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格斯想安心当美国的石油傀儡，要和美国签下100年协议
委内瑞拉的突变，像一颗重磅炸弹，在石油市场掀起了巨浪。
就在几天前，美国媒体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马杜罗下台后，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退出欧佩克，并寻求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消息一出，全球能源界顿时哗然，议论纷纷。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成员国，已经屹立了近六十五年，与这个组织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今却要斩断这根紧紧相连的纽带，简直是釜底抽薪，看似孤注一掷，却也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想想看，1960年，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这五个国家，为了对抗西方石油公司的垄断，共同创建了欧佩克。
当年，委内瑞拉是南美石油大国，欧佩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抗西方霸权、维护国家利益的平台，让他们在石油定价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即便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时代，即使面对美国的制裁，委内瑞拉也依靠欧佩克的减产政策，维持着一定的石油收入，用于改善民生，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
那段日子，纵使面临日产量从300万桶骤降至几十万桶的困境，欧佩克依然是委内瑞拉最后的救命稻草。
如今，委内瑞拉要退出，直接后果就是失去这种集体定价的力量，以及产量配额的保障。
以前，欧佩克集体减产，委内瑞拉也能跟着受益；油价下跌时，也有组织的力量托底，如同一个坚实的后盾。
而一旦退出，虽然可以自由增减产量，但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面前，委内瑞拉将毫无立脚点，只能被动承受价格冲击，甚至不得不以贱价出售石油，最终受损的，永远是这个国家。
未来的欧佩克会议，关于产量、价格、减产协议的讨论，都将与委内瑞拉无关，他们将沦为透明化的资源出口国，石油外交的影响力也一落千丈。
过去的委内瑞拉，凭借着欧佩克身份，在拉美乃至全球都拥有着话语权，而退出欧佩克，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外媒纷纷猜测，委内瑞拉做出如此决断，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交易。
就在27日，美国媒体又披露了更深层的信息：罗德里格斯政府正在主动成为美国的石油傀儡，双方甚至正在商讨一份长达百年的合作计划。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觊觎委内瑞拉的油田，但马杜罗执政时期，美国企业根本无法进入，油田完全由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掌控。
马杜罗被移除后，罗德里格斯领导的临时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内反对声音日益高涨。
她能稳坐总统之位，很大程度上仰赖着美国在背后提供的外交支持和政治承认。
特朗普早已表达了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渴望，她必须积极响应。
留在欧佩克内部，无法满足美国石油企业扩张的胃口，也无法实现产量的大幅增长。
退出欧佩克，便是向美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不再遵循产油国的集体行动，而是将专注于与美国进行合作。
外媒普遍认为，最大的阻碍在于委内瑞拉民众的态度。
这场交易，美国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委内瑞拉政府则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但最重要的是，普通民众一无所获。
曾经在马杜罗时期，虽然面临制裁和封锁，但石油资源至少是国家的，石油收入也尽可能地留在国内，用于维持民生。
而现在，美国资本接管了大部分利润，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减少，民生福利可能会进一步缩减。
再加上美国的制裁依然存在，失去石油收入的支撑，委内瑞拉民众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通货膨胀可能会失控，连温饱都难以保证。
委内瑞拉人绝非愚昧之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石油被美国掠夺，却要忍受日益贫困的生活，最终必然会爆发反抗。
一旦社会秩序崩溃，罗德里格斯政府和美国的百年协议也将化为乌有。
这场石油交易，看似是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大买卖，实则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委内瑞拉的未来，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场围绕石油的权力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地球局|面对反对党强势反扑，内塔尼亚胡这回还能连任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整理 10月27日，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按照《以色列时报》网站的说法，这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以色列议会总共有120个议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执政联盟，将遭遇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以及两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组建的联合政党“团结”的挑战。
为了支持内塔尼亚胡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致以色列民众的公开信力挺内塔尼亚胡。
这是9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的照片。
（新华社） 政党政治碎片化 以色列现任政府成立于2022年底，当时贝内特与拉皮德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以色列于当年11月举行大选——2019年4月以来的第五次议会选举，已经下野的内塔尼亚胡迎来东山再起的时刻。
在四年前的那场大选中，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赢得64个议席，作为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内塔尼亚胡获得以总统赫尔佐格授权组建新政府。
在那之前，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内塔尼亚胡分别在1996年6月至1999年7月、2009年3月至2021年6月两度担任总理，是以色列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
2022年12月21日，组阁最后期限来临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组建由利库德集团、宗教政党沙斯党和极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等6个党派组成的新政府，并于同年12月29日宣誓就职。
由于极右翼政党加入，这届政府也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的政府”。
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单一政党单独组阁的情况，历史上长期由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左翼政党工党轮番执政。
但近年来以色列政坛中小党派林立，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工党在大选中的表现日渐低迷，就连利库德集团的选情也不复从前，导致近些年来每次大选后要么组阁失败，要么组建的联合政府内讧不断，无法长期稳定施政。
此前，以色列曾在2021年至2022年史无前例地组建起横跨所有政治光谱的8党大联合政府，左、中、右翼政治力量和阿拉伯政党因反内塔尼亚胡走到一起，但这一目标实现后，还是难逃“短命”结局。
2023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先是因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在国内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被逼到悬崖边的他被迫暂缓相关进程。
接着，以色列在2023年10月初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由此爆发并延宕至今。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并将战火外溢到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观感也从同情转为批评和孤立。
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空袭，引发以伊之间持续12天的互袭。
今年2月底，以色列又联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持续至今仍未彻底了结。
前不久，有媒体爆料内塔尼亚胡近期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寻求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期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前提振各自政党的选情。
不断开辟新战线的内塔尼亚胡，因此被指借“战时总理”来维系执政地位、躲避司法审判。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 （资料片） 特朗普公开力挺 这次议会选举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首次选举，被视为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的一次检验。
近期民调显示，选举将再现胶着选情，内塔尼亚胡阵营与反对派阵营均无法控制议会过半数席位。
刚过完77岁生日的内塔尼亚胡，可能会以看守总理身份留任，而后以色列将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内塔尼亚胡在一段竞选宣传片中称，他和特朗普联手“摧垮了伊朗”。
他还许诺，如果连任成功，将和特朗普一起“在两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清除伊朗威胁”。
10月18日，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公开为内塔尼亚胡背书，称其为“伟大的战士总理”。
特朗普在帖文中盛赞内塔尼亚胡，称尽管遭遇“巨大反对”“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昵称）不但挺过来了，而且更强大、勇敢和出色”。
特朗普说，他“完全且彻底支持”内塔尼亚胡连任以色列总理。
他和内塔尼亚胡当天均提到完成在伊朗的“工作”，称如果以色列选错人，“美国将不得不独自承担（对付伊朗）这项工作，而我不倾向于这样做”。
内塔尼亚胡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两人之间的紧密合作，并呼吁以色列选民聆听特朗普的声音。
对此，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表示，他钦佩特朗普，“但以色列领导人只能由以色列人选”。
现年66岁的埃森科特在今年6月底正式启动竞选活动，承诺将成为“有凝聚力”的领导人，“成为所有以色列公民的总理”。
当时，正直党的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
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 （新华社） 埃森科特曾不点名地指责“一些人”在以色列制造分裂、“推进与国家利益相悖的行动”，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撒谎”、不接受问责。
他还承诺成立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事件。
埃森科特在以军服役40年，作为高级指挥官参加过2006年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军事冲突，2015年至2019年担任以军总参谋长。
他2022年当选议员，2023年9月创建正直党，随后加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成立的战时内阁，但仅任职8个月就辞职，原因是与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存在分歧。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埃森科特的小儿子2023年12月在加沙阵亡，一个侄子和一个外甥也在加沙作战时阵亡。
报道称，这提高了埃森科特在以色列的知名度，并使民众相信他不会无谓地让以军士兵送死。
不过，埃森科特支持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且态度强硬。
反对党能否翻盘 今年4月26日，以色列前总理、右翼政客贝内特与另一名前总理、中间派的“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正式宣布各自领导的政党合并，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寻求在议会选举中击败内塔尼亚胡阵营。
贝内特说，新政党将由他领导，致力于赢得大选，开启国家新阶段。
尽管他和拉皮德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可以“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利益并肩作战”，并强调这一联合向全国传递信号：“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纠偏的时代已经到来。
” 贝内特承诺，若赢得大选，将由专业人士组成新政府，就任当天会成立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查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的真相，并推动包括限制总理任期、停止对逃避兵役者提供资金等政策。
拉皮德表示，以色列需要改变方向，组建联合政党是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他呼吁以色列中间派政治势力在大选中支持贝内特。
他还说，新政府将在安全、教育、降低生活成本和反腐等方面推进改革，同时推动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群体履行兵役。
以色列两位前总理贝内特（左）和拉皮德 （新华社） 当时，贝内特呼吁埃森科特一起联手。
《以色列时报》报道称，埃森科特将贝内特和拉皮德成为“盟友”，对“团结”党成立表示祝贺，同时暗示这一新政党很难从亲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中争取到选票。
《以色列时报》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埃森科特可能也会加入贝内特和拉皮德组建的竞选阵营。
报道称，埃森科特一直主张与贝内特、拉皮德三方联合参选，若他加入将在新阵营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埃森科特暗示，正直党与其他党派结盟，必须由他担任领导人。
贝内特和拉皮德再度联手，被认为是以色列政坛的又一次震动，有助于反对党阵营合力备战大选。
此前，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第二次执政终结，正是这两人在2021年大选中联手实现的。
彼时，贝内特自2021年6月起担任总理，至2022年6月底卸任，转而由拉皮德担任总理，但那届大联合政府在当年底下台。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月上旬发布的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将获得25个议席，成为议会最大党；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获21席。
这项民调预计，正直党所在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将获得57席，利库德集团及其执政伙伴所在的内塔尼亚胡阵营合计将获得52席。
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主导的两个政党“联合名单”党和联合阿拉伯党合计将获得11席。
该电视台10月12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预计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合计能赢得67个议席，而内塔尼亚胡阵营有望获得49席；在“谁更适合当总理”的调查中，埃森科特的支持率为45%，内而塔尼亚胡为35%。
（部分资料来源：新华社）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