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先祖，史书中追溯得很远，确切可知的先人，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也称“范武子”，是“范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孙，称“刘氏”。

不过“刘氏”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人物，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移居魏国，又在秦国崛起之后，随魏惠王从旧都安邑迁居大梁。

直至战国末年，为了避秦之围，“刘氏”的一支迁徙到了丰邑，一个地处魏、楚交界的繁盛之地。到了刘邦这一代，更是走出了丰邑，活跃在泗水之滨的沛县，这里，在秦灭六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楚地”。

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诸如“用楚爵”“好楚服”“观楚歌”“唱楚歌”之类的证据不胜枚举，但是，“丰，故梁徙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汉家天子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国籍”的呢？

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揭晓了答案：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

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婆，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

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荆地，所以有“荆巫”，整体来看，就是刘邦祖先迁徙的时间顺序。

不过，古代注家并没有解释“梁巫”为何居于首位，毕竟，论仕宦显赫，应以“晋巫”为尊，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认同”。

刘邦像

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一文中，李祖德考证指出，刘邦祖先自前430年被魏国虏获，移居大梁后，一直到刘邦祖父于前275年因躲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前后在大梁生活了155年，此时，距刘邦出生还有19年或28年。

此后，一直到前209年刘邦起兵，其家族在丰邑生活66年，正因为刘邦家族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刘邦葬在丰邑的先人，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代，故此，《汉书·高帝纪》中称“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而“坟墓”在先秦时代，有着远比居住地更重要的意义。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鲁国临难时，孔子说，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理由却是：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鲁国是我们的先人生前、死后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并不是他的，是鲁君的，他也并非为鲁君挺身而出，而是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历史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以此言之，追述先祖神灵，以先后排列顺序自无不妥，也就是“晋巫”“秦巫”“梁巫”“荆巫”。

但是，刘邦立为天子之后，他的王朝自成大宗，祖先回溯自当以他本人为起始，远祖所居国的“晋巫”“秦巫”因为年代久远，依“小宗五世而迁”的宗法制度，早已分宗多次，实则与他本人关联不大。

真正在“五世”“五服”的祖宗之列的，实则只有梁地和荆地的先祖。在《汉书·高帝纪》的“赞”中写道：

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

也就是说，刘邦在父亲健在、生母客死他乡的情况下，与丰沛之地的“坟墓”关系，最多只有祖父“丰公”一代，以他一人来定义“父母之邦”无疑欠妥。

综上所述，自汉高祖上溯五世祖宗，坟墓多在梁地，荆地只安葬着丰公一代，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荆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而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而非“荆”。

相对于首迁的丰公而言，太公和刘邦两代都生在丰邑，对这片土地已经极有感情，见《西京杂记》卷二：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幷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

太上皇移居长安，住在深宫内，心情苦闷悲伤。高祖私下向左右侍从询问缘故，得知太上皇平生喜好，都是屠夫商贩、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市井生活。现今宫里啥也没有，所以快乐不起来。

于是刘邦营造新丰，迁徙家乡故人来住满这里，太上皇就高兴了。这也是新丰这个地方多市井细民，而少有衣冠显贵子弟的缘故。

除了搬迁人口，刘邦年轻时经常祭祠枌榆之社，等到移来新丰，也原样建立。刘邦营造新丰城邑后，一同迁移了旧社， 街巷房屋，所有景色物象全是老样子。丰邑迁来的男女老幼，一起站在路口，各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屋子怎么走；把狗羊鸡鸭放于大道上，竟然也认得自己的家。

这种原样复制，满足了太上皇的思乡之情，也满足了他自己的，见《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刘邦自述生长于丰邑，难以忘怀，也正因为“爱”，所以对丰邑父老跟随雍齿反叛自己依附魏国的过往切齿痛恨。

而“生长”是和土地挂钩的，所以，刘邦营造新丰，连丰邑的“枌榆社”也搬了过来，“邑”和“社”并立的前提下，才提到了“衢巷栋宇”，也就是街巷房舍的硬件，可见，“邑”和“社”是抽象家乡概念的核心载体，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

《礼记·祭法》中说：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对此，郑氏注曰：

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

可见，按照礼制，大夫、士、庶人都没有资格单独为自家“立社”，要与民聚族而居，且百家以上，才能共同立社，也就是东汉末年的“里社”。

这些都说明，“社”虽然供奉着土地神明，却源于各家“共立”，它因为“人”而存在，具有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而与东汉末年的“里社”并不相同，郑玄所见的“里社”经过两汉四百年的改造，已经深受政权的干预，名为“官社”，与之相对的则是“私社”。

枌榆社在先秦周礼时代，只能是“私社”，甚至不能称之为“里社”。

上引《西京杂记》内容说明，刘邦是将枌榆社与丰邑一道搬迁至关中，而枌榆社并不在丰邑中，在丰邑东北十五里，这就出现了矛盾，枌榆社到底是“邑社”，还是“里社”？

所以，《史记集解》中提出了一个解释：

或曰枌榆，乡名，高祖里社也。

翻译过来就是，枌榆社是枌榆乡的“社”，刘邦家在此乡，故而以枌榆社为“里社”。

问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写得很清楚：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

沛、丰邑、中阳里，哪怕以秦汉地方区划来看，沛为县级，丰邑为乡级，中阳里为里级，三级归属清晰明了，根本没有“枌榆乡”插入的空间，所以，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以楚国的地方管理制度来看，就根本没有“乡”这一级单位，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沛地入秦之前，刘邦曾经祭拜多年的“社”，当然不能虚构一个“乡”的概念出来。

所以，枌榆社只能是“丰邑人”共同设立的“置社”，按照陈胜、吴广所见的，也可以称为“丛祠”，就是在林木丰茂的地方举行“社祭”，参与者，自然是这一群“故梁徙也”的移民者，这非但不是“梁人”被荆楚文化征服，反而是一群“梁人”借助楚国的文化宽容，更加紧密地报团取暖。

否则，也不至于到了秦二世二年十二月在魏将周市的一纸书信下反叛，要知道，刘氏迁丰在前275年，而雍齿反叛在前209年，长达66年时间，三代人都过去了，丰邑人还自认为自己是魏国人，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抵抗同乡刘邦率领下的楚军。

其实，这种认同，在刘邦的身上一样有痕迹。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写道：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秦灭大梁事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张耳家在外黄，担任魏国的外黄县令，刘邦曾经在这之后，多次跟随张耳，为宾客数月之久。

这一方面因为张耳有养客之名：

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作为亡命逃犯，在外黄娶到了美貌多金的女子，又得到了巨额的金钱资助，所以能够“致千里客”，又当上了魏国的官吏，名声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秦灭魏之后，听说张耳是“魏之名士”的千金悬赏。

不仅如此，就连陈胜和“左右”都听说过他的名声：

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馀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胜等人之前听说过很多次张耳和陈馀的贤名，可惜没见过本人，见到了，当即大喜过望。

这些对张耳、陈馀社交影响力的记载，让刘邦青年时代的游历选择显得顺理成章。

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向南、向西，寻找楚国的名士？难道楚国就没有能“致千里客”的贤人公子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找：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一个“微”字，点明刘邦当时的身份，一个“少”字，说明了他当时的年龄，很年轻的时候就屡屡听说信陵君贤能，等到当了皇帝，只要经过大梁，就要祭祀信陵君，在高帝十二年，打完英布，也是刘邦人生最后一战后，他为信陵君安排了守陵户5家，要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次祭祀信陵君。

这个待遇，看起来并不起眼，却要看和谁在一起，见《汉书·高帝纪》：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

信陵君的守陵户标准与赵王一样，还是在魏安釐王已经安排了10家的同时，无疑说明，刘邦对信陵君的尊崇是非政治性的，就是“少年圆梦”，而在他年少微时，对于曾经做过信陵君宾客的张耳，当然爱屋及乌。

说到底，刘邦向着“大梁”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正是他对“魏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国别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下文中会具体展开，而具体到刘邦身上，在战国七雄制度中充斥着“畿服之制”“都鄙之制”“国野之制”，乃至于秦国的“都离之制”传统的情况下，刘氏家族曾经在大梁居住的身份，远比在楚国边鄙小邑时，距离一国权力核心更近。

具体到太公与刘邦两代的身份认同，仍是倾向于“魏人”，而非“楚人”。

另见包山楚简《集箸言》（简138反）中记录楚怀王时的法律：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弟，不可证。

这是对证人资格的规定，与当事人同一“社”的成员、同一“里”的居民、同一“机构”的同事，以及亲属关系比堂兄弟近的，不允许作证。

从父兄弟，也就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才在亲近程度上达到“同里”“同社”“同官”的水平，这也是楚国法律上折射的家族伦理，应该是底线性的规则。

而刘邦祖父“丰公”在公元前275年定居于丰邑，“太公”崩逝于前197年，相隔78年，考虑到当时人的普遍寿命，“太公”大概率也是生于丰邑，那么，“丰公”的迁徙，恐怕不会是“独门独户”，而是与昆弟、族亲同行。

见《汉书·荆燕吴传》：

高祖从祖昆弟也。

“从祖”就是祖父的兄弟，刘泽和刘邦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他的身份，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却写作：

与高祖疏属刘氏，世为卫尉。

“丰公”亲兄弟的孙子，与刘邦没出“五服”就已经算是“疏属”，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楚制下，从父兄弟才算“亲属”的法律原则。

但是，更吊诡的是荆王刘贾，《汉书·荆燕吴传》中写作：

高帝从父兄也。

即刘邦的堂兄，应该算是“亲属”了吧？

在《史记·荆燕世家》中的表述，更加疏远：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

“太公”亲兄弟的儿子，刘邦的堂兄，“不知其何属”，这展示出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宗亲关系，刘邦兄弟、子侄关系的凉薄，则折射出的是这个“魏人”家族迁居楚地后，并未聚族而居，而是各过各的，这种以小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无疑更接近于秦制。

原因很简单，见桓谭《新论》：

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

从这个意义上看，汉王朝覆灭秦帝国之后，迅速地“汉承秦制”重建秩序，早有因缘。

本文选自《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刘三解 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记号Mark，2021年10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内容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