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狄：从多领域推动法国汉学繁荣发展-千问网

【千问百科解读】

转自：学习时报

　　长期以来，法国学者在海外汉学研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诸多声名赫赫的法国汉学家中，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年）是较为特殊的一位。考狄不仅是汉学大师沙畹、马伯乐等人的引路人，还编撰了享誉中外学界的西方汉学目录学奠基之作《西人论中国书目》，创办了有100多年历史的权威汉学期刊《通报》，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汉学推广等多个领域，为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空前繁荣乃至推动西方汉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19世纪下半期，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革，成为外商眼中的重要市场。1869年，在经商的父亲的劝说下，20岁的考狄放弃了在法国文献学院的就读机会，前往上海的美商旗昌洋行供职，以便熟悉中国商业、社会环境。然而在华期间，相较于频频出席各类社交场合，更令考狄感兴趣的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图书的整理工作。1871年，考狄接受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荣誉馆员职位，次年便为该馆编写了第一部完整的馆藏书目，为当时在华从事亚洲研究的外国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利用工作之便，考狄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大口岸城市，自称有“藏书癖”的他，购买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珍本古籍。可惜的是，这些书籍在被运回法国的途中因轮船遇险尽数沉入海底，成为考狄终生的遗憾。虽然未能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但是在华期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仍为考狄日后继续从事文献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时代的巨变之下，为谋求自强，清政府在1877年派遣首批船政留学生赴欧洲学习。考狄应时任福州船政局正监督日意格之邀充任学团秘书，此后约4年间，他随中国学团遍访欧洲，为中国学子的生活、学习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项工作在1881年结束，但考狄与学团人员的友好关系却得以延续。据学者研究，1897年，考狄在巴黎热情接待了曾经的学团成员马建忠并与之畅谈。此外，在马建忠、罗丰禄等人去世后，考狄为之撰写的悼词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正是因为10余年与中国的深入接触，考狄比绝大多数的汉学家都更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因此即便目睹了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之扰的局面，他仍坚定地说道：“我对这个伟大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四千多年来，这个民族的历史从未间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在远东、在世界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擅长汉学文献学研究。从1869年抵华到1881年回归法国，10余年与中国紧密关联的人生经历，让中国研究成为考狄学术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虽然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但考狄凭借自身深厚的文献学素养，在搜集和整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资料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其中以《西人论中国书目》最具代表性。《西人论中国书目》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汉学书目，主要收录了从16世纪到1924年用欧洲语言写的所有汉学文献，其中有70000条涉及中国主题的分类目录。这部书目把西人研究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和论文以及中国古代名著的译文分类列目，较全面地反映了早期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状况，被赞为“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对此书的编补工作贯穿考狄的一生，直到他去世当年仍在为之撰写索引。作为西方汉学目录学的奠基之作，《西人论中国书目》至今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是许多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案头必备书目。

　　考狄的另一代表作《中国通史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虽以史论的形式呈现，但因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完全取自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一书，而冯书是对《通鉴纲目》满文译本的法译，疏漏较多，这导致考狄此书作为一部中国通史的价值并不高。但若从文献资料的角度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以中华文明起源为例，考狄首次将彼时盛行于西方学界的各类中华文明西源说悉数搜罗列出，在分析和比较中发现其各自的缺漏，从而判断“（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史前史研究还未真正展开”。从整体情况的呈现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与西方关系部分的写作中，考狄对比运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材料和与中英、中法关系相关的近代文献材料，其丰富和全面程度为前人所远不能及。因此，将《中国通史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视作一部史料汇编，或许更能发掘出其真正的价值。

　　法国汉学繁荣的幕后功臣。除个人研究外，考狄在汉学人才的发掘、引导和专业期刊创办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法国汉学在20世纪上半期取得空前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在汉学研究的材料、内容、方法等多方面的开创之功，沙畹被誉为“西方汉学第一人”。初涉汉学研究时，沙畹本欲从中国哲学开始其汉学道路并就此询问考狄，是后者结合学界当时的研究情况，提醒他理雅各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已有相当的成就，劝说沙畹“最好还是从事当时被忽视的历史研究，例如从二十四史中选择一部翻译出来并对其进行全面评论”，沙畹遂由《史记》译注入手逐渐开辟了西方汉学研究新局面。此外，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大师都曾受到过考狄的教导，马伯乐更将考狄视为自己“远东研究的启蒙者和导师”。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关注与日俱增，考狄有意创办一份专门发表远东地区研究的期刊来展现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1882年，他首作尝试，在勒鲁出版社创立发行了《远东杂志》。该杂志内容涉及汉籍译介、传教士书信以及各类专题研究，成为远东研究者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但终因资金短缺和汉字排版印刷的困难而停刊。然而考狄并未就此放弃这项志愿。以填补“远东民族研究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为目的，1890年他联合莱顿大学教授施古德共同创办了专业汉学期刊《通报》，刊发有关中国及曾经的汉文化圈辐射国家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自创办以来，考狄先后与施古德、沙畹、伯希和合作担任《通报》主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将这份刊物逐渐打造成汉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时至今日，《通报》仍由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定期发行，在各国中国学研究者间享有盛誉。无怪乎伯希和曾言“创立和维系《通报》，或许是考狄为东方学的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