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能让灭绝动物“起死回生”？
【千问解读】
斑鳖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龟鳖类动物，曾经遍布我国南方和越南广大地区，近百年来数量却急剧减少，濒临灭绝。
4月24日，越南有关部门确认，栖息于该国同莫湖中的一只雌性斑鳖因不明原因死亡。
而该斑鳖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幸存的三只斑鳖中的一只，也是唯一的一只雌鳖。
也许，斑鳖最终灭绝的命运已经难以逆转。
和斑鳖一样几乎灭绝或已经完全灭绝的物种还有很多。
既然没有“时光机”，何不研究“复活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日前宣布计划利用基因技术复活17世纪灭绝的鸟类——渡渡鸟。
渡渡鸟、袋狼、猛犸象甚至是恐龙，都是人们尝试复活的“常客”。
那么，复活灭绝动物需要哪些条件？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复活了灭绝动物，又该基于何种原则让其回归自然界？应该如何理解复活灭绝动物和保护濒危物种的关系？
复活灭绝动物：DNA保存难题待克服
“通常意义上的灭绝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功能性灭绝，第二个层次则是真正的灭绝。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徐讯对记者说。
功能性灭绝指某类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种群数量减少到无法维持繁衍的状态，即失去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但仍可能有部分个体暂时勉强生存。
华南虎目前就属于功能性灭绝，在野外难觅虎踪，仅在保护基地及动物园有少量华南虎存活。
真正的灭绝则是指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均已死亡，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例如，冰河时期的古生物猛犸象就属于真正的灭绝。
我们只能通过博物馆中的冰冷化石来追忆这些曾经遍布西伯利亚草原的巍巍巨兽。
“对于功能性灭绝的物种，我们需要先扩大人工繁育种群，然后通过科学的野化训练，逐步将圈养个体重新引入野外环境，最后使它们达到种群自我维持的状态，即进行所谓的放归。
”徐讯说。
1981年，朱鹮的种群数量仅有7只，属于典型的功能性灭绝物种。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截至2022年底，全球朱鹮数量已达9000余只。
可惜，朱鹮的“幸运”难以复制到斑鳖种群上，缺乏雌性个体的斑鳖基本不具备通过人工繁育等方法扩大种群的条件。
“对已真正灭绝的物种，在伦理许可的前提下，只能通过采用包括克隆在内的基因工程手段进行复活。
”徐讯表示。
首先要获取灭绝物种的遗传物质或基因组信息；其次，要把遗传物质或根据序列信息体外合成的基因组，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整合到现存近缘物种的卵母细胞中，使其可以进行正常的有丝分裂和遗传信息的表达；最后要找到合适的代孕母体，将卵母细胞导入母体内进行发育。
有关专家认为，由于目前对古DNA的测序不能做到完整恢复遗传信息，复活出的动物的大部分DNA可能来自灭绝物种，但少部分DNA来自当代物种，因此，对灭绝动物的复活只能是部分复活，也就是复活出一个杂交物种。
徐讯介绍，2016年，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曾参与一个国际项目，通过对一块带有皮毛的冻存猛犸象肌肉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帮助国际合作者进行猛犸象的基因鉴定。
国际合作者在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猛犸象细胞培养。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科学家试图通过把猛犸象的基因组片段编辑合成后加入亚洲象基因组，以达到在亚洲象的基础上恢复猛犸象特征的目的。
但目前这些尝试均尚未取得明显突破。
有关研究曾指出，在不同的保存条件下，DNA的半衰期有所不同，在温度较高等不利条件下，DNA的半衰期最短不过30年，在低温等有利条件下，最长也不超过16万年。
较短的半衰期，让通过DNA测序完全复原灭绝动物变得极为困难。
因为大多数完全灭绝动物灭绝较久，即使灭绝时间有限的猛犸象、渡渡鸟等物种，其遗骸也并非全部保存在适宜的条件下，可能早已降解殆尽或质量极差。
即使有少部分遗骸妥善保存，其数量也往往不足以支撑复活研究。
“或许人类离真正在技术上复活猛犸象等灭绝物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徐讯表示，“但科研工作者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不仅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潜在应用场景。
”
进行科学评估：解答复活动物放归之问
尽管复活灭绝动物困难重重，但我们仍不免畅想，假如灭绝动物真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重回地球，我们又该如何处置这些复活后的灭绝动物呢？是应该将之放归大自然，抑或将其关在人造的囚笼中？
“当我们谈到灭绝动物是否应该放归大自然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两个具体问题。
”徐讯介绍，“其一，这个物种能不能适应当下环境，也就是我们能否放归；其二，这个物种会不会破坏现有的生态环境或生态平衡，也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放归。
”
要想把复活后的灭绝动物放归大自然，首先需要考虑目前的自然界是否满足其生存所需的必要条件。
对于那些灭绝时间较久的物种来说，现在地球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自然界可能不再能满足该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该物种是否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
“因为技术限制，科学家在复活一个灭绝动物的时候，很难完全保留其所有本该有的遗传特征，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特征的丢失或替换。
”徐讯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复活后的灭绝动物是否还能保有灭绝前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是一个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
即便一个复活后的灭绝动物完全具备对现有环境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以破坏现有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为代价将其放归仍是不可取的。
“在一些物种灭绝之后，当下的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了新的平衡。
如果不加考虑地重新放归复活后的灭绝动物，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需要付出更大的生态代价才能形成新的平衡。
”徐讯说。
此外，基因污染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复活的物种与现有物种进行杂交，可能会造成现有物种种群基因的污染。
”徐讯表示，“这种污染可能造成远交衰退，进而严重破坏现有物种种群，甚至导致现有物种的灭绝。
”
徐讯进一步指出，灭绝动物放归之问并非简单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如果复活一个物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或用于展示，那么复活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保护现有物种：避免更多灭绝惨剧发生
复活灭绝动物和保护尚未灭绝的濒危物种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二者应并重而不可偏废。
“保护濒危物种是为了预防物种灭绝，而复活灭绝动物不仅可以助力濒危物种的保护和保育，也可以助力提高生物多样性。
”徐讯说。
有关专家认为，研究复活技术能帮助扩展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水平。
例如，美国某公司通过复活濒危物种黑足鼬，为丰富其基因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灭绝物种复活研究的第一步，往往是对这个物种灭绝前遗传状态的充分理解。
“研究灭绝物种在灭绝前的遗传状态，以及该物种从繁荣到灭绝的整个过程中遗传状态的变化规律，会对濒危物种濒危机制的研究提供最直接的参考。
”徐讯说，“如果仅研究现有物种，很难得到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的信息。
”
徐讯表示，从保护基因组学的角度出发，评估分析濒危物种近交和远交的程度、遗传多样性的高低、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有害突变的积累和清除等要素，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其濒危状态、认识其濒危程度，能为保育濒危物种提供科学指导，为诸多问题提供参考。
千姿百态的各类物种，既是美丽地球的瑰宝，更是人类走向未来的无尽财富。
“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更多现有濒危物种灭绝的经验，来告诉我们怎么保护尚未灭绝的濒危物种。
”徐讯坦言。
（李诏宇）
【责任编辑:张樵苏 】
解析清代帝王奢华生活，过生日打造的“寿碗”长什么样？
清代“万寿节”与“朝岁”、“祭天”的节日一样重要，“万寿节”可谓气氛庄严、万民同庆的日子，统治者刻意凸显其崇高意义。
清帝寿十年一大庆，每年一小庆，里程碑式的六十、八十大寿，则刻意隆庆。
万寿节当日,皇帝御殿接受王公百官的朝贺及贡献的礼物。
京城处处歌舞升平，主要街道用彩画、布匹等包装得绚丽多姿。
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款五彩盘(前) 清代诸多帝后之中，高寿者，但得享万寿盛典的只有康熙帝、崇庆皇、帝、帝和皇太后五人。
套用白云老太太的一句话，清代的万寿盛典，那可是“锣鼓喧天 ”，这一“普天同庆”的盛典留下了诸多文物，这些今天都是身价不菲的宝贝，见证当年清帝后奢华的生活。
清代首开“万寿节”寿庆的是，在他六十大寿期间，自四九城的畅春园到西直门，经新街口、西安门通中南海，与紫禁城的庆仪连接，一路彩坊接连不断，连缀着彩墙、彩廊、演剧采台、歌台、灯坊、灯楼、灯廊、龙棚、灯棚无数，路径的寺观，大设庆典。
将“万寿节”发扬光大的是，乾隆，尤喜矜夸自己是“”，作寿尤其喜欢讲排场。
他的“万寿节”是全国各地官员都头疼的日子，因为不知道怎样糜费，才能让皇帝老儿满意。
乾隆到了晚年后，只管自己高兴，不顾百姓死活的。
什么东西都贪多，宫里督造、各地进献的宝贝越多越好。
以乾隆三十五年为例，过60大寿的乾隆，臣子进献60柄金累丝玉如意，他还在北海建楼供无量寿佛万尊，故名万佛楼。
到他八十整寿，更是铺排浪费，把全国都折腾得够呛。
因此，乾隆留下的作寿器皿是最多的。
寿字与牡丹花呼应，有长寿富贵之意，此盘是饽饽宴上摆点心用 到了乾隆的儿子，情况又不一样。
嘉庆是个生性节俭的皇帝，他的四十、五十、六十整寿都没有怎么大肆庆祝。
他是个体恤百姓的好皇帝，只是运气不怎么好。
他的父亲乾隆在位时间太长，太能折腾，几乎败光了大清国运，他接手后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
嘉庆作为太子的“待机”时间太长了，虽然他很努力，也无法挽回大清的颓势。
他留下的做寿器皿不多。
嘉庆御用款碧玉长寿字扁形执壶 到了、等大清末世皇帝，国家一再割地赔款，但是皇帝对自己的生日还是不马虎。
做寿用的器具，越制造越漂亮，比前代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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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帝王处理政务时,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满语还是汉语?
这时就会高喊“皇上驾到”，随后皇帝便开始和大臣们谈论军国大事，然而其实据史料记载，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形还是相当少见的。
几乎每个月才会出现这样的一次，据资料揭露，皇帝在处理军国政务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召见的方式，而官员一般要等皇帝吃过饭之后才能汇报政务。
那么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清朝皇帝处理政务时，到底是说满语还是汉语呢?毕竟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主政，其实这主要是要分情况讨论的，如果是大型的朝会，皇帝基本上都说的是满语。
不过在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语也说的越来越好，其实也在说汉语，不过按照严格规定，早朝还是应当说满语。
但如果是皇帝召见大臣，就没有那么严谨了，一般来说，如果是满族大臣，那么皇帝就会说满语，面对汉臣，自然也是这样。
当然之所以还是要以满语为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保密，大家要知道，清朝早期的一些绝密文件基本上都是用满文记载的，为了讨好满洲贵族。
许多汉人大臣也开始学习满语，据史料记载，张英和张廷玉父子两人，就因为精通满语，深受皇帝的器重。
其中张英更是在满语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当然清朝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也大力鼓励满族大臣积极学习汉语。
而且除此之外，皇子们学习也十分辛苦，并非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么舒服，他们必须精通满语、汉语和蒙古语，不仅要会写，还要会说。
特别是从开始，乾隆帝十分喜欢汉语，并且留下了众多的诗篇，还号称是文治武功的。
这其中还出现了一个语言奇才，他一生精通10门语言，当他的兄弟还在为学习汉语发愁的时候，他就已经精通了满语和汉语，以及蒙古语，除此之外，他还在积极学习俄语和意大利语。
而且更为厉害的是，他还创造了用拉丁文写满文的方法，并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惯用的一种方式，此人便是九阿哥。
当然大家要知道的是，满族贵族要长期统治中原，并且主宰数以万众的汉人，必须要学习汉语，因此满族也开始慢慢减弱，一般只有在满族贵族交流中才会实现。
而且清末时期，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做了一件事，大力推广普通话，并且最终决定用官音来代替各地的方言，大大加速了各地和各民族的交往。
从此之后，大清王朝的国家通用语言也变成了汉语，自然无论是帝，还是宣统帝，均使用汉语交流。
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中，历史不断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规律，周边的游牧部落灭亡中原王朝之后，为了更好的实施统治，在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不断被汉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无论是蒙古人建立的，还是满族建立的清朝，皆是如此，可想而知汉文化的强大。
除此之外，虽然精通汉文，一生写下了数万首诗词，但却无一个流传后世，虽然颇有文采，但还是略显不足。
而更为关键的是，晚年他贪图享乐，导致朝政腐败严重，而且大力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最终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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