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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罗毗荼国时代是北印度文化向泰米尔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

然而在印度混乱的历史中，帕拉瓦王朝的统治阶层，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南印度土著政权还是存疑的。

毕竟自起，印度雅利安人的政权势力就已经触及到了泰米尔地区的东北部。

帕拉瓦王朝的强大，很可能是因为上层带入的北方基因。

真正能够确定属于达罗毗荼系的，是分布在今天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的三个国家：朱罗、潘地亚、哲罗。

其中朱罗的核心区在泰米尔纳德邦中东部的“高韦里河”下游;潘地亚的崛起地在该邦东南部的“韦盖河”河谷。

哲罗的控制核心，则是位于德干高原西南沿海平原带的喀拉拉邦。

上述三个因地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王国，早在孔雀王朝入侵德干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

语言归属是印度划分行政区域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喀拉拉邦的官方语言“马拉雅拉姆语”，也是古泰米尔语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时分化出来)。

促使喀拉拉邦或者说“哲罗”与朱罗、潘地亚(泰米尔纳德邦)分化的原因，在于地理的分割。

整个德干高原边缘，是被两条整体呈V字型的高大山脉围就，包括西侧的“西高止山脉”和东则的“东高止山脉”。

其中更具连续性的西高止山脉一直延伸到了印度半岛的南部顶点，这一地理特点，使得喀拉拉邦所处的沿海平原，与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割。

另外，古泰米尔地区能够长期抵御住北方入侵，除了优良的农业条件以外，海洋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方位上看，泰米尔纳德邦的河流皆从东南方向的孟加拉湾入海，孟加拉湾另一侧的东南亚是其主要贸易方向;喀拉拉邦则正好相反，面临阿拉伯海的这条狭长沿海平原带，除了是整个印度降水最多的地理单元以外，也是阿拉伯乃至非洲方向登陆印度的首选之地。

这条位于西高止山脉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北部目前为卡纳塔克邦境内)，又被贸易者称为“马拉巴尔海岸”(马拉巴尔为山海之间的意思)。

在后面解读葡萄牙人的登陆时，马拉巴尔海岸将成为我们的重点。

贸易方向的不同，显然也是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形成差异化地缘特质的重要原因。

长期面向“西方”的贸易特点，对喀拉拉邦人口的宗教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

今天在喀拉拉邦的信仰分布中，大约占6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占两成。

在很多地区，这样的比例足以成为动乱的根源。

然而在喀拉拉邦，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

三大宗教强势共存的客观事实，反而促使该邦民众在印度独立后，多次选择无神论者(共产党)执政。

以至于今天的喀拉拉邦，成为了整个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文明的地区)。

上述在印度半岛的最南端，经历了上千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博弈。

尽管哲罗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贸易和独立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从争霸南印度的角度来看，还是潘地那和朱罗所在的泰米尔纳德地区更有潜力些。

公元9世纪末，随着曾经控制泰米尔、泰卢固地区的“达罗毗荼国”(帕拉瓦王朝)走向衰弱，泰米尔三古国中与之最近的朱罗也抓住了机会复国，并成功颠覆领地大大缩小的帕拉瓦王朝，南印度也由此迎来的朱罗时代。

遮娄其人对安得拉邦地区的入侵，是帕拉瓦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在攻灭帕瓦王朝的过程中，决定实施本土化策略的东遮娄其王朝，与复兴当中的朱罗结成了盟友。

后者也依靠这层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成功的臣服了潘地亚、哲罗等竞争者。

问题在于，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统一整个泰米尔地区的朱罗王朝，如果想进一步向北部，尤其是泰卢固地区扩张的话，终究还是要面临的东遮娄其王朝一战的境地。

不过，事情最终以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

公元11世纪后期，两个南印度王朝通过联姻，分别代表泰米尔和泰卢固地区完成了正式合并。

新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遮娄其-朱罗王朝”。

当然，这次合并其实就是朱罗王朝对东遮娄其王朝的吞并。

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得益于朱罗王朝对泰米尔地区的整合以外，更因为朱罗王朝在公元11世纪时，在海外的强势扩张。

这使之有机会成为南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冠以“帝国”称号的国家。

不过相比15世纪时，下西洋以及葡萄牙开的海外殖民事业，朱罗王朝代表南亚次大陆，在东南亚进行的海上征服事件，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先来回顾下东南亚的地缘特点。

整个东南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大陆相连的“中南半岛”;另一部分则是主要包含大、小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的“南洋群岛”部分。

后者又被西方殖民者称之为“东印度群岛”;前者则因为被认定为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大陆，而被西方称之为 “印度-支那”或“中印半岛”。

基于地理环境上的区别，今天生活在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的族群，在属性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以语言来划分的话，南洋群岛(包括马来半岛南部)属于“南岛语系”民族覆盖区，中南半岛上的民族情况则要复杂些，有属于“南亚语系”的，如柬埔寨的高棉族、越南的;有属于壮侗语系的，如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也有属于汉藏语系的，缅甸的缅族。

中国和印度，是整个东南亚民族的来源地。

从时间关系上来看，南岛语系民族迁入东南亚的时间最早，在受到后来民族挤压后，向南渡过马六甲海峡，并一步步向整个南洋群岛扩散。

这其中各民族的来源地究竟是哪里，又是个争论不休的事情。

好在这些太过久远的血统问题，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相同的种族背景，也不会为这些民族的融合制造障碍(如印度那样)。

我们更加关心的，是进入文明时期的东南亚，是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印度在这当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海洋贸易是远距离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

印度半岛漫长的海岸线，以及身为西方贸易重要产品出口地的地位，使其很早就成为了世界海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开放性结构及内部的分裂性，也是印度半岛能够发展海洋贸易的重要原因(有多文化、经济形式共存的空间)。

就这一点来说东南亚的情况与印度类似，只是基于印度的文明层级更高，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地缘特点，更容易使之成为外来文化的接收地。

同时，征服了恒河下游的印度雅利安文明，也通过陆地线路，经缅北向中南半岛渗透。

这双重优势，使得印度文化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要比中国更为据优势。

侧重于自身大陆属性的中央之国，更多只是在越南半岛北部的红河平原占据优势。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宗教信仰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体。

经由贸易传播，最迟在公元前的印度孔雀帝国时代，印度教和就已经成为东南亚很多地区的主要宗教了。

比如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王国，公元前1世纪建国的“扶南”。

以及扶南衰弱后，同样在湄公河中下游地区崛起的“真腊”，印度教都享有国教的身份。

在印度本土所经历的，长达千年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宗教之间的竞争，同样也在东南亚延时上演。

只不过，东南亚整体黄种人属性的特点，本身对于具有种族隔离作用的“印度教”并没有刚性需求。

所以更具平等思维的佛教，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

当然，毕竟印度教曾经在东南亚兴盛一时，二地的地理环境特点又有诸多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看到一些印度教文化的遗存。

比如泰国最著名的宗教标志“四面佛”，其实就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中被边缘化的“梵天”;印尼的戏剧舞蹈在分类上，属于印度教舞系等。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亚尤其是南岛部分，并非只是海洋活动的被动参与者。

包括南洋群岛在内，分布于台湾岛以南的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岛屿之上的“南岛语系”民族(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能够充分体现这一族群的海洋属性。

最迟在公元1世纪，为独木舟一侧或者两侧加装“弦外支架”的技术(以在恶劣气候中保持舟体平衡)，就已经帮助“南岛语系”民族从东南亚地区向外扩散了。

其中向太平洋地区迁徙的部分，形成了现在分布于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波利尼西亚人”，向印度洋方向迁徙的，则主要成为了 “马达加斯加人”的族源。

留在南洋群岛地区的南岛语系民族，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岛屿国家的部分，在语言分类上则属于“印度尼西亚语族”，通常情况下，广义的“马来人”就是指向这一族群分类(狭义则是指马来西亚人)。

如没有特别说明，行文中所指“马来人”都是指广义层面。

基于体量关系，岛屿本身很难产生原生文明。

其位置也使得其在文明的学习层面，落后于可以海、陆两线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南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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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两大山区，栖霞牙山和青岛崂山周边，都流传着众多与其相关的传说故事。

于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在初年，他曾发动了两次反清起义。

在古代，胶东半岛地处海表边陲，鲜有大的战事。

而于七起义，算是胶东古代史上比较轰动的大事件。

关于于七起义的经过，此前业内已经有很多人撰文记叙，在栖霞民间，更是有很多绘声绘色的传说，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以往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于七身上;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则换一种思路。

在历史上，于七曾先后两次发动起义，但清朝对待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其中有什么缘由呢? 下面就先看看于七前后两次起义中，清朝都是如何态度。

(牙山风光) 首先，看于七第一次起义的经过。

清代《登州府志》对此记载较为详细，志称：“()五年，栖霞民于七，招集亡命，据锯齿山(牙山)，肆行剽掠。

七年，率众攻宁海，知州刘文淇死之。

”根据以上记载，于七第一次起义期间，曾率众攻打宁海州(牟平)，当地知州因此而死。

在古代，这种行为堪称“大罪”。

不过，当时清朝的态度却颇为柔和。

“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

”最后，时任登州府知府张尚贤委任于七为栖霞县把总(低级武官职位)，算是将他招安了事。

十多年之后，到了顺治十八年时，情形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时，被招安之后的于七，已经成为栖霞当地的头面人物，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交”上(栖霞莱阳不少大家族都跟于七有来往)，看起来并没有再起事的打算。

不过，一件意外却成为了导火索。

当年春天，于七的弟弟于九，同莱阳人宋彝秉发生冲突，在庙会上斗殴。

正常来讲，这只是一件民间纠纷。

但宋彝秉为了报复对方，竟然到兵部控告于七准备谋反。

按照常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应该先派人将此事调查清楚，再下结论。

然而，史料记载，清朝当时直接就派出官兵查捕，丝毫不给于七情面。

官兵上门时，于七不在家中，其家人拒捕，杀伤对方，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似箭在弦上，因此于七不得不发动了第二次起义。

听闻于七再次起事，这次清朝毫不犹豫，命征东将军济席哈率大军进驻莱阳，准备围攻牙山。

从顺治十八年底，到元年初，清朝的大军在牙山将于七围困了数月之久。

如今，栖霞牙山周边的地名，如接官亭(血灌亭)、营盘、上哨等，都是从这段历史而来。

后来，因实力对比悬殊，起义失败，于七从牙山突围。

相传在崂山隐姓埋名，出家为僧，成为胶东地区螳螂拳的发明者。

从上述记载当中，可以明显看出清朝在于七前后两次起义时的不同态度，第一次态度柔和，虽杀知州而不问;第二次态度强硬，事未查清就派人捉拿。

造成这前后两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视野仅放在胶东范围内，这一问题很难找到答案;而考虑到当时全国的整体形势，原因就一目了然。

清朝对于七的态度，与当时国内整体反清势力的声势，有明显的关联。

顺治五年，于七第一次起义时。

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还在广西存在，金声桓、李成栋、又先后在江西、广东、山西等地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一时之间，清朝感觉难以应付，因此对一般的“起义者”，如于七等，采取招抚态度。

等到了顺治十八年，于七第二次起义时，清朝已经实现对南方的占领，永历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此时的声势也大不如前。

因此，清朝有足够的底气和精力，来处理小区域范围内的“变乱”。

倘若于七第二次起义能够提前两年发动，也就是顺治十六年的时候，或许情形还有转圜的空间。

当年，郑成功的兵力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亲率十多万大军沿海北伐，一度包围南京，震动。

假如，于七此时在胶东举兵，不占牙山，而直奔海口(如丁字湾等)，与郑成功声势互通，或许还有可能改写明清之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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