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督办“2004·7·13”特大命案侦破纪实

据《·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

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

这在北宋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

”(《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

如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

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

”(详见《续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

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宋史纪事本末·》)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

“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

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随机文章法国历史：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汉武帝马邑之谋之后揭秘增程式电动车什么意思，发动机给电动机发电/发动机不参与驱动粒子束武器是什么武器，能让核弹失效或被摧毁/威力超出专家想象黑洞是黑色的吗，宇宙中看不见的天体(不是黑色/黑洞不是洞)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喜欢“谈天”,尤其发议论、发感慨的时候,每每道出一个“天”字。

举例来说,《秦楚之际月表》的前言里,司马迁对“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和秦汉之一统,以及其间的异同,有一番简括而系统的议论,最后对之得天下,下的结语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这篇前言我想从头到尾读一遍,写出自己的理解。

原文不长,但因为意思多而曲折,意思与意思的关联微妙,理解写出来就长了。

这里也可以见出太史公的文章之妙。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渉,虐戾灭秦,自,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十表,“三代”名“世表”,“十二诸侯”、“六国”,以及“汉兴以来”各表计八表,是“年表”,唯“秦楚之际”是“月表”。

时间短,事情多,变化快,非月表不能表见。

变化快的特征是“五年之间,号令三嬗”。

史家论长时段中的变局,每谓周秦之际最剧、最巨,而秦楚之际不过是为“汉承秦制”作过渡;但司马迁最深的感受却是秦楚之际的“受命之亟”,为“自生民以來未始有”,近人遇大事动言“史无前例”,司马迁对秦楚之际有相似的感受。

“号令三嬗”是指而项氏而,五年之间,“受命”号令者转移了三次,从古至今(司马迁之“今”,非今之今)哪有这样快过,这是怎么回事?这天下究竟怎么了?司马迁这里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他后面要回答的。

或问:陈涉草头王,时日不过半年,说“号令三嬗”,把陈涉也算进去,是不是凑数?司马迁高看陈涉,虽事迹不多也特为立《世家》,置《世家》后,几于齐观,这里更说陈涉也是“受命”。

然而这“高看”并非凭空。

陈涉起事后,六国纷纷起事,算不上响应号召,形势使然也。

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但楚国贵族之后的项氏却不尔,《高祖本纪》:“闻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

直到确认了陈涉的死讯,项梁才立之孙为王,见出对陈王的承认和尊重。

怀王起始就是个弱主,他与诸将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却令“北救赵”,“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项羽还是听令的,结果“后天下约”,失去依约“王关中”的机会,这才引起怨恨,“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可见,“号令三嬗”应非虚言,是当时天下大势带特征性的写照。

那时候打天下,也还有点立约、依约的观念。

《月表》起于二年陈涉起事,迄于汉王五年即帝位,跨度有八年。

梁玉绳《史记志疑》指出了这个事实,但因此批评史公“言五年非也”,认为应该与史公《自序》“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保持一致,“五年”改“八年”,则非也。

史公为高祖纪年,是以刘邦军霸上、入咸阳、接受秦王服降的那一年为元年。

依先此怀王“与诸侯约”,刘邦自当“王关中”,且已经“与父老约法三章”,秦地人民也很欢迎他,明显有了号令的权威和事实;由此说来,“号令三嬗”,其实连五年都不到。

而《自序》“八年”,说的是“天下三嬗”,与“号令三嬗”,义自有别。

重要的是,此曰“五年”,彼曰“八年”,反映了史公不同的心情:《月表》为亟言从古未有的“受命之亟”,措辞宜于峻急;《自序》为已经完成的全书作结,走笔不妨舒缓。

梁氏却仿佛在以“现代学术规范”绳史公,强令一致,“五年”改“八年”,味道都改没了。

后人对太史公书的“志疑”或“纠谬”,很多属于吹毛求疵;此类吹求,不要紧处能见其博学和细心,要紧处适见其固陋和狭隘。

与上面一段写“快”,写“受命之亟”相对照,接下来一段,史公写“慢”,写“一统之难”。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虞夏之兴”一句,是讲舜、禹个人,受禅而“在位”,靠的是善功德行,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天”的核准。

虞夏尚矣,难以细节论,以下是平行的两条线,分别讲“汤武之王”和秦并天下的过程。

“汤武之王”不单是和周武的个人为王,同时也是商和周分别以诸侯国之一,寖假而成为天下之上国,成为天下的“为王之国”。

不妨比照修昔底德《史》讲的“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那是分别以雅典城、斯巴达城为首的城邦联盟,为首即为帝,雅典、斯巴达是“为帝之国”,故联盟称“帝国”。

在方国林立的世界,这样的格局很自然。

希腊世界和华夏世界的一个不同则是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没有商汤、周武这样的个人为王。

秦并天下,秦帝国却不能与雅典帝国比拟了,那是灭掉了所有的诸侯国,纯然是、全然是以一个人为帝的帝国。

汤武之王,各自经历过从他们的祖先契、后稷开始的“十余世”长期而连续的过程。

秦并天下,也经历过从襄公始封,中经“文、缪、献、孝”,至始皇始完成大业,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即使从孝公算起,也已“百有余载”。

过程都是缓慢,都是艰苦,不同在于,商、周之王是“以德”,秦并天下是“用力”。

然而史公又要强调不同中之同:“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史公区分周、秦为“两种大一统”,两种性质不同的大一统,不同而仍有一同:难,“若斯之难也”。

司马贞《索隐》解释“以德若彼”:“即契、后稷及、文公、穆公也”;解释“用力如此”:“谓汤、武及始皇”。

换言之,商、周、秦,祖先都是“以德”,而后来完成“一统”的,都是“用力”;前人积德作准备,后人用力搏成功。

但这是司马贞他自己的意思,用来解释司马迁的意思,是完全理解错了。

《六国年表》前言:“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域内山川,襄公却以诸侯行天子礼,太史公既说他“僭端见矣”,怎么还会许他“以德”呢?“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话是说得很重的。

襄公之僭,尚属端倪,“章于文、缪、献、孝”,历经后来诸公,就越来越彰明昭著了:“文公踰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这些难道不是“用力”,倒是“以德”吗?司马贞只顾索隐,连这么明白的话都视而不见! 也许因为汤武也动刀兵,汤放,武伐纣,司马贞故谓汤武为“用力”。

史公此处未言汤放桀,言武伐纣足可代表:“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一句三折,但语意很清楚。

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一折;伐纣如囊中取物,“犹以为未可”,二折,节制和慎重,明显德意;“其后乃放弑”,三折,以德帅力,“用力”只须轻轻一拨。

此而不谓“以德”,而谓“用力”,岂非“用力”求一统很容易?史公竟是在自相矛盾了? 上一段讲“受命之亟”,这一段讲“一统之难”。

“一统之难”是商、周、秦的情况,“受命亟”而能稳定下来,倒是“一统之易”了,这是汉家的情况。

周以德,秦用力,此乃周、秦之异;周一统难,秦一统也难,此则周、秦之同。

秦用力,汉也用力,这是秦、汉之同;秦一统难,汉一统则易,这是秦、汉之异。

同为用力,而一统有难易,原因何在?下面一段(也是最后一段)就回答这个问题。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

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

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用议,废封建,为郡县,自表用心是患“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为“求其宁息”,则说他“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究竟孰是,可先不论。

重要的是客观效果:天下的格局变了,样式变了;一旦兵革再起,开始新一轮的打天下,打天下的方式也随之而变了。

天下成了一只鼎,可以问鼎;一只鹿,可以逐鹿;后人谓始皇为郡县是“收天下于筐箧”。

原理上竟然是、已然是:鼎,人人问得,鹿,人人逐得,筐,人人有得;只要问到了鼎,逐到了鹿,据有了筐,就可以“王天下”。

“安在无土不王”,还说什么“无土不王”呢!“无土不王”一定是当时的,说的是,要得天下,须先自有土,至少是诸侯之一,以德固难,就是用力打,也得从本土出发,一块一块吃,无从躲难。

然而习成的语言要变了,变成可以“无土而王”了。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是说刘邦;其实“号令三嬗”的三个主都属一类:陈涉起陇亩,刘邦起闾巷,项氏虽楚将之后,史公为定位,仍是“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项羽本纪》),三王都是“无土而王”,刘邦最后王成功了。

知道变化的关键在哪里吗?关键在于:“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

”当初秦始皇禁封建,废诸侯,天下归一,恰恰是帮助了贤者,为他驱除了困难,所以贤者能一发愤就为天下雄。

这个“贤者”,当然是刘邦。

司马迁这里抓住了历史因果的重大关节点。

项羽曾经建议刘邦:“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项羽本纪》)项羽莽夫,一语道出实质:打天下成了夺鼎,这就和体育比赛夺锦标没有什么两样了,可以在两个人之间解决。

刘邦笑谢:“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比赛什么可以选择,是比赛则“是”定了。

然而比赛的平台却是秦始皇替他们打造的,这之前从未有过,你不能想象的战场上会出现这样的两个人和这样的一幕。

这一幕是创作,抑或纪实?是创作更能表明司马迁要用文学把他抓住的历史因果关节点牢牢坐实。

此等处,文学就显出力量了。

秦家数百年用力,那么困难、那么缓慢打下的天下,只因秦始皇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平台,“贤者”只要比赛胜利,就能据为己有。

这就是所谓“大圣”吗?“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而今故事有新编: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机,富翁暴毙,遗孀下嫁,司机暴富,乃喟然叹曰:“过去是我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为我打工乎?”亡者畴昔货殖,若斯之难,贤者今宵获禽,如是之易;事理竟是一样的。

按太史公的意思,当初竟是始皇帝在为高皇帝前驱打天下了。

这位司机哥,毋乃俗之所谓鸿运当头乎?非鸿运孰能接管老板娘而一夜致亿金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也谈到“天”,与论刘邦时的谈天恰可对照,相映成趣。

项羽的失败,史公不认为是天,非但不认为是天,还对项羽的怨天“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提出严厉的批评:“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是同一件事,从项羽的失败论,史公认为不由天,由于项羽自己犯错误,该自责;而从刘邦的胜利论,史公则归之于“天”,所以也就不由刘邦,无可自矜。

人的心理有一种普遍的表现:成功归因己,自矜功伐;失败归因他,怨天尤人。

但事之成败,自有其客观的事理,心态之矜躁或怨尤则往往遮蔽事理。

史公的论法,正是着眼于揭示汉家得天下的客观事理。

他先后揭示了两重因果关系:一重大因果,秦始皇改变了天下的格局和样式,于以“资贤者”;一重小因果,项羽犯错误,于以玉成刘邦。

在这两重因果之下,刘邦自己这方面的种种优点,诸如善纳谏,会用人(所谓“善将将”),以及善用计,善将兵,、虎贲之士堪用命等等,作为制胜因素也可以各得其所,但这些都是“第二义”的了;须知,项羽那方面也是有优点、有优势,甚至有极佳机会的啊。

司马迁的“谈天”,钱锺书先生概括为八个字:“不信天道,好言天命。

” (《管锥编》第一册第306页)钱先生给“天道”、“天命”的英文释义分别是divine justice和blind fate:“天道”意即“神圣的正义”,“天命”意即“盲目的命运”。

“天道”是道理,最高的道理,故曰“神圣的正义”;“天命”关乎事理,事理有玄奥不能明者,故曰“盲目的命运”。

上引司马迁“谈天”,论刘邦的胜利则谓“岂非天哉”,议项羽的怨天则谓“岂不谬哉”,其中亦有间接与道理、正义之类相关者,而其与事理、命运之类直接相关,则很明显,那么这是不是属于“好言天命”呢?说得更确切些,这是不是在谈“盲目的命运”呢? 道理和事理,道理说的是应当怎样,符合道理,才是正义;事理说的是事实上怎样,事理中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

事理不明,人常归之于天,说“天命”,说“天晓得”;道理不行,人亦抬升至天,说“天道”,说“天理”,所谓“天理不容”,其实往往是说者所持的道理不能容。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人称“奇迹”,称“奇迹”而止于赞叹、歌颂和炫耀,不去从事个中事理的探究,等于说“天晓得”,因为事理不明。

而有高明的经济学家出来,作了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解释,事理明了,“奇迹”也就消解了;“奇迹”也者,不过是一个事先的事实而已。

事先意想不到,事后可以解释,对于科学认识来说,“事先意想”(即推断)和“事后解释”,其逻辑与方法是一样的。

有了科学的解释之后,“奇迹”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说不过是文学,粉饰性的文学,与科学无关,与史公的文学更不可同年而语。

后人读史,于秦楚之际的“号令三嬗”,见怪不怪,无从起盲目天命的感叹。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不怪见怪,遂发现“自生民以来未始有”的“奇迹”而成立问题,进而探究事理,并且以明确的因果关系给出回答。

实事求是,是为科学。

即使以今日“历史科学”的标准视史公成立的这一问题及其解答,又安得有巨擘手能易其一字者乎?太史公成立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重要,深刻,理性,不能视为在文学化地谈什么“盲目的命运”。

事理既明,犹以“天”论,那是别有一番寓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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