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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

“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的《拟答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而《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

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造出的成语。

此后，文人诸如、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的文学想象与虚构。

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

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

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

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

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

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

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司马迁受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增益其所不能。

”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

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

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

然而吴王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

《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

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

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

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

《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淮》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

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且句践忍辱负重后终得善果，称霸至终，后世子孙受福荫若干年。

而夫差凭借其父阖庐所积淀的恢宏国力就轻而易举地使越国臣服，此后便滋生了种种狂妄情绪。

又与越国荒成不盟，越不为败而吴不为胜。

因而，夫差虽得复父仇，然终究是不彻底的复仇，乃至身死国亡。

司马迁在寻求心理认同感的同时，所选择的颂扬对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隐忍复仇，却在得到一点成就后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践般始终如一、不灭吴国誓死不休的隐忍发奋、谦恭用贤之君。

(四)，夫差复仇是被动的复父之仇，而句践复仇是主动的复己之仇。

《史记》一改《左传·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的说法，转而改为阖庐临死前对夫差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的记载。

从自觉主动地承担复仇事业到被动接受父亲临终所托，性质发生了改变。

且《史记》中对夫差复仇前的准备几乎没有描写，只是简单的一句“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

”而句践却是主动地复己之仇、复越国之仇。

司马迁对句践复仇的记叙也相当详细，情节完整，篇幅宏大。

司马迁对夫差复仇性质的变动，以及对复仇前准备工作的描写，也就间接表明了司马迁对夫差与句践的不同态度。

(五)，夫差的复仇属于非正义性的复仇，而句践甚至伍子胃的复仇属于正义复仇。

夫差之父阖庐于对越发起进攻的携李之战中伤亡，战争本身具有侵略性质。

但句践兵败于夫椒之战中夫差的寻仇，且自身受辱于吴国，入吴三年能够忍辱负重;伍子胥父兄受谗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颠沛流离，从而更加强化了其复仇的意志。

显然句践与伍子胃的复仇是涉及自身的正义性的复仇，而夫差的复仇是非正义的。

故而司马迁对句践以及伍子胃持褒扬之态。

因此，就算《史记》中夫差与句践同有复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点原因而出现褒贬不同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对于正义隐忍复仇、谦恭谨慎而终于称霸的句践报以极高的颂扬。

也正因此，司马迁对句践故事的记述对丰富句践的故事、深化句践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从未有人记载句践所谓的“卧薪尝胆”，而司马迁之后，却有创作者不断丰富着句践“尝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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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定，从古至今，大家基本上都能够遵守。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能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呢? 再说了，来使的存在，有可能把己方的军情刺探去，这对己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冒着军情泄露的威胁，把来使放走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继承战争文化。

中国古代的战争文化，是从西周开始成型的。

从西周开始，对发动战争就有非常特别的讲究。

周武王之所以要讨伐帝辛，就是因为周武王认为帝辛“失道”。

因为“失道”，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联合周边的诸侯部落，共同来讨伐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商王。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人伦礼仪秩序，也就是“周礼”。

周礼不仅仅规定了生活的各种规范，也规定了战争规范。

有人可能不理解，战争本来是非理性的，残酷的，反人性的，为什么还要给战争规定规范呢?其实，准确地说，那时候所谓的战争，指的是诸侯之间的争执。

毕竟诸侯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在周王的统一领导下，并非是生死不容的敌人。

因此，用规则来处理争执，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除了周礼里对战争有明确的规定外，古人留下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战争规则的痕迹。

比如《》中，就有几个细节体现出来了。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古代作战，需要专门选择作战地点。

比如“齐人三鼓”，齐人敲了三次鼓，但是因为鲁人不动，齐人也不好进攻。

显然，这就是一种规矩。

包括曹刿问鲁庄公靠什么来打仗，鲁庄公讲的那些理由，其实也是一种规矩。

还有，在和作战的时候，一定要等楚国渡过河，摆好阵，再和他们打。

后人不理解，觉得宋襄公迂腐。

其实，宋襄公这不过是遵守那时候战争礼仪的表现。

这种战争礼仪中，就包含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二、表现精神气概。

虽说西周的时候，形成了一整套打仗的礼仪。

但是从春秋末期开始，这种战争礼仪就被破坏了。

战争诡道大行其道，讲究谋略，讲究以战胜对方为直接目的，不管礼仪，不管理由。

而且这种战争方式被人，被人欣赏羡慕。

对按照这种方式打仗的，被称为谋圣、、兵神、兵仙等等。

本来，在这种礼仪丧失的同时，“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也应该丧失掉的。

但是，古代打仗又讲究一个精气神，讲究一个英雄气概。

如果杀掉来使，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种胆怯。

而在战场上，没有勇猛无畏，军队就丢了魂，就没办法再打仗了。

当然了，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也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斩了来使并不是露怯，反而是一种显示精神气概的表现。

比如蒙古人在攻打钓鱼城的时候，就曾让使者去钓鱼城送信，让宋军投降。

但是宋军斩了来使，并把来使的首级挂在城头，表示坚决不投降的决心。

还有，的商队在花剌子模被抢劫后，成吉思汗派使者去花剌子模交涉，但花剌子模人却割掉来使的耳朵，把他放回去，以示侮辱。

所以说，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

三、来使手无寸铁。

来使的作用，是为了送信。

本身不具有攻击性，也没有带武器。

杀掉没有攻击性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

就像在战场上杀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样。

四、用作疑兵之计。

本来，来使的到来，有可能刺探军情。

但是在战场上，经常做的是斗智斗勇。

有智慧的人，常常会将计就计。

就是故意向来使释放出一些亦真亦假的信息，让来使上当。

从而达到麻痹敌人的目的。

比如《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就是充分发挥来使的作用的一个有名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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