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奇怪的“恐龙”目击潮到底是怎么回事？

uux.cn/Photograph by Roger de la Harpe, Danita Delimont/Alamy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撰文：RYAN BILLER 编译：钟慧元）：好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一直在说魔克拉姆边贝的故事，那是一种传说中的生物，据说就潜藏在刚果盆地中。

但随着森林消失，出现愈来愈多目击纪录──也让我们有机会看见民间传说如何随着地景的改变而改变。

树木开始晃动、猴子尖叫、群鸟惊飞。

在奥札拉. 科科瓦国家公园（Odzala-Kokoua National Park）深处，瑟拉. 阿邦奥（Selah Abong'o）呆住了，深信她即将遇见某种从传说中走出来的生物：魔克拉姆边贝（mokele-mbembe），刚果传说中的恐龙。

2003年，这位年轻的刚果保育学家深入浓密的森林，去探勘一个毁灭性的埃博拉病毒爆发处，那里曾造成超过5000只西部低地大猩猩死亡。

但在那天，碰上了她奔驰的想象力，这种传染病也只能闪边了。

「结果只是一只真的很大只的森林象，」她笑着说：「我们这里没有恐龙啦，不过是真的很容易误把大象或河马当成恐龙，我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还很菜。

」20年后，魔克拉姆边贝的传说依旧活跃，村落里流传着耳语，并随着每次的新「目击事件」而加油添醋，而阿邦奥说，森林砍伐就是背后的原因。

刚果盆地是地球第二大雨林，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态系，而自从阿邦奥那次所谓的恐龙目击事件之后，刚果盆地已经失去了2300万公顷的森林，这片区域大小相当于整个英国。

随着人类聚落逐渐深入栖地，当地人也愈来愈常遇到野生动物。

魔克拉姆边贝也从神秘动物学爱好者和神创论传教士的西方伪科学执迷，转移回到了出生地、成为早就知道这个故事的居民之间共享的非洲当地传说。

「在那些深入动物栖地、居民又不习惯看到大型动物的较大聚落，他们突然间就开始整天遇到动物，」捷克籍的保育学家劳拉. 维拉秋瓦（Laura Vlachova）说：「就是这些人跟我说他们看过魔克拉姆边贝。

我认为，这显示的其实是民间传说也开始反映出生态系缩小的实际状况。

」当传说遇见现实巴阿卡人（Ba'Aka）是生活在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喀麦隆的森林原住民族，这个民族本来就有关于「能挡住河流者」的故事，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阿邦奥说。

如果传说中的生物真实存在，很可能会栖息在泰莱湖（Lake Tele），这是一处位在立夸拉沼泽（Likouala Swamps）里、被原始丛林包围的遥远水域。

这座湖坐落在泰莱湖共同保留区（the Lac Télé Community Reserve）内，是一处4400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在2006年和2007的调查中发现了惊人的12万5000头大猩猩──比当时估计的全球大猩猩数量还多。

然而，尽管偏远，这个地区的栖地丧失也在恶化。

该地区内的聚落非常仰赖「刀耕火种」（slash-and-burn）农法，清理掉一片片森林，栽种木薯、花生、香蕉和玉米。

树木和灌丛被砍倒，剩下的植被则放火烧掉，让草木灰增添土壤肥力，提供短暂的生产力。

通常，在短短2-5年内，地力又会耗竭，迫使农民清理出另一片地方──是无限循环的生态梦魇。

2023年，刚果生物学家乔瑟夫. 欧阳吉（Joseph Oyange）去拜访刚果北部的一个家庭时亲眼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他看着烟从这户人家清理掉的两公顷丛林土地上升起，在不知不觉中打断了大猩猩的栖地。

这些流离失所的灵长类会在晚上到田间觅食，到了早上只留下被踩坏的作物。

有个青少年听到了大猩猩的叫声，后来他告诉欧阳吉：「是魔克拉姆边贝在吼喔。

」「这些传说里通常有一定程度的事实，所以我不会完全忽视这些故事，」全球性计画「世界自然基金会非洲森林」的副总经理阿拉德. 布鲁姆（Allard Blom）说：「但我持怀疑态度，除非有人能让我看到证据，证实有类似恐龙的动物，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

通常都是真实的动物被误认了。

」失去森林的代价不过，刚果盆地并不仅仅是民间传说的源头。

那里也是对当地社群与整个地球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

刚果盆地的面积仅次于亚马逊，通常被称为「非洲之肺」。

每年吸纳15亿吨的二氧化碳，让此处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汇。

但刚果盆地正腹背受敌。

农业、伐木、采矿，还有膨胀的人口，每年都更深入丛林，而政府的腐败又放行了不受查验的侵占。

对丛林肉无止尽的需求、工业的推进，还有气候变迁的阴影，都助长了刚果的破坏。

当然了，削弱雨林，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人类和野生动物的距离愈来愈近，这助长了人畜共通传染病──可以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的疾病，如COVID-19、埃博拉和猴痘（又称M豆）──的传播。

「我们愈常接触野生动物，这些病毒跳到人类身上的机会就愈高。

」布鲁姆说：「这是很简单的统计问题。

」但这样的态势是把双面刃。

非洲公园组织（African Parks）的保育经理格威利. 吉本（Gwili Gibbon）表示：「商业活动促进了刚果盆地迅速成长，」使濒危的大猩猩和黑猩猩更容易接触到疾病，因为这两种动物的族群数量每年持续下滑，他的团队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影响。

这些交互作用引发的连锁效应对瑟拉. 阿邦奥而言并不陌生。

将近20年前，她曾误把一头森林象当作魔克拉姆边贝。

「我同事到现在还会拿这件事笑我。

」她憨笑着说：「但如今回想起来，我会觉得难过。

大家竟然还会把大象和猩猩误认为魔克拉姆边贝，有很大原因是森林砍伐造成的。

像埃博拉这类的人畜共通疾病也还在扩散，因为人类正不断侵占森林。

而刚果......“她停了一下，「还在持续消失中。

」

恐龙统治地球1.6亿年，为什么没有恐龙文明？

一只霸王龙站在城市路口，抬头看红绿灯，这画面只能出现在电影里。

可把问题往回推，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恐龙在地球上繁盛了上亿年，为什么连一盏真正属于它们的灯都没留下？多出来的一亿多年，恐龙究竟用来干什么了？ 我们习惯把时间看成进度条：活得越久，技术应该越高。

照这个算法，恐龙早该修铁路、造电脑，甚至提前离开地球。

但地层里留下的是牙齿、骨架、脚印，没有一座被确认的恐龙工厂。

问题可能不在它们发展得慢，而在我们给演化安排了一个它从来没有承诺过的终点。

先把两个数字摆正。

“恐龙统治1.6亿年”是常见的粗略说法，从最早的恐龙到6600万年前非鸟恐龙灭绝，跨度在一亿多年。

“人类200万年”通常在谈早期人属，不等于现代人已经活了200万年。

智人的历史大约30万年。

这里更容易漏掉的，是恐龙根本不是同一批选手跑了一亿多年。

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换过无数物种，环境和大陆位置也一直在变。

剑龙和霸王龙隔着很长的年代，不能给它们算成一个公司连续经营的工龄。

把镜头放到真实的森林里：一只恐龙今天能找到食物，避开敌人，留下后代，就已经交出了有效的成绩单。

它不需要知道恒星为什么发光，也不需要想到一千万年后的灾难。

自然选择面对的是眼前环境里的繁殖差异，不会提前发通知，说几千万年后有小行星，你们最好现在开始发展航天。

我们觉得大型恐龙没有文明，像是少了一项功能。

对当年的许多物种来说，庞大的身体、合适的牙齿和稳定的取食办法，却足以让它们长期生存。

能活下来就有机会繁殖，至于有没有写字，并不是每一种生存方式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那是不是恐龙太笨？这个答案听着痛快，证据却没那么整齐。

恐龙种类太多，不能拿一副小脑袋骨架替全体下结论。

化石可以帮助研究脑腔和感官，却不能让我们直接测试一只已灭绝动物能解几道题。

用脑袋大小给它们排智商，再换算成文明等级，跳过了太多未知。

还有一个现成的反例，就在你家窗外。

鸟类是今天仍然活着的恐龙后裔，在分类上属于恐龙。

有些乌鸦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研究也观察到它们为取食规划步骤。

一只鸟叼着小棍去够食物，足以让“恐龙全是笨蛋”的说法站不住。

但会用工具，距离建立工业社会依然隔着很多环节。

你在厨房拿起一把刀，背后不只需要一只灵活的手。

刀刃怎样加工，钢材从哪里来，谁采矿，谁运输，谁教下一代，这些东西连成一条很长的链。

人类技术的力量，往往不在某个人突然特别聪明，而在许多人能接住别人留下的办法，继续修改，把单个人学不完的知识存下来。

设想一个孩子独自长大，没有人教语言，也看不到任何工具样本。

即使拥有现代人的身体，他也不可能顺手做出手机。

文明离不开交流、合作和长期积累。

恐龙可以有复杂行为，也可能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的学习方式，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非鸟恐龙建立了与人类相当的累积技术体系。

身体构造也会影响道路怎么走。

精细操作、稳定取物和加工材料，对某些技术很有帮助；但不能把“没有人手”直接等同于“永远不可能聪明”。

乌鸦用喙操作工具就是提醒。

更稳妥的理解是，认知、操作能力、社会关系和环境条件要配合起来，单补上一项，就宣布文明必然出现，过于简单。

最有意思的反差，是人类自己也等了很久。

智人出现后，并没有第二天就造出蒸汽机。

农业、城市、文字到近代工业，分别经历了很长的积累，工业社会真正铺开更是近几百年的事。

把现代生活当成人类出生时就带着的标准配置，会把这条曲折的历史压扁成一句“我们天生会造机器”。

恐龙遇到的小行星，确实截断了许多演化支线。

6600万年前的撞击引发全球环境剧变，非鸟恐龙灭绝，鸟类一支延续了下来。

但这不能反过来证明，只要再给霸王龙几百万年，它就一定会造飞船。

灾难夺走的是继续演化的可能性，不是一份已经排定日期的恐龙登月计划。

于是有人提出更刺激的疑问：会不会它们造过，只是城市全烂掉了？这个问题可以认真讨论。

几千万年足够让建筑坍塌、地表被埋、岩石改变，普通遗迹并不保证永久保存。

但“东西会消失”和“东西曾经存在”是两件事，前一句提供调查难度，不能自动替后一句提供证据。

2018年，有研究者用“志留纪假说”讨论过类似问题：一个很古老的工业文明，可能在地质记录里留下什么？这是检验我们能否识别痕迹的思想实验，没有宣布发现远古工厂，更没有认定恐龙掌握技术。

名字听起来像科幻，研究真正关心的是怎样提出可检查的线索，而不是编一段已经发生的历史。

大规模工业活动不只留下楼房，也可能改变沉积物的化学组成、碳循环和某些物质分布。

寻找异常层，是比寻找一只生锈螺丝更有希望的思路。

不过自然事件同样能造成显著变化，异常也得排除其他解释。

想清这点，我们反而该把目光移回人类。

地球存在几十亿年，复杂生态系统里出现过无数成功的生命形式，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都必然朝技术文明前进。

如果智慧文明是演化的固定终点，漫长地史理应更频繁地留下这一类结果。

我们看到的记录至少提醒人，时间很长，不能单独保证某种结局。

这也关系到寻找外星人。

有生命的行星，不等于一定有动物；有复杂动物，不等于一定出现能发无线电的社会。

甚至有聪明个体，也不保证形成长期积累的技术网络。

恐龙的故事帮我们拆开了这些看似连在一起的台阶：宇宙里一片绿意盎然的世界，可能始终没有一座城市。

所以，为什么没有恐龙文明？目前能说清的是，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文明证据，而演化并不负责把每个长寿类群送向工业化。

把所有恐龙归为笨蛋，把灭绝当成唯一原因，或者说它们曾经繁荣只因痕迹丢了，都比证据跑得更快。

下次在博物馆看见巨大的骨架，可以试着换一个问题：如果你在那个时代，凭什么断定未来一定属于会造电脑的动物？当时的优势可能是一口好牙、一双快腿，或者能吃别人吃不了的叶子。

恐龙没有错过一场规定必须参加的文明考试。

真正意外的，是地球后来长出了我们这群会给前任出考题的人。

中国科学家，重要发现！

文｜陆弃 当地时间10月2日，《自然》网站以《惊人化石揭示恐龙独特的飞行演化之路》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古生物学研究。

就在此前的9月29日，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研究团队对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发现的一具保存完好的小盗龙类化石展开多学科分析，并建立了小盗龙亚科新属新种——巴氏诺瑞龙。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直接关系鸟类起源的问题的答案：小盗龙类与鸟类虽然都具备飞行能力，但这种能力很可能并非来自同一个会飞的共同祖先，而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

这个问题看似属于遥远的白垩纪，实际上却触及现代生物学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复杂能力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当一种生物拥有翅膀、羽毛和飞行能力时，我们很容易按照今天的鸟类去理解它，仿佛天空天然属于鸟类，飞行也只是恐龙走向鸟类过程中顺理成章的一步。

但演化从来不是一条铺设好的直线，更不是一个物种按照既定方向不断升级的过程。

它充满分叉、试错和偶然性，同一种能力，也可能被不同的生命支系反复“摸索”出来。

过去关于恐龙飞行起源，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近鸟类的共同祖先可能已经具备某种飞行能力，后来鸟类以及部分近鸟类只是沿着不同方向继续改进。

按照这种解释，飞行是一项较早出现的“遗产”，后来的不同支系继承并发展了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飞行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共同起点，不同的近鸟类可能在各自的演化过程中独立获得飞行能力。

如果后一种判断成立，那么天空并不是某一个祖先留给后代的专属遗产，而是不同演化支系经过不同路径抵达的相似终点。

此次研究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把争论从单纯的形态比较推进到了骨组织学和发育模式的层面。

研究团队发现，这具巴氏诺瑞龙化石不仅具有小盗龙亚科的典型特征，还存在区别于其他已知成员的特征组合，因此被确立为新的属种。

通过骨组织分析，研究人员判断这只恐龙死亡时刚满三岁。

年龄看起来只是一个细节，却非常关键，因为动物是否具备飞行能力、飞行能力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与身体发育密切相关。

单看一副成年动物的骨骼，容易把演化历史理解成静态结果；而把生长过程纳入分析，才能进一步判断一种能力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发现一个新物种”的层面，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大的演化问题。

小盗龙类和鸟类拥有相似的飞行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共享一个相同的飞行起点。

这正是趋同演化的重要含义：不同的生物，在没有直接继承同一种复杂能力的情况下，也可能因为面对相似的生存环境和选择压力，最终演化出相似的结构和功能。

自然界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现象。

鲸类和鱼类都能高效游动，却并非来自同一个“会游泳的鱼形祖先”；蝙蝠和鸟类都能够主动飞行，也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翼和身体结构。

相似的结果背后，可以隐藏完全不同的历史。

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发现“它们都会飞”，而是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飞、什么时候开始飞，以及这种能力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演化压力下产生。

这也是古生物学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

化石并不是简单的“远古遗物”，而是一种极其有限却异常珍贵的历史记录。

数千万年前的动物早已消失，能够保存下来的骨骼、羽毛、皮肤印痕甚至细微的组织结构，只占当时生命世界极小的一部分。

科学家需要从这些残留下来的证据中，重新拼接一个已经无法直接观察的世界。

每发现一个新的物种，每确认一个新的骨组织特征，都可能改变一棵演化树上的枝条位置，进而影响人们对整个演化过程的理解。

辽宁长期以来就是研究恐龙和早期鸟类演化的重要化石产地。

大量保存精美的带羽恐龙化石，为科学家研究羽毛、飞行以及鸟类起源提供了难得材料。

但真正有价值的发现，从来不只是“化石保存得漂亮”。

重要的是能否把形态、组织、年龄、发育与系统演化联系起来，形成能够经受检验的科学解释。

此次研究受到国际同行关注，原因也正在这里：它并非简单增加了一种恐龙，而是利用新的化石证据介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国际学术争论。

这项成果带来的启示，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科学中的“新发现”。

科学研究很少靠一项证据彻底终结所有争论。

一个新的化石能够推翻旧假说，也可能只是让原有理论需要重新修正；一次新的分析能够强化一种解释，同时也会提出新的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古生物学家迈克尔·皮特曼认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支持飞行能力多次独立演化的重要新证据。

这样的评价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的边界感——不是宣布所有问题已经解决，而是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把答案进一步推向更可信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具来自辽宁、死亡时只有三岁的恐龙化石，真正改变的并不只是人们对某一个物种的认识。

它提醒我们，生命演化从来不是简单的“从低级到高级”，更不是一条只有一个方向的道路。

飞行可以被不同的生命支系反复探索，复杂能力可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独立出现，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自然界，只是无数次成功与失败共同留下的结果。

科学最有力量的地方，也正在于它不断迫使人类修正自己的直觉。

我们曾经以为飞行必须有一个共同起点，新的证据却告诉我们，天空可能被生命以不同方式抵达。

亿万年前，一只小小的恐龙已经走过了自己的演化道路；今天，人类借助一块化石重新理解那段历史。

时间没有留下完整的答案，却留下了足够的线索。

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否一次性看清生命演化的全部轨迹，而是面对新的证据时，是否愿意放下已经习惯的答案，重新思考自然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