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四大瘟疫，第一个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瘟疫一般发生在自然灾害后，由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那么人类历史上被称为“四大瘟疫”的疾病有
【千问解读】
瘟疫一般发生在自然灾害后，由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那么人类历史上被称为“四大瘟疫”的疾病有哪些? 西班牙流感、黑死病、天花和艾滋病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四大瘟疫。
1.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较为致命，感染率也达到了5%。
其名字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此流感从西班牙爆发;而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有约8百万人感染了此病，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
至於在西班牙则称此为法国型流行性感冒。
事件经过 西班牙型流感可以简单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第二波发生于1918年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三波发生于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
第一波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Camp Funston, Kansas)，但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
然而在当时的说法则指出，这波流感是源于中国南部，由1917年中国支援欧战的劳工所传播，但并无相关证据。
4月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也传出流感，3月中国、5月西班牙、6月英国，也相继发生病情，但都不严重。
同年8月刚离开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该船抵达英国之前，75%的船员被感染，7%的船员死亡，另外多艘船只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另一说第二波的源头是当时苏联的阿什哈巴德(今属土库曼斯坦)。
8月27日，流感传回美国，并在波士顿的码头工人间传播，而法国的布莱斯特(Brest)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流感;9月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并在数星期内传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和过去的流行性感冒不同，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
许多人早上还正常，中午染病，晚上便死亡。
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
同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第三波流感在大约1919年冬季开始在许多地方出现，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渐神秘地消失(除了澳大利亚和夏威夷之外 )。
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许多爱斯基摩部落是一村一村的死绝，在萨摩亚死亡率更高达25%。
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口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的影响，在约6个月内夺去2千5百万到4千万(一说7千万或一亿)条生命，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此外此流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都已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在一波的大流感也传入台湾，在当时造成约两万五千人的死亡。
西班牙型流感在18个月内便完全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
2.黑死病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治病是因为鼠疫杆菌，死亡率极高，目前为止死亡总数高达2亿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历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六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二千五百万人。
但由于缺乏详细资料确认，一般不能确认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发生于十四世纪，仅欧洲就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
到1665年，这场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几近疯狂。
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
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 一。
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
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 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
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牛顿，还因此从英国剑桥大学辍学一阵子。
据说最初黑死病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
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
约在1348年，黑死 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都相继死去。
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最大规模的一场黑死病 1348年，一场鼠疫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史。
这个时候是中国的末年。
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
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疫病皆有传染源，黑死病的源头是老鼠及其携带的跳蚤。
当时传说：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
蒙古人居于中国北方，从起向西扩张，横扫中亚和欧洲。
鼠疫曾经肆虐中国，并且于1331年开始肆虐中国。
时值中国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统治的顶点，元朝遂于1368年灭亡于 。
其实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对较低。
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几百年内从未接触过鼠疫，一旦爆发，自然死亡惊人! 1345年，占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进攻黑海之滨一个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东罗马帝国称臣。
面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加法人坚壁清野，闭城不战。
蒙古人围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军中蔓延。
蒙古人知道这种瘟疫会传染，于是用抛石机将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这可谓全世界最早的细菌战。
加法人不了解这种瘟疫，对抛进来的尸体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
尸体腐烂后，恐怖的瘟疫便随之爆发。
现在看来，是腐烂的尸体释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气，毒化了水源，导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开城门，纷纷仓皇逃窜。
而城外的蒙古大军也没有高兴多久。
入城几天后，他们同样放弃加法仓皇逃走，因为鼠疫也没有放过他们，蒙古人也大量死于黑死病。
劫后余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
然而，加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
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却是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当时欧洲城市的卫生极差，大街上四溢着脏水和粪便，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这正是老鼠的天堂。
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疯狂的欧洲人，把瘟疫的爆发迁怒于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
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 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 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
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当时，欧洲教会不知道老鼠是传染源，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
猫几乎濒临灭绝。
加上瘟疫爆发后，人们认为猫有可能是传播瘟疫的载体，更是大肆捕杀。
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流行。
那时欧洲的医学也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实行放血疗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剂、催吐剂，仍不奏效，就用火烧灼淋巴肿块。
这都是西方医学鼻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方法，不过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疗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肤上，或者用尿洗澡。
这些疗法自然也无效。
于是人们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
要赎罪，一些人手执带着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边被打一边哼唱着“我有罪”。
这场黑死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3.天花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没有患过天花或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均能被感染，染病后死亡率高。
天花病毒是痘病毒的一种，人被感染后无特效药可治，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天花”由此得名。
天花病毒外观呈砖形，约200纳米×300纳米，抵抗力较强，能对抗干燥和低温，在痂皮、尘土和被服上，可生存数月至一年半之久。
最典型的要数墨西哥 1565年，一个负责调查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皇家法官在其调查报告中写道：“在赫纳多·科尔特斯侯爵占领并统治该地区的7年时间里，当地人受到了残酷的镇压，无数人死于非命;抢劫，压榨，肆无忌惮的掠夺，种种耸人听闻的交易随处可见……由于统治者的暴政与苛税以及天花等各种疾病，当地人口正在急剧减少。
” 上述文字，讲述的是这样一件事：1519年赫纳多·科尔特斯带领西班牙军队涌入墨西哥城时，当时，阿兹特克王朝总人口是2200万。
然而，到了16世纪末，在遭受了一系列可怕瘟疫与杀戮的致命打击之后，阿兹特克王朝人口只剩下不到200万。
如此高的死亡率，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欧洲黑死病也不能与之相比，流行病学家把它称之为“印第安人大灭绝”。
时光到了1520年5月，阿兹特克人一年一度的“青玉蜀黍节”来临了，这是他们庆祝部落战神威齐洛波其特里的节日。
人们请示了西班牙人并被获准照例庆祝节日，然而，背信弃义的西班牙人正在筹划着一场大屠杀。
阿兹特克人精心准备了这场仪式，他们希望西班牙人明白他们也是有自尊的。
当阿兹特克人地跳起蛇舞的时候，西班牙人的行动开始了：他们先是向场院中央的老人挑衅，扇他们耳光，再砍掉他们的双臂，又割掉他们的脑袋，然后把刀插在战神雕像的鼻子上;他们包围了神庙的出入口，不放过一个人。
鲜血在地上流淌，人们绝望地叫喊……愤怒的阿兹特克人开始反击。
但西班牙人把他们的国王莫特库索马戴上脚镣，押到皇宫阳台上，让他命令他的人民投降。
于是，人们朝他投掷石块——国王被活活砸死了。
此后，国王的弟弟登上王位，他带领阿兹特克人继续围攻西班牙人。
一周后，在一个的夜里，西班牙人弃城仓皇逃跑。
这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悲惨之夜”，据统计，西班牙人在战斗中共死亡了800多人。
获胜的阿兹特克人俘虏了一些西班牙士兵，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正当阿兹特克人庆祝胜利之时，灾难却悄悄降临。
在西班牙战俘中，有几个是天花病毒的携带者。
到公元11至12世纪，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天花开始在欧亚大陆蔓延。
同时，大量的亚洲移民和非洲朝圣者及商人跨越撒哈拉大沙漠，又把天花带到了非洲。
天花在欧洲曾多次爆发，在天花肆虐之后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多少都具有一些免疫力。
而印第安人则不然，他们历代祖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疾病，所以自然对天花不具备任何抵抗能力，从而大批大批地倒下了。
当时，欧洲人得天花的死亡率是10%，而美洲印第安人由于第一次遭遇天花，死亡率竟然高达90%。
就这样，蔓延了60多天的天花，夺去了许多墨西哥人的命，其中包括他们的新国王。
然而，阿兹特克人悲惨的故事还在继续，还在向纵深发展。
1521年，科尔特斯卷土从来，他惊讶的发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西班牙人所见到的是遍地无人掩埋的尸体——天花病毒杀死了大量的阿兹特克人。
当时在场的一位传教士曾这样描述：“在一些地方满门皆灭，死者太多，以至无法全部掩埋。
”见到同伴大批倒下，而西班牙人却地活着。
迷信的阿兹特克人因此惊慌失措地认为是西班牙人信仰的上帝比他们信仰的神更有神力，所以他们相信了这场灾难是上帝的安排。
于是，活下来的印第安人从此顺从地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
另一个印第安部落——南美的印加部落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数百名西班加人在攻打印加部落的过程中，把天花带到了南美，造成了南美印第安人大批死亡。
天花在美洲继续流行了数十年，导致约2000万到3000万印第安人死亡，也导致了整个印第安文明的衰落。
1518年：Hispaniola岛(今天的多米尼加和海地)，天花杀死了当地50%的原住民。
1519—1520：天花肆虐危地马拉。
一名印第安幸存者记下了这样的话：“一半人逃离家园，狗和秃鹫啄食着尸体。
” 1520—1527年;在墨西哥、中美、南美，天花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
1527—1530年：天花抵达，国王Huayna Capac和20万印加人死亡。
1560年：巴西再次爆发天花，印第安人死亡惨重，葡萄牙人甚至找不到人来收割甘蔗。
1617—1619年：北美东北海岸，天花杀死了当地90%的印第安人。
1630—1635年：一场天花席卷安大略地区的Huron，约10万人死亡。
1634年：丹麦商人将天花带到了今天的康涅迪格州，95%的当地印第安人死亡，这场瘟疫一直传播到了今天的加拿大。
4.艾滋病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引起。
HIV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
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T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
因此，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病死率较高。
HIV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8～9年，患艾滋病以前，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多年。
艾滋病的起源 最初艾滋病的起源，传说是非洲民主刚果一种黑猩猩身上有原始的艾滋病毒。
当地黑人有引用和将猩猩血注入体内的习惯，据说这能提高性能力。
由此艾滋病毒从猩猩身上传入人类! 但现代医学证明，虽然这种黑猩猩身上的病毒和艾滋病毒非常相似，但仍有较大不同，顶多算是艾滋病毒的远亲。
这种原始病毒并不致命，至于是否能传染给人更是无法确定。
所以，黑猩猩是艾滋病的源头，这个学说今天也不能成立。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消息称洛杉矶爆发了一种异常的肺炎。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30年前，人们认为艾滋病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
30年后，对抗艾滋病要走的路仍然很长，但随着社会了解的增加，人们看待爱滋病人的目光则更温柔。
它的最开始是静默的，茫昧的。
1959年，一名刚果籍男子死于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
后对该男子的血液标本分析认定为第一例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意外发现的两个医学样本使得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来源，艾滋病传播有百年历史。
这两个样本是50年前在刚果收集到的，当时刚果是法属殖民地。
1998年，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一个1959年收集到的血液样本。
紧 接着，在2008年时又发现了另一个含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样本，该样本是1960年从一位女性的淋巴腺收集到的。
由于独立的进化历史，这两个样本中的病 毒之间有些微妙的不同。
在对它们建立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位祖先身上进化而来的，始于1902到1921年之间，这意味着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至少在人群中存在如此之久了。
基因序列还显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从非洲传播到海地——可能是在1960年，现今的刚果共和国从比利时独立后不久， 并在1969年左右传播到美国。
对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保罗-夏普看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之所以在70年后才被检测出来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如果符合指数曲线的话，1960年非洲中西部的感染者可能是4000例。
图森亚利桑那州大学的迈克尔-沃罗贝，就是发现这两个样本的研究人员之一。
他说：“发现那些样本确实是需要运气，但同时也要耗费时间、精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那么久都没有被发现是有其他原因的。
艾滋病从感染到表现出症状的时间长达10年，而且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通过其他感染病致死的。
在一些地区，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许多的致命性疾病都是很普遍的，知道有一部分人死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只是后见之明。
沃罗贝说，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非洲传播了70年却未被注意到，而是1969年到1981年之间，美国一直没有发现这种病毒。
从传播的指数速度来看，在1981年报道首个病例时，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100，000。
“一个病例高达100，000的发达国家，花了12年才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现该病毒也是不足为奇的，”他说，“过去30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史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 1981年1月的一天，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一间地下办公室里，刚进屋的研究员对大伙说：“那个实习医师有个奇怪的病人。
”这句话引起了33岁免疫学助理教授迈克尔·戈特利布的注意。
病人的名字也是迈克尔，是个31岁的高大帅气的男模，为了公开同性恋身份搬到洛杉矶，因不明原因的高烧和体重减轻住院。
检查发现他的免疫系统非常糟糕，就像是一个刚经历了一轮残酷化疗的癌症患者。
而问题是，他并没有患癌症，也没在化疗，甚至在此之前，一直很健康。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戈特利布诧异地说。
戈特利布所在的免疫小组每天都去看迈克尔。
五天后，在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克出了院。
但一周后，他又因高烧重回医院。
这次的病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这是一种极罕见的肺炎，通常会出现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
这个神秘病例在医学圈很快散播开来，同行们都知道戈特利布在关注这个病人，于是陆续有人告知戈特利布助教，还有4个类似的病人。
这么短的时间内，洛杉矶就出现了5个相似的病例，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戈特利布和同事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该刊物编辑建议他们有必要直接联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CDC当时并没有发现全国范围内有其他异常情况，不过还是邀请戈特利布他们写一份《发病率与病死率周报》(MMWR)报告。
1981年6月5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这篇报告，描述了洛杉矶5名年轻健康的同性恋男子被诊断患上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事件。
不过这篇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但是，这一天是重要的，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几周后，事态发生了变化。
另一篇报告报道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有PCP和一种非同寻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
这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等媒体都争相进行了报道。
1981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的文章。
12月11日，《邮报》发表了《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一文。
仅从题目，就可直接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倾向——这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
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所面对的事态，几乎一无所知：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治疗，或者到底该怎么称呼? 在这些最早的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报道中，并没有对AIDS症状的详细描述，关于这个疾病的许多方面，都是在数年后才慢慢为人认知的。
同样，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该病的发生人们也无从知晓。
发现了第2、3例病例的乔尔·韦斯曼医生当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感到在他们身后或许还有更多人将生此病。
”或许，让韦斯曼医生也想象不到的是，30年后，这场疫病会发展成全球感染六千万人(并在持续增长)，并造成至少二十五万人死亡的世界性传染病。
跟所有重大疾病始现时一样，人们的最初担忧源自对新病种的未知和猜测。
在一切没弄明白之前，担忧是隐约的，恐慌局限于小范围之内，公众是沉默的。
艾滋病的治疗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缺乏根治HIV感染的有效药物。
现阶段的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和持久的降低病毒载量;获得免疫功能重建和维持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本病的治疗强调综合治疗，包括：一般治疗、抗病毒治疗、恢复或改善免疫功能的治疗及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的治疗。
1.一般治疗 对HIV感染者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均无须隔离治疗。
对无症状HIV感染者，仍可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应根据具体病情进行抗病毒治疗，并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
对艾滋病前期或已发展为艾滋病的患者，应根据病情注意休息，给予高热量、多维生素饮食。
不能进食者，应静脉输液补充营养。
加强支持疗法，包括输血及营养支持疗法，维持水及电解质平衡。
2.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治疗是艾滋病治疗的关键。
随着采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抗HIV的疗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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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顿湖战役的详细经过是怎么样的？最后谁赢了
巴拉顿湖战役是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
战役的结局是，完全打破了德军统帅部在苏德战场南翼阻止苏联红军进攻的企图。
德军的进攻于3月5日夜间开始，首先由巴拉顿湖以南地域向考波什堡，从德拉瓦河地区向北分别实施辅助突击。
3月6日晨，德军正如苏联红军所预料的那样，对防守在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实施了主要突击。
德军集中了强大的装甲突击集团(个别方向每公里正面有50—60辆坦克)，企图分割苏联红军，并向多瑙河挺进。
苏联红军以不间断的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对付德军突击集团的猛攻。
在3月6日一天之内，空军第17集团军即出动358架次，其中227架次是对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实施突击。
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一经判明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当即加强了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的防御。
各快速预备队被调到谢赖盖耶什以南预先构筑的防御地带。
第27集团军务兵团占领了韦伦采湖至沙尔维兹运河地段。
为了加强南翼，从方面军预备队抽调步兵第133军集中到佩奇地域。
德军在进攻第一天以惨重伤亡的代价，才在主要突击方向楔入苏联红军沙尔维兹运河以西防御约2公里，楔入谢赖盖耶什地域的防御约3—4公里。
第57集团军及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同样顽强地抗击了在巴拉顿湖以南和从德拉瓦河各登陆场进攻的德军。
3月7日，交战更加激烈。
约有2个步兵师和170余辆坦克在第26集团军地带内进攻。
近卫骑兵第5军和从其他方向调来的炮兵兵团奉派前去加强第26集团军。
由于实施这一机动，谢赖盖耶什以东集中了拥有160门火炮的炮兵集团。
德军的进攻速度进一步降低了。
它在韦伦采湖以南和沙尔维兹运河以西仅推进2—3公里。
在以后几天中，德军统帅部不顾巨大损失，继续增兵。
3月8—10日，将3个坦克师(坦克第2师、党卫坦克第9师、坦克第3师)投入战斗，3月14日，最后的预备队坦克第6师也进入了战斗。
激烈战斗持续了10昼夜，双方参战兵力超过8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2500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约1300辆、飞机1800余架。
德军仅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即楔入苏联红军韦伦采湖以南的防御12公里楔入沙尔维兹运河以西的防御约30公里。
德军损失了4万余人、约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00门火炮和迫击炮，被迫于3月15日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到3月16日，德军已损失近4万人，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被击毁或失去战斗力，损失各型火炮约600门。
德军的损失不光是大约50%的装甲兵力，其剩下的兵力在10天的激战后，大多也精疲力竭了。
苏军的坦克部队却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3月6日到15日，苏军共损失32899人，其中阵亡和失踪8492人，受伤24407人，苏军坦克损失大约在50辆左右。
在即将到来的苏军攻势中，在坦克上苏军将占3：1以上的优势。
在苏军发动反攻的前夕，德军开始逐步转入防御，但由于苏军的反攻过于迅速，德军的防御体系远未完成，许多部队只来得及构筑了一些野战工事。
在兵力部署方面，多瑙河南岸混合部署着德国第六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三集团军，从多瑙河南岸开始由北向南是匈牙利第23师，德国第711国民掷弹兵师，第96步兵师，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匈牙利第二装甲师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骷髅”师和“维京”师)，再南面就是参加德军攻势的第三装甲军。
面对德军防线，苏军的进攻计划如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部署在多瑙河北部的第53集团军和第七近卫集团军(隶属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普列夫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支援下，将进攻德国第八集团军右翼部队，位于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负责突破从多瑙河以南，德国第四党卫军装甲军防守地域以北的德军防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抽调第46集团军10个步兵师中的3个师去和德国第711和96师以及匈牙利第23师对峙，第46集团军其余7个师和第二近卫机械化军则与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相对峙。
在第一线苏军身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但集中了他的炮兵主力，而且部署了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18近卫步兵军和第75军共6个师，这样也就意味着苏军将13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军攻打仅有1个匈牙利师防守的地段。
苏军总的计划是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6日首先发起进攻，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7日跟进，当突破德军防线后，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主力将挺进捷克斯洛伐克，而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和第二乌克兰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进军奥地利。
对于苏军的这次攻势，德国情报部门未能得到任何消息。
到16日，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突然开始进攻。
但尽管取得了突然性，苏军的攻势进行得并不顺利，那些阻碍德军进攻的路况问题现在也开始影响苏军的进攻，而担任防御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军和匈牙利第二装甲师的拚死抵抗，使得苏军在第一天的攻势中几乎没有任展。
17日，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第46集团军开始进攻。
在这里苏军比较顺利，虽然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苏军仍然在第一天就突破了防线，德军软弱的反击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与此同时，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势仍然进展缓慢，苏军和德军对于每个阵地都反复争夺，直到18日晚上，苏军才勉强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突破口并不大，而且德军仍占据着相当数量的阵地，继续可抵抗。
19日，拥有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提前投入战斗。
这个最后的重击终于超出了骷髅师和维京师的承受能力，德军防线就在这一天被突破了，匈牙利部队开始崩溃，他们成连、成营、成团的放下武器投降了。
当第一党卫军装甲军于20日赶到时，德军的反击被击退。
迪特里希将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苏军的攻势，使得尽可能多的德军撤回奥地利而已，但惨重的损失是不可避免了，许多部队甚至是徒手逃入奥地利。
对于党卫军的惨败，希特勒失望到了顶点。
3月27日，希特勒下令阿道夫·希特勒卫队装甲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取下带有他名字的袖章，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了!“ 巴拉顿湖战役是以一个方面军的兵力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方向上出色地组织和实施战役防御的范例，是大胆地机动预备队和第二梯队的范例。
对坦克防御的样式已臻于完善，它包括组成营防坦克枢纽部的各连支撑点，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坦克地域，各兵团和集团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兵预备队和快速障碍设置队。
在巴拉顿湖战役中，使用包括高射炮兵在内的全部炮兵和航空兵同坦克作斗争，是一个特点。
由于实施了机动，个别方向的火炮密度每公里正面已超过160—170门。
战斗航空兵在10天内出动5277架次，其中50%是强击机。
坦克和自行火炮通常用于在敌坦克可能冲击的方向设伏。
此外，坦克自行火炮部队还作为快速反坦克预备队行动。
在扼守战术防御地幅的战斗中，方面军第二梯队及预备队被用来加强第一梯队。
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和集团军防御地带都由军队预先加以占领。
而方面军预定用于进攻的那一部分军队，没有参加防御战役。
巴拉顿湖战役的胜利结束，使苏联红军能在3月16日无需间歇就实施维也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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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农民起义的详细经过？最后结果如何
第一阶段(1667-1669年)拉辛进军伏尔加河和里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属于第一阶段。
就其形式和目的而论，这次进军无异于哥萨克抢劫财物的“掠夺性”远征，但俄国南部和东南部阶级斗争急剧高涨，从根本上改变了进军的内容和规模，使哥萨克的军事行动大都具有反政府和反封建性质。
除1667年春在顿河上游由哥萨克下层和逃亡农民组成的拉辛部队(人数有时超过2000人)之外，亚伊克哥萨克军、射击军，还有顿河哥萨克的一些较小的队伍、奴仆和逃亡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运动。
这些队伍有些是单独行动，其余皆投奔拉辛。
1667-1669年，起义军在与政府军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阶级倾向：他们处决地方行政官吏、沙皇军队的指挥官员、封建主和富商，分发他们的财产，开狱释放囚犯等。
在军事方面有三点十分重要，在1667-1669年的军事行动中，起义军骨干已经形成，选拔了起义军各级首领，并筹备进军俄国腹地所必需的物质和军事资源。
取得了与政府军大部队作战和夺取伊朗拉什特、法拉哈巴德以及古里耶夫等要塞的经验。
拉辛于1669年11月返回顿河，在顿河岸边卡加利尼克镇附近一个岛上开始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1670年年初-1670年9月初) 这个阶段斯洛博达乌克兰和扎波罗热极端贫穷的(“赤贫”)哥萨克、农民和俄国南部和中部各县的逃亡农民、市民、奴仆，纷纷投奔到拉辛起义军。
1670年春，拉辛实际上夺取了顿河地区的政权，镇压了哥萨克缙绅和富裕哥萨克的抵抗。
拉辛处死沙皇派赴顿河刺探起义部队意图的使臣叶夫多基莫夫，是公开反政府的行动。
拉辛主动与扎波罗热赛切和右岸乌克兰的督军多罗申科保持联系。
1670年5月初，拉辛的部队移防潘申镇，乌斯派重兵投奔其麾下。
进军“罗斯”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拉辛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给“黎民百姓”自由，杀“——贵族、督军和衙门官吏”的口号，作出了“进军伏尔加，再取罗斯”的决定。
1670年5月14日，起义军(7000多人)进至伏尔加河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附近，5月15日包围察里津要塞。
市民和当地射击兵士把该城献给了起义军。
接着，起义军又击败了前来增援贵族、督军的莫斯科射击军的一支大部队。
但是，位于后方的阿斯特拉罕尚未夺取。
起义军大会决定夺取该城，遂将溯河而上进军罗斯，推迟到农民收完庄稼之后进行。
拉辛为确保起义军基地察里津，保障与顿河的联系畅通，并为日后沿伏尔加溯河北上，留一支相当大的守军(约2000人)防御察里津。
拉辛率大部起义军(7000人，由顿河流域的起义军、伏尔加河流域的“普通”工人和察里津市民和射击兵组成)，乘船南下阿斯特拉罕。
骑兵则由舍卢佳克大尉、叶列梅耶夫大尉率领沿伏尔加河岸的山地开进。
6月6日，起义军在黑亚尔附近与利沃夫公爵的沙皇军队(约5000人)遭遇。
拉辛派哥萨克乘8艘平底船前往侦察，主力隐蔽待机，迫敌投入战斗。
战斗刚一开始，大部分射击兵和士兵即倒戈投到起义军方面，几乎所有的军官均被处死。
射击兵大量投奔起义军，为沙皇部队公开加入起义奠定了基础。
黑亚尔之战对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6月19日，拉辛部队兵临阿斯特拉罕城下。
督军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拒绝了交出该城的建议。
为攻取该城。
拉辛将起义军分兵八路，由拉辛和乌斯分头率领。
起义军主力在库图莫夫卡河畔集结，等候夜幕降临。
起义军(8000-1万人)与盼望着拉辛解救他们的当地居民取得联系，遂于6月21日夜间开始对坚固的要塞(有两道石砌围墙、要塞炮500余门、守军1.2万人)发起攻击。
由于社会下层群众(城市贫民和“普通”工人)的积极支援，6月22日午前要塞即被攻克。
相当多的普通射击兵和工商平民没有对拉辛的起义军进行抵抗。
根据有阿斯特拉罕居民参加的起义军大会的判决，许多行政官吏、督军、贵族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分掉。
起义军焚毁沙皇公文卷宗，并建立以乌斯和起义军及当地居民代表为首的哥萨克式的市政自治机构。
7月，起义军积极改编和补充部队，准备北征，吸收缺乏军事素养的“普通”工人和“流浪人”以及阿斯特拉罕的射击兵和市民参加起义部队，以接替留守阿斯特拉罕的老拉辛起义军战士为核心的守军(2000人)的防务。
起义军编为千人团、百人队、十人队。
当开出阿斯特拉罕时，部队总兵力为1.1-1.2万人，其中约8000人装备火器，其余均使用冷兵器(镖枪、马刀)，炮兵装备波斯远征遗留的火炮和起义军在黑亚尔附近缴获的野炮。
起义军弹药充足，多为在阿斯特拉罕缴获的弹药。
1670年7月，起义军开始沿伏尔加溯河北征。
8月4日抵达察里津，当日召开起义军大会，最后通过以主力沿伏尔加河远征莫斯科的计划(原定入冬前攻下喀山)，并拟定了从顿河上游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实施辅助突击的计划。
8月7日，起义军(1万人)由察里津出发，8月15日兵不血刃进入萨拉托夫，市民捧着面包和食盐热情迎接起义军，一周后，进占萨马拉。
9月4日，起义军进抵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
该城是由鹿砦防线环绕的坚固要塞。
米洛斯拉夫斯基率4500人(包括莫斯科射击兵、当地射击兵、莫斯科精锐团士兵、当地封建武装，工商平民除外)在此设防。
8月31日，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率骑兵部队(2个雇佣骑兵团和伏尔加河流域各县的封建民团)，由萨兰斯克驰援该城，配合守军作战。
9月6日，部分射击军士兵和工商平民把起义军放进辛比尔斯克的尖柱城堡。
巴里亚京斯基企图夺回尖柱城堡，但未得逞。
拉辛部队几乎全歼撤向喀山退却的巴里亚京斯基的部队，并攻占辛比尔斯克大部，包围了躲藏着颇大一部分守军(近4000人)的内城。
但4次强攻均未奏效，牵制了拉辛军队主力。
第三阶段(1670年9月初-1671年2月) 这时，起义已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扎沃尔日耶、坦波夫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的广大地区，这些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比较发展的地区。
同时，俄罗斯中部许多县(图拉、叶弗列莫夫等县)也有小股起义军活动。
农民骚动已席卷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许多县份。
拉辛呼吁给黎民百姓自由的“具有诱惑力的文告”传遍了全国各地直至西部边界各县，阶级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城乡普遍建立了哥萨克式的自治机构。
起义军夺取了约25座要塞。
截至10月中旬，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皆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
他们与沙皇讨伐军进行40余次大规模战斗。
数千俄罗斯农民、奴仆、中下层市民、“招募”公职人员、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摩尔多瓦、鞑靼、楚瓦什、马里等族)参加战争，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并涌现出许多有才干的军事首领(如阿尔马凯、博利亚耶夫、卡拉丘林、穆马林等)。
镇压农民战争需要动员大批军队。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统率的讨伐军编有精锐部队——莫斯科团、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精锐步兵团、莫斯科射击军6个团、莫斯科城郊和乌克兰各县贵族义勇军、斯摩棱斯克贵族武装。
1671年1月，对起义军作战的军队共有3.2万余人。
1670年9月15日，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率大批军马(“外国编制”骑兵和步兵、炮兵)由喀山出发驰援辛比尔斯克内城被围沙皇军队，沿途与起义军交战4次，直至10月1日才逼近辛比尔斯克。
1670年秋，许多起义队伍在伏尔加河流域活动。
9月16日，奥西波夫的部队攻占了阿拉特里，接着又攻占了库尔梅什、亚德林和瓦西里苏尔斯克诸城。
这时，哈里东诺夫和其他统领的部队在辛比尔斯克以西活动。
9月19日，他们攻克萨兰斯克，接着又占领奔萨，哈里东诺夫与费多罗夫两军在此会合。
10月，起义军连克纳罗夫恰特、上洛莫夫、下洛莫夫，克连斯克、捷姆尼科夫和卡多姆，并包围集中在沙茨克地区守卫通往莫斯科要道的大量沙皇部队。
邻近各县也爆发起义。
起义军经10天围攻，占领马卡里耶夫修道院。
起义烽火席卷了下诺夫哥罗德、库尔梅什、亚德林、齐维利斯克和切萨雷各县。
10月1日，伊万诺夫(舒姆利夫)领导的起义军占领科济莫杰米扬斯克，在此建立了波诺马廖夫部队，他们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林区(加利奇县)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讨伐军(9月26日)被迫在阿尔扎马斯停止前进，在那里，发起攻击的起义大军从包围了多尔戈鲁科夫部队。
但由于沙皇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上居优势，各起义部队行动又不协调，致使起义军于9月底至10月初在阿尔扎马斯附近连续4次交战皆遭失败。
9月末，在辛比尔斯克附近就连拉辛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内部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员数额虽有增加(超过2万人)，但战斗素质却大为下降。
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士兵大量减员，所补新兵(俄罗斯农民、市民、奴仆、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各族新兵)，既无武器装备，又缺乏实战经验和组织纪律。
坚定的阶级意识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只能部分地弥补军事训练上的不足。
10月1日，起义军与进抵辛比尔斯克的巴里亚京斯基公爵部队接触，初战顺利，但因沙皇军队炮兵居于优势而终遭失败。
战斗中拉辛两处负伤(头部和脚部)，一度使起义军军心涣散。
结果巴里亚京斯基攻进辛比尔斯克，于10月3日与米洛斯拉夫斯基会合。
当日傍晚，政府军合击在尖柱城堡设防的拉辛部队。
起义军用一部兵力击退敌军进攻，夜间突然调动精锐部队强攻内城。
然而沙皇军队于10月4日在辛比尔斯克城下最后挫败起义军。
拉辛部队乘船沿伏尔加顺河而下，撤至顿河对岸。
10月14-17日，沙茨克附近发生激战，其他起义部队也被击溃。
10月22日，在穆拉什基诺(下诺夫哥罗德县)一战，尽管起义军英勇抵抗，最终仍然战败。
10月底，沙皇军队在多尔戈鲁科夫统一指挥下转入进攻。
辛比尔斯克解围后，巴里亚京斯基部队直捣辛比尔斯克防线。
11月，沙皇军队经数次大规模战斗，占领阿拉特里。
政府军向萨兰斯克推进途中多次与起义军进行激战，1个月后才夺取该城。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部队在喀山西北对起义军作战，起义军所占城市务需强攻方能夺取。
11月，起义军企图在这一地区转入进攻，重新占领科济莫杰米扬斯克。
直至12月，政府军才在苏拉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重要中心地带挫败起义军的抵抗。
11-12月，多尔戈鲁科夫主力先后将捷姆尼科夫和卡多姆两县起义镇压下去。
希特罗沃部队由沙茨克向克连斯克推进。
12月13日，沙皇军队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地区追上并击溃了波诺马廖夫部队，12月20日，起义军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奔萨陷落。
在这一时期，起义席卷了坦波夫一带地区，而且持续时间最长。
1670年9月，起义军首次包围坦波夫。
10月，梅谢里亚科夫率坦波夫士兵和哥萨克举行起义，再次包围坦波夫。
11-12月初，起义军第3次强攻该要塞。
沙皇军队重兵来援，迫使起义军退入森林。
哥萨克部队由霍皮奥尔河赶来增援。
12月4日，起义军巧妙设伏，一举击溃政府军先遣部队2000人，并再度包围坦波夫。
到1671年1月底，多尔戈鲁科夫派重兵力驰援该城，才使沙皇军队处于优势地位。
2月3日的一场激战中，起义军彻底失败。
清剿伏尔加河流域农民战争策源地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671年春。
斯洛博达乌克兰武装斗争的规模较小。
9月9日，科尔切夫率一支不大的起义部队占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尔后在该市军民帮助下，又占领奥利尚斯克。
几切尔卡舍宁部队沿北顿涅茨河北征进展顺利。
10月，起义军依靠盐场“普通”工人和乌克兰普通哥萨克连克莫亚茨克、察廖夫-鲍里索夫、兹米耶夫、丘古耶夫等要塞。
科萨戈夫重兵讨伐以及当地哥萨克缙绅相继背叛，迫使起义军退却。
11月初，他们在莫亚茨克附近遭到惨败。
至1671年春，此地的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据不完全统计，讨伐军杀害1.1万余人。
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
第四阶段(1671年3-11月) 此时起义军仍控制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和顿河流域部分地区。
拉辛的失败使哥萨克缙绅公开采取敌对行动，促使动摇不定的哥萨克转到他们的阵营。
1670年12月，拉辛的拥护者在切尔卡斯克被杀，拉辛在卡加利尼克镇的驻地亦遭袭击。
政府向顿河哥萨克缙绅许诺：如交出斯捷潘·拉辛和弗罗尔·拉辛兄弟二人并积极参加镇压起义，就可得到宽恕。
1671年4月，由于以军事统领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哥萨克诸缙绅的部队进行第二次征讨，拉辛被俘，并被押赴莫斯科，经法庭刑讯和审判，于1671年6月6日被处死。
然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着。
1671年5月，舍卢佳克和康斯坦丁诺夫率起义大军由阿斯特拉罕出发再次北征。
起义军对辛比尔斯克进行3次强攻，均未奏效，6月初返回阿斯特拉罕。
8月底，沙皇军队(近3万人)包围阿斯特拉罕。
尽管粮弹不足，起义军民仍英勇抵抗达3个月之久。
城防首领舍卢佳克谈判时受骗被扣，沙皇许诺宽恕起义军民，因而阿斯特拉罕才在11月27日不战而降。
沙皇政府却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从1672年夏开始刑讯和屠杀起义军民。
最初，沙皇政府低估拉辛起义的力量和规模，只派少量军队去镇压。
在起义军节节胜利，战争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后，政府才动员和投入大批军队镇压起义军。
沙皇军队在军事学术上的表现，是力图在起义军主要突击方向造成兵力兵器优势。
在同起义军作战中，沙皇军队的指挥官采取了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
例如根据督军们的指令，在战场大批杀害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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