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2026中国二手车大会——二手车出口论坛(下称:论坛)在江苏无锡举行。
该论坛系此次大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主办,聚焦二手车出口行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合规建设、模式创新、海外服务、风险保障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行业转型升级凝聚共识、探索路径。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深度重塑,中国二手车出口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历史拐点。
随着相关行业管理新规全面落地,行业进入合规提质、服务升级的又一轮新周期,出海已成为二手车经营者拓展发展空间、构建长期竞争力的共同选择。
本次论坛立足行业新阶段的共性需求,集结一线实战企业分享经验,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出口分会理事长黄若愚致开幕辞。
黄若愚首先对与会领导、嘉宾、行业从业者表示欢迎。
他指出:中国二手车出口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已成为中国汽车出海版图中最具增长潜力的板块。
全行业需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协同推进标准统一、服务升级与生态共建,持续提升中国二手车的国际竞争力与品牌口碑,推动产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事业部王小南对国内二手车企业集中出海,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表示认可。
在题为《新政后二手车出口分析与国际市场分析洞察》演讲中称:我国汽车出口具备价格优势,但车源整合、售后及国际竞争仍是挑战。
建立统一检测标准,发展拍卖平台,完善海外服务,并借力“一带一路”与新能源优势,是抢占全球二手车出海机遇的重要引擎。

杭州智寻汽车出口、聚优拍二手车服务平台创始人张超以《二手车出口从0到1实战分享》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他结合全球二手车贸易发展历程与中国产业现状指出,全球二手车出口市场长期保持稳健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6%,2022年市场规模回升至310万辆,美、日等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印证了行业的长期价值。
依托国内超4亿辆的汽车保有量与完善的产业基础,中国二手车出口具备广阔增长空间,行业红利期有望持续二十年以上。

跨境物流的服务能级与通畅度,是决定二手车出口行业流通效率与发展边界的核心支撑。
深圳车粒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MO施菲菲以《供应链物流一站式服务助力中国汽车出海全球》为题,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展开分享。
她表示,当前跨境物流的行业痛点集中于成本管控、售后配套、时效稳定性、政策适配能力、末端服务覆盖等多个维度;推动通关手续合规化、运输时效精准化、运营成本持续优化,将成为逐步破解物流堵点、畅通出海流通链路的关键破局方向。

查博士海外总经理葛金秋以《服务出海 信通全球》为题,深入剖析了二手车出口的信任体系建设命题。
认为,车况评估标准不统一、国际互认机制缺失,是当前二手车跨境贸易的核心信任壁垒;而海外维修网络断层、零部件供应滞后、服务闭环缺失,则进一步制约了行业口碑提升。

重庆市环宇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付一围绕《二手车出口如何实现共赢》展开分享。
他提出,构建“集中化车源供给、标准化检测评估、公开化B2B交易、一站式外贸服务”四层产业架构的发展思路,倡导政府、互联网平台、车商、外贸主体四方协同、分工协作,共同做大产业蛋糕。

万高(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CEO程蓓以《深耕全球售后实战,共建中国二手车出海服务新生态--在“出海狂欢”中寻找破局的生命线》为题,聚焦海外售后体系建设这一行业核心短板,分享了全球一线实战经验。
她指出,当前行业普遍存在“重销售、轻售后”的发展误区,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维修网络空白、专业技师匮乏、备件供应滞后、服务标准缺失的“四个零”发展困境,“裸奔式”出海不仅损害中国汽车品牌口碑,更将行业拖入“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循环。

广州创时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珲春海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盼以《南北联动--二手车出海破局之路》为题,分享了口岸协同布局的发展路径。
他认为,当前二手车出海面临通关合规繁琐、车辆整备复杂、物流稳定性不足、海外服务缺失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国内二手车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行业内卷加剧,出海成为企业破局发展的重要方向。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新兴绿色科技区域业务发展总监高文东以《构筑出海信任基石:基于全球再保险网络的新能源二手车全生命周期保障》为题,解读了新能源二手车出口的风险保障体系建设。
他表示,动力电池性能退化的非线性特征、车况透明度不足,叠加海外市场原厂售后覆盖缺位,使得新能源二手车出口面临显著的信任与风险挑战,制约了市场扩容。
论坛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事业部王小南主持。


此次论坛议题覆盖二手车出口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既有宏观层面的行业判断,也有微观领域的实战解法,集中呈现了当前中国二手车出口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探索方向。
为中国二手车出口行业呈现了覆盖模式选择、检测信任、口岸布局、海外售后、风险保障的全链路发展方案,凝聚了合规提质、生态协同的行业共识。
本次任务首次采用“陆地指挥、海上发射”新模式。
该星由广州大学牵头、广东省天垣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垣科技”)抓总、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科西光航天”)承研承制,是全球首个低倾角遥感星座五羊星座的首颗卫星。
该星采用39低倾角轨道设计,集聚于南北纬39度之间的“地球金腰带”,打破传统极轨卫星观测局限,开启我国低纬度高频遥感观测全新实践,是中国商业航天从“跟随极轨”迈向“定义低纬”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该星成功入轨,中科西光航天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3颗,标志着该公司在光学遥感领域形成“高光谱+高分”的双能力布局。
聚焦“地球金腰带” 全球半数以上人口、主要经济体与关键生态带,集聚于南北纬39度之间的“地球金腰带”。
然而全球主流遥感星座以太阳同步极轨轨道为主,受球面几何约束,越接近赤道过境越稀疏,同一星座在北京的重访率高于广州、广州又高于赤道。
这导致台风路径追踪、赤潮暴发监测、一年三熟水稻长势研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扩张监测等高频次需求长期供给不足。
作为全球首个低倾角遥感卫星星座,五羊星座是广州落实航天强国战略、布局商业航天的标志性工程,由广州市政府、国家信息中心、广州大学联合推动,聚焦南北纬39度“地球金腰带”的观测空白,致力构建我国首个面向低纬度区域、具备高分宽幅与全谱段能力的智能化空天信息服务体系,在同等规模下换取远高于极轨星座的重访频次。
作为五羊星座的先导星,西光肆号01星(五羊星座先导A星)承担轨道体制验证、遥感载荷考核、新技术验证、多场景应用示范等任务,是星座规模化组网前的验证星。
先导星的作用在于先期获取在轨实测数据,降低后续批量组网的技术风险。
“这颗卫星从萌芽开始,始终有中国遥感领域权威专家的深度参与。
童庆禧院士、王建宇院士、顾行发院士、王晋年院士、李志忠院士等院士专家,在轨道设计、载荷技术路线、星座落地、产业化应用与场景落地等环节掌舵定向、把脉赋能。
”中科西光航天介绍称,“五羊首星核心主张‘换轨超越,靠谱遥感’——不是跟随极轨做微创新,而是独创性换轨,用39低倾角重新定义低纬度观测。
” 0.5m高分+2m多光谱+30m宽幅红外 支撑这颗星的,是一组硬指标:0.5米分辨率高分相机、2米多光谱相机、30米宽幅红外载荷,一次过境兼顾亚米级精细观测与百公里级宽幅普查;电推进系统与高速数传链路,保障轨道维持与数据即时下传,具备“即感即传即用”的快速响应能力;39低倾角轨道把覆盖压缩到中低纬度,换来这一区域约7倍于一般极轨卫星的重访率。
“卫星各项指标处于目前国内商业遥感单星观测综合性能先进水平”中科西光航天表示,“这也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挑战。
指标之外,是两重实打实的技术考验。
” 第一重来自低倾角轨道本身。
相比太阳同步轨道,39倾角下卫星在轨经受的太阳入射角、地球红外与反照热流随季节和轨道位置变化更为剧烈,平台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热控系统的调节能力都面临更高要求,力热设计是研制中的一道硬门槛。
第二重考验来自电推进变轨。
该星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约100公里的轨道高度机动,这种大幅度的轨道位置上下变动,对推进系统的推力精度、平台姿态的稳定控制以及在轨能源供给都是严峻考验,任何一环出现偏差都会直接影响成像质量与任务寿命。
“近年来遥感载荷设计的主流方向,是宽幅覆盖找异常、高分详查看细节,一次过境把两件事都做了。
”中科西光航天表示,0.5米高分相机与30米宽幅红外的协同,让卫星在单次过境时可同时完成精细观测和大范围普查两种模式的数据获取,这也是团队在系统设计中优先保障的能力。
赋能“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 据了解,作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技术验证先锋,西光肆号01星(五羊星座先导A星)组网后将覆盖我国南部15省市,辐射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广大低纬度区域,提供高频次遥感数据供给。
对内可支撑城市治理、防灾减灾、生态保育、精细农业、河湖监测等多元场景;对外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空间信息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灾害预警、资源普查、跨境生态协同治理,为低纬度地区可持续发展注入天基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该星也是我国探索国际空间合作新范式的重要载体,已纳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星座与亚洲大洋洲地球观测组织(AOGEO)数据资源体系,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在全球空间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完成“高光谱+高分”双能力布局 “高光谱”一度是中科西光航天最鲜明的标签。
该公司是一家全自主研发高光谱卫星及遥感数据服务的商业航天公司,先后成功研制并发射多颗高光谱卫星,精准布局卫星研制、星座运营、载荷定制、数据应用全链条业务板块,服务于农业、林业、水体、矿产、双碳等重要领域。
据了解,西光肆号01星(五羊星座先导A星)是中科西光航天研制的首颗高分卫星。
作为该星的承研承制单位,中科西光航天承担了星地一体化顶层设计、卫星系统总体论证与研制,以及整星总装、测试和试验等全流程工作,形成从载荷研制、整星设计到总装集成测试的全链条研制体系。
“西光肆号01星是我们研制的首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与此前多颗高光谱卫星形成互补,标志着公司在光学遥感领域形成‘高光谱+高分’的双能力布局。
”中科西光航天表示,团队把在高光谱领域积累的载荷设计、整星集成和质量控制能力,迁移到高分光学与宽幅红外协同的新任务上,“不仅专注高光谱,更具备了全谱段遥感能力。
” 三地协同铸星 西光肆号01星(五羊星座先导A星)既是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生动缩影,也是卫星制造、载荷研制、地面系统、应用服务全产业链贯通的典型范例。
西安坐拥深厚航天工程积淀,中科西光航天扎根于此,主导卫星平台总装与工程实现,筑牢制造端核心能力;长三角集聚前沿科创资源,常州星遥光宇、天汇空间研究院深度参与,攻关核心遥感器、光学系统与地面数据系统;粤港澳依托产业与场景优势,广州大学孵化的天垣科技担纲星座总体运营与应用服务,面向中国南方和全球低纬度地区拓展落地价值。
三地优势互补、资源互通,构建起从制造到应用的完整闭环。
以西光肆号01星(五羊星座先导A星)为起点,中科西光航天将携手广州大学、天垣科技等各方,依托在轨实测数据稳步推进后续业务星组网,持续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数据产品与行业服务能力,助力我国低纬度遥感事业与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