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处于各种目的而达成的一种联姻，具有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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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亲增进民族交往与融合和亲政策的实施使唐王朝确立了“天下共主”的统治地位，促成了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统一，维系着各民族友好团结，加强了各民族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推进了民族通婚与同化进程，为实现民族融合创设了有利条件。

　　一、加强唐与少数民族间经济往来

　　在和亲关系推动下，唐王朝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往来逐步开拓扩大，以贡赐、互市等形式满足双方物资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商业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

贡赐即“朝贡”和“回赐”。

作为一种官方贸易，它实质上是君主国与臣属民族间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的反映。

少数民族在与唐和亲后，“朝贡岁至，蕃礼必备”。

　　和亲民族通常以本地域稀罕之物作为贡品，派朝贡使来唐进献。

贡使由唐中央主管民族事务的机关鸿胪寺接待。

唐王朝作为赐方，则对和亲民族厚往薄来，以丝织品、茶叶、器物等予以回赏。

太宗年间，吐谷浑诺曷钵尚唐公主后“献牛羊万三千头”唐中宗时，吐蕃赤德祖赞尚金城公主，自此频岁贡献;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契丹“使朝献者无虑二十”;肃宗即位后，回纥屡屡献貂裘百氎来谢。

　　和亲民族通过朝贡，获取了更丰厚的回赐和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其以与唐联姻来谋求政治依托和经济扶持的积极性。

于唐而言，贡赐贸易更是一种政治手段，是增强周边依附性、推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央集权的联系方式。

互市贸易是中原同周边少数民族在靠边境线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商品贸易活动。

“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

至唐代，中原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两蕃等和亲民族均建立了互市关系。

　　官方互市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主，唐王朝以丝织品或茶叶等换取少数民族优良的马匹、驼、驴、牛等战略性物资以充盈国防;诸和亲民族则从内地获取生活必需品，并获取可观经济利益。

诸如开元年间，唐与突厥和亲后，“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东北两蕃附唐，营州出现“安农互商，金帛山积”之盛貌;“安史之乱”后，回纥依托和亲与唐交好，驱马市茶。

　　为方便管制，唐朝设置了互市监规范诸蕃交易之事，对互市场所、日期、商品种类等进行限制，保证互市活动秩序和双方贸易的连续性，提高和亲民族对唐经济依赖和服从。

可以说，和亲为唐与少数民族间的贡赐、互市贸易提供了政治前提。

通过经济交往活动，地方物资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民族间经济差异进一步缩小，依附性进一步提高。

　　二、增进唐与和亲民族间文化交流

　　和亲在推动唐与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双方宗教、文学艺术、礼俗等方面的融合与交流。

在礼俗上，出现了唐与和亲民族相互吸收、日趋同化的现象。

　　一方面，少数民族主动接受并效仿汉民族礼俗。

吐谷浑诺曷钵尚弘化公主后，使其子“童年入侍”，接受华风熏陶;宁远尚和义公主后，遣子弟入唐以习华礼;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后，松赞干布一改游牧装束，“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也习汉俗，学农耕，以至出现“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的景象。

另一方面，唐王朝对和亲民族礼俗也秉持包容、欣赏的态度。

　　统治者重待蕃将，吸纳异族，中原胡风盛行。

上层汉女着胡服，学胡妆，打马球，行为思想愈加奔放;中原男子渐染少数民族侠风义气，形成了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新追求。

汉蕃在礼俗上的交流，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进程。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原佛教文化随和亲传入了少数民族，和亲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宗教礼仪也在中原广泛传播开来。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佛塔、经书和释迦牟尼佛像，松赞干布专为其修建佛教圣地布达拉宫。

其后文成公主又亲自主教修建汉式庙宇小昭寺，打通唐佛教僧侣来吐蕃传教的通道，推动佛文化与藏民族信仰相沟通、融合，促进了藏传佛教体系的形成。

对于和亲民族宗教，唐王朝坚持诸教并行态度，允许信徒在中原置寺传教。

回纥登里可汗在位时，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与唐和亲后，中原“对其(摩尼师)敬重等于宰相都督”，“京师为之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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