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挤高考独木桥的留学生，他们的应试压力会小很多吗？

　　来源：奴隶社会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748 篇文章

本文整理自一诺和马颖毅的对谈《看见多元世界，重塑人生选择》，整理人：煤炭愚蠢。

文中插图来自pixabay。

　　一诺：通常，我们都会从比较实用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在国外的职场发展或留学的话题，这么想无可厚非。

毕竟，怎么能在海外顺利毕业并找到工作留下来对于海外的朋友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若还能升职加薪，当然再好不过。

　　但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上看这个问题，能得到的洞见就非常有限了。

　　中国人的叙事逻辑往往与自身强相关，比如，我们很强调自身的努力和家庭出身， 但社会学自有一套架构体系，每一个人都是处在更大的时代的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当我们对自身的处境没有一个全面认识的时候，难免会对困难的本质产生误判和误读，很多看上去合理的决定，可能却最终导致了更有限制性的后果。

　　若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进行观察，我们会看到，社会变革、中美关系与个人的选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到美国，它不仅仅是世界几大经济体之一，更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核心构建者，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也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哪怕你一辈子都不去美国，不说英语，了解美国都是很重要的。

　　今天，难得请到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生项目负责人、社会学学者马颖毅，带领我们分析一下，在新的机遇面前，我们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颖毅，在你与留学生接触的研究过程中，有什么让你感到有意思和出乎意料的地方吗？

　　马颖毅 ：我出国留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拿着全额奖学金去国外读理工科的。

而现在的很多留学生都是自费出国，学的是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在专业上的选择也更广泛、更自由。

我很好奇，这一代留学生的学习经历、社交经历，以及在国内时的学术背景和社会阶层与我们那时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做研究的初心吧。

　　我想除了极个别的保送生以外，基本上经历过国内高考的人估计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血泪史”，甚至很多人做噩梦的素材都是高考。

所以我很好奇，那些不用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打算赴美读书的学生们，他们的应试压力会不会相对小一些？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这部分学生中的很多人同时也要参加高考，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些不加高考的人（占我的研究样本中的40% ），则要准备各种各样的出国考试，为了取得满意的分数，可能每一科都考若干次。

　　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外教在某公立中学的国际部教写作课，他对于学生们放着这么重要的一门课不上，反而纷纷到上海去上 ACT 培训班表示既愤怒又不解。

而学生们则说，他们当然也知道写作很重要，ACT 成绩只是决定是否能被录取的其中一个因素，但这恰恰是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因素，难道不应该做到极致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都说美国的教育是素质教育、但为了逃离应试教育而拼命磨炼应试本领，乍一看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转念一想，中国留学生身上的雄心勃勃也好，忧心忡忡也罢，不都是中国教育体制这口高压锅对他们的影响吗？

　　剧场效应下，如何扬长避短？

　　一诺：很多人会问，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周围的朋友的托福成绩都卷到 120 分了，我不去考高分，还怎么办？

　　马颖毅：这里要说明一下，社会学主要是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我认为对于个人来说，确实很难逃离所谓的剧场效应。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中国家长，都应该稍微有一些质疑精神：是不是别人都这么做，我就也一定要这么做？怎样才能够突出我自己的特征呢？美国高校的招生官要浏览几千份、几万份材料，遴选标准之一就是要从中挑选有个性的人。

　　如果周围人人托福都能考 110 分，而你的成绩是 105 分，那就只能在文书写作、活动参与等方面体现出你的一些个性。

其实每个人与生俱来各有优缺点，每当学生过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一句相同的话——“扬长避短”。

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用一个标准，这一点恰恰很难做到的。

　　一诺：是的，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来自我一位朋友的案例，他的儿子考上了斯坦福，其中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这个孩子特别喜欢学法语，也很想去法国玩，可是他家里的条件负担不了比较长的行程，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

于是，他给一个法国农民发去了一封法语 email，表示愿意给对方当一个月的免费劳力，来换取对方一个月包吃包住的待遇。

结果对方不但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让他在这一个月里学会了很多东西，后来在报考大学时，这个农民还给他写了一封很重要的推荐信。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方法太不靠谱，太剑走偏锋了，不足取。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此路不通，就走另外一条类似的路，总之是要奔着同一个目的而去。

但我觉得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是，他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虽然路径奇奇怪怪，但整个申请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他本人肯定也很优秀，但这一切首先要基于他的兴趣。

　　中国也有这样的案例，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去乡村支教的经历，但我曾见到一个学生，他就对自己支教的村子特别有感情，在参加的项目结束以后，仍然连续 5 年去那里支教。

其实他在支教期间并没有做什么很特殊的事，那个小村子也没什么名气，但有了这样的经历，他的讲述就是更加真实，更加与众不同。

所以说，对于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不在于得有多少资源才能争取到。

　　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都在明目张胆地说，我们就是要培养能改变世界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身上更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呢？基本的条件当然要有，但若还有一些独特之处，无论是面对学校也好、职场也好，都是有优势的。

　　不过既然颖毅一直在接触学生，我这里倒有一个问题：美国学生也要考 ACT , 也很辛苦也很卷，还有一本书名为《优秀的绵羊》，专门反思美国的精英教育，对此你怎么说？

　　要竞争， 更要尊严

　　马颖毅：美国的确是有这种现象，但是跟中国的内卷程度相比差距太大了。

　　首先，美国主流的公共议题当中有很多对于这种所谓的优绩主义的质疑，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特流行说某人“好优秀”，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英文单词meritocracy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说的“优绩主义”。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本书，一本名为《精英陷阱》，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另一本名为《精英的傲慢》。

这两本书指出，优绩主义伤害的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对精英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因为优绩主义的宗旨就是让人相信，必须得通过异常艰苦努力的奋斗才能够配得上优渥的生活，但这么做最终的代价就是没有生活，overworking，创造出一种卷到极致的工作场域文化。

　　当然，在很多社会学家特别是女性主义者的坚持批判与反思下，职业、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渐渐深入人心。

但应该意识到，美国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精英也会批判精英，正是社会上的自我反思、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才会带来政策和大众文化的改变。

我觉得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精英的批判，所以美国虽卷但在局部，且社会上多有反思和审视；而中国则是虽然大家都卷得疲惫不堪，但又不得不参与其中。

　　一诺 :你讲得非常对，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成功放在人们的尊严之上，“看看人家***，你为什么做不到？”这样的言论在美国一定会受到指责的。

正如上野千鹤子老师所说的：我希望的一个社会是弱者也有尊严的社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留学生们的忧心忡忡或雄心勃勃的状态，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下阶段的生活？

　　再说我们的学习：从被动到主动

　　马颖毅：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不同的国家教育和就业需要的素质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第十名现象”？这是指以前上学时在班级上考第一、第二名学生在职场上的成就往往不如当初考第十名的人，到了美国，这种分化就更大了。

在中国的“B student”到美国或许成为了“A student”；而国内的好学生到了美国可能学得非常挣扎。

　　美国大学里文科专业一个学期一篇的大论文往往让很多学生抓狂，因为中国的考试虽难，但它同时也带来一种结构感，让学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为什么到了美国，很多曾经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最后都毕不了业？拖延症这种病可能大家都得过，其实拖延症的病因不是懒，而是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跨过一道门槛，就是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

以前在国内接受应试教育时，目标和任务都是外界给予的；到了美国读书以后，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定目标，提要求。

很多中国学生到了申请研究生的阶段还是特别看重成绩，但在我看来，这时候应该更主动地去承担一些项目，或者在社团里面承担一些领导的职务，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在以后的职场上面获得更多的经验、人脉与直观的感受，这就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第二，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认知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是需要所谓的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很多人把这一部分简化为情商，其实这样的表达是不全面的。

情商让我们具备执行力，能够情绪稳，但是其实非认知能力还包括坚韧度、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以及推动事情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职业发展可能比学习对我们的要求更高。

　　一诺：我来回应一下颖毅说的 Cognitive 和 Non-cognitive。

在我们的工作坊中，会有讲述美国历史的部分，这应该是 Cognitive 的部分。

其实我作为一个理科生也是比较晚才开始反思这些东西。

《独立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彼时正值中国的清朝乾隆年间， 他们在那时就把“追求幸福”这样的“鸡汤话”放在这么重要的宣言开端，说明了什么？

　　再来说说 Non-cognitive 方面，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身上特别缺乏一种自信：我能够笃定而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我的观点跟别人的并不一样，也能够做到不吵架。

　　中国人经常陷入两极化的状态，要么“你说的都对”，要么一言不合就开骂，其实这两种行为都非常幼稚，怎么能在职场中理性地面对不同观点，并进行建设性地有效讨论？这不单单是沟通的问题，如果没有底层的建设，其实很难做到。

　　另外，在我们的文化中隐含的叙事方式是不要合作的黑暗丛林风。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竞争者的关系， 鼓励大家单打独斗。

但实际上，我们日后在社会上，自己面对这样的环境，也会觉得很难受。

　　马颖毅 ：自信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与东亚文化中不鼓励表达的传统有关，但中国的留学生对课堂讨论的参与度都很低，他们也知道这点很重要，但是又参与不了，为此深感焦虑。

很多人都觉得问题的关键在语言，但语言显然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也是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学生没有养成主动表达自己观点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不断地自我批判，同时又对别人的观点很苛刻，没有办法享受沟通的愉悦。

　　那么应该怎么去破这个局呢？长期应试教育形成的氛围的确很难打破，我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才得到参加校园辩论会的机会。

但我很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鼓励我挑战他，他也乐意接受各种质询，我们家的饭桌经常变成大型辩论场。

 所以说，如果说学校教育有欠缺，那家庭教育就显得更重要了。

　　直播预告：

　　今天中午1点，德国耶拿大学外语教育硕士、高端留学申请导师陆明譞校长，将与华章校长一起聊聊：那些被筛掉的孩子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路的。

　　直播简介：

　　1. 出国留学能解决学习困难吗？

　　2. 不同个性的孩子如何选择学校？

　　3. 申请学校也很卷，家庭如何支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