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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这是《三字经》里面的一句话，说的就是北宋文学家。

苏洵是之一，他的儿子和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苏洵、苏轼、苏辙被当时人称为“三苏”，这个称号是对当时他们三父子的文学成就的赞扬。

不过与自己的儿子苏轼和苏辙相比，苏洵算是的人，他进第的时间与自己的儿子们。

正如本文最开始提到的，苏洵是到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才开始发奋读书的。

古代读书人，一般从稚童开始就接受教育，乡学、族学、私塾一类的存在多的是。

寒窗苦读，要将圣人经典倒背如流，并且能理解透彻，才有可能科举顺遂。

之乎者也，花的时间绝对不少，所以要从小开始学习。

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怎么看都是一件异事，这是为什么呢? 从苏洵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年少之时就对读书不感兴趣，反而向往四处游历浪荡的游侠生活，诸如、等人，皆是他向往的对象。

而当时苏洵的父亲苏序尚在人世，苏洵根本不用担心养家糊口的责任，这让他有时间有精力也有钱财四处游历。

值得一提的是，苏洵的父亲苏序对于苏洵不读书反而外出游历之事并不阻止。

后来年长之后，苏洵进入学校学习，又仗着自己的聪明，认为自己始终高人一等，读书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于是更加不专心学习了。

后来直到苏洵第一次参加乡试，惨淡落榜，当初他看不上的人却榜上有名之时，苏洵才犹如当头棒喝。

他回到家中翻开曾经自己所作的文章，觉得自己以往所学好似没有学，于是将这些文章全部焚毁，励志读书。

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苏洵二十五岁的时候，与史彦辅和陈公美两人游历，先到了峨眉，随后又前往岷山，欣赏岷山的壮美。

这么，便是半年过去。

饱览秀丽景致后，苏洵回家休息，这才发现自己的妻子程夫人面带忧虑。

但是具体忧虑什么，程夫人却没有说。

苏洵从程夫人对自己两个儿子严格的教育上，大致猜到了程夫人希望自己能“踏入正途”。

不过这个时候的苏洵虽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是并么有下定决心。

后来没多久，苏洵的母亲去世，他们回家奔丧，遇见了同样从外地回家的哥哥。

两兄弟就自己的经历聊了起来，聊的兴起之时，苏洵的哥哥问了句：“三弟，既然你，你游历了那么多的，能不能写点文章，让我看看这纸上山川如何雄秀奇美啊?” 苏洵一下子愣在当场，虽然他看了那么多的锦绣河山，却不能将这些东西用文字表述出来。

想写却写不出来，苏洵急得满头大汗。

这次经历和哥哥的劝导，让本就有些动摇的苏洵，终于下定决心潜心读书。

他为自己列下了长长的书单，把《》、《汉书》、还有更早的《左传》、《国语》、《战国策》都罗列到床前案头。

随着读书时间的延长，苏洵渐渐被书本中丰富的知识吸引，越加沉浸其中，以至于到了后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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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从没被冷落过，却也从没被正确解读过——他是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说家。

“现在俄罗斯适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样的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一次次功利性地开发，让我们一次次与小说之美擦肩而过。

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了“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

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

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

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伐俄之事。

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 1906年，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说》，由6个文学价值不高的短篇组成，出版理由是“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而“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

当时西学东渐正在潮头，国人不明取舍，拣选只看名头，托尔斯泰因此被夹带而来，赫然成了蒙家。

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王国维的《托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天贶的《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均脱离具体文本，抽象地去谈托尔斯泰的“思想”。

中国第一次“托尔斯泰热”在“五四”前后，此时他长篇小说还没译成中文，除了“思想”，人们无从下嘴。

那一代文人更喜欢匕首与投枪，既然靠短篇小说与杂文也能赢得知名度，也能兑现出现实利益，那么，谁还肯去操练高风险的鸿篇巨制? 短，则空间狭窄，只有把问题简单化，变成黑与白、正与邪的二元对立，才有审美快感。

于是，陈独秀赞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称其为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鲁迅则说“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

就这样，托尔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马甲。

百余年来，国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读了只言片语，便将胸中块垒寄托于兹，貌似在学习，其实在撒娇，无非是给自己被压抑的理想找个权威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托尔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再度被国人热炒，而此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革命家们失望地发现，它们远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性”，而列宁曾批评托尔斯泰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此时已被中国作家们知晓，所以冯乃超怒斥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茅盾、周立波、鲁迅等也开始“客观”地看问题，一面承认托尔斯泰的“写作才华”，一面又批评其“不抵抗主义”。

可什么是“写作才华”?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小说能人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分别修炼完成。

而这“技术”又可以被无限拆分成结构、描写、造句、组词…… 无限拆分的结果，就是杀死小说，这种所谓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着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号，作家们成了故事工人，其创造力被合法阉割。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说家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一个思想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会走向不朽? 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出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除了行内人自己觉得很形象外，普通读者只能一头雾水。

总之，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原本就存在着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得最接近它，谁就不朽。

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模板就是：语言高度民间化，出场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线索推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话与叙述穿插，主题与时代结合…… 可现实是，树立了绝对完美的标杆，创新空间就会被压抑。

中国小说家们确实写出了一大堆伪托尔斯泰，却谁也没能不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句“中国的托尔斯泰”的阿谀，连见多识广的杨沫也会把持不住。

托尔斯泰是不朽的后门，人人都想从这里挤进去。

上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

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读者才突然发现，托尔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内省，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

当“我”终于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当双眼自缝隙中望见自由，托尔斯泰的写作犹如灯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

我是人，我应该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我应该配得上曾经的那些苦难。

对于生命，托尔斯泰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选择了投降。

他写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吗?那就去追求幸福呗，为何追问永恒?他为此感到释然，甚至欢快，但他终于会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剂。

也许，只有放在人类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托尔斯泰的价值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才会明白他所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

老托被热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说家的命运不完全由实力决定，只要写作，就会被误读，关键看误读后的东西，是否凑巧触到了时代的痛点。

从不思考永恒的人，对永恒总有过分期待。

麻烦的是，他们渴望不朽，却又要抄近路。

这些年，不少中国作家也开始写长篇累牍的“内省”之作，也试图用一个宏大的架构来包裹其干瘪的人生经验。

不打技术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伪托尔斯泰这项真正的跨世纪工程，看来，托尔斯泰早晚被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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