑 为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与强大凝聚力的国际科学研究共同体，并以此搭建促进全球信任与合作的桥梁，中国需从资源汇聚、网络枢纽、议程引领3个方面来进行系统性推进，明确科学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战略定位。

① 致力于打造“全球知识汇聚枢纽”。

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参与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

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优化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智力资源、高质量科学数据和前沿学术思想向中国汇聚。

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向全球科学研究机构开放共享，让中国成为全球科学家开展前沿研究的“首选地”。

② 积极构建“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枢纽”。

深度融入现有国际科技组织体系，系统性鼓励与支持更多中国科学家在权威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让中国声音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主动推动联合国系统内的相关机构在华设立实体机构，通过强化国际机构在华的实体性存在与功能性嵌入，使中国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物理与信息枢纽”。

③ 引领全球科技议程。

着力培育我国科研人员与政策研究团队前瞻研判科技变革趋势、凝练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战略能力。

定期主办具有高层次、高影响力的“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参与，将其打造为全球科学政策与未来方向的策源高地。

（2）建立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新型科学外交新体系 中国新型科学外交体系需打破单一主体、单一领域的局限，建立“顶层统筹—多元合作—主体赋能”的多层面多维度体系，实现科学外交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升。

① 优化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加快制定并发布《国家科学外交战略纲要》，明确科学外交的中长期目标、重点合作领域、区域布局与实施路线图。

② 构建多元化、网络化的交互合作体系。

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战略定位、科技发展水平、合作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形成覆盖全球的科学合作网络。

对于欧美科技强国，应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建立“竞合多赢、共生并存”的稳定合作关系，避免陷入零和博弈，可探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共同关注的全球挑战上建立“科学合作特区”，开展常态化对话与协作。

③ 激发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力，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市场主体，应成为科学外交的“生力军”。

通过技术输出与本地化创新，将企业发展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科学外交提供实践载体。

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应赋能其建设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3）构建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 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也为构建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提供了价值遵循。

① 构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科研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提升全球科研效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同时，大力倡导学术论文的开放获取模式，通过设立开放获取出版基金、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论文开放存储，系统性提升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可见度与可及性，进而强化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让开放科学理念成为国际科研生态的共识。

② 在敏感科技领域主动发起“国际对话机制”，推动伦理规则共建。

在AI、基因编辑、深空探测、量子计算等具有高度敏感性与伦理争议的科技前沿领域，技术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

中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起并主导多边国际对话机制，推动形成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与技术治理框架。

③ 建立“清晰合理的科研安全边界”，平衡开放协作与安全保障。

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信任也需安全可控。

精准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④ 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导向，深化国际人才与文化交流。

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科学家及具有潜力的青年科技英才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与学术交流。

未来已来，中国应采取“筑巢引凤”与“开渠引水”相结合的战略，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科学家乐园、科学发现策源地、创新的高地。

通过主动开展科学外交稳步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科学网络的核心枢纽。

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下，以长远战略眼光、博大包容胸怀与坚定战略定力，统筹运用国际关系、科技政策与人文交流等综合力量，尽快建成世界科学中心，为人类科技进步与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许正中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原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国家战略、数字经济等。

杨茗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数字经济等。

文章来源 许正中, 杨茗月.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8): 1662-1670.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51026001. 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除另有说明外，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