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元朝-察合台汗国
西北宗藩的兴衰 初识西北诸王的史籍，总让人联想到那片辽阔的西域草原，那里曾是成吉思汗麾下铁骑驰骋的舞台。
钦察、伊利、窝阔台、察合台，这些汗国统治者，在元朝的文献中被冠以西北诸王之名，他们名义上臣服于元朝皇帝，自诩为宗藩之国，但手中的权力却远比今日国家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带着一种半独立甚至完全独立的意味。
这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称谓，更折射出蒙古帝国版图的广袤无垠，以及其庞大版图内部，彼此微妙而又紧张的关系。
蒙古贵族的武力扩张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他们与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
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蒙古牧民也踏上了前往这些西北宗藩的迁徙之路，他们带着家园的记忆，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
西北诸汗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画卷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深深烙印在中国史、蒙古史以及西北民族的历史之中。
这个汗国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察合台的封地逐步发展壮大。
他与继位者们不断蚕食大汗的领土，使得兀鲁思逐渐走向半独立的状态，最终成为一个横跨广袤土地的强大势力，从中亚到西北地区，都留下了他们深刻的影响。
那时的蒙古帝国正处于扩张的高峰期。
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吞并乃蛮后，便开始了对诸子的分封。
史料记载，察合台最初分得八千户的隶民，但也有记载显示为四千人，其中包括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宏吉剌忒千户。
他的封地最初位于今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
西辽的覆灭和蒙古西征的胜利，迅速扩大了蒙古帝国的版图。
成吉思汗又为年长的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划定了新的封地。
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记载，更是将察合台的疆域描绘得更为清晰：他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那是畏兀儿以西广袤的草原地带。
成吉思汗西征之后，察合台便留守西域，镇守回回之地，成为了元朝重要的亲贵诸王。
他的封地与戍守之地紧密相连，逐渐在西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势力。
正因如此，察合台汗国才得以日后发展成为与其它蒙古汗国抗衡的强大力量。
西域的绿洲农耕城郭，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定居民族聚居在那里，财富如同泉水般涌现。
按照蒙古人古老的习惯，这些地方的收益应当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
具体的方式是将这些地方的民户按比例分配给各支亲贵。
波斯史家瓦撒夫的记载显示，阿姆河以北的城市不花剌，编民有1.6万人，其中五千人属于拔都，三千人属于拖雷的妃子唆鲁禾帖尼，剩余的八千人则被称为大中军，归属于大汗。
除了宗亲诸王，因战功而被授予封邑的蒙古将领也络绎不绝。
例如，忽必烈大将伯颜的祖父阿剌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忽禅，即忽毡，是牙剌瓦赤的驻地，如今便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忽毡市。
《元史》中记载，镇守撒麻耳干的，是契丹人耶律阿海父子；耶律楚材则提到，镇守不花剌的是女真人蒲察元帅父子。
来自波斯文史料的信息，则记录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父子，以及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臣哈扎儿不花（Khazar-Buqa）、丞相大夫（Ching-Sang-Tai-Fu）和不花脱沙（BuqaTusha）等。
而中亚东部草原地区的城市，如阿力麻里等地，则设有达鲁花赤。
察合台的儿子禹儿惕和他的军队驻扎在中亚，但他却以皇子的身份出任西域镇守，而中亚城郭绿洲的统治权，始终掌握在大汗手中。
成吉思汗去世后，察合台野心膨胀，想要吞并元朝在西域的辖地。
据《史集》记载，在窝阔台时代，察合台竟擅自发令，变动了阿姆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被指派镇守当地的大臣牙老瓦赤立即上报，太宗斥责了察合台，并命其说明原委。
这件事折射出，即便察合台贵为出镇西域的皇兄，也无权干预朝廷辖区的政务，也暗示着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
太宗时代，除了牙老瓦赤、丞相大夫等朝廷命官治理中亚的城郭农耕之地，察合台王府也另有一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大臣是伐阇罗（Vazir）、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kaki）。
伐阇罗的经历颇为传奇，他最初只是一个被蒙古军掠至中亚的汉地文人，在一位汉医的家中做侍仆，后来因种种机遇受到察合台的赏识，被委以官职，甚至有权擅自处死察合台之子的妃子。
最终，他在察合台死后不久，也难逃一死。
他的经历，从侧面反映了那些被蒙古贵族掠夺至中亚的汉地文人的命运，他们在异国他乡，饱受命运的摆布。
成吉思汗曾将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两个女儿赐予察合台，察合台又将其中一人转赐给了阿迷的。
阿迷的当时主要的政敌是撒迦吉。
撒迦吉最初是受到阿迷等人的推荐才成为察合台的大臣，但他才学出众、学识广博，很快便得到察合台的宠信，从而引发了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
起初阿迷的被免职，后来又官复原职，而撒迦吉则反过来遭到囚禁，最终死在了狱中。
投降蒙古的回回人，如同伐阇罗一样，在蒙古宫廷中的地位同样不稳固，稍有得罪，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成为蒙古贵族争斗的牺牲品。
阿姆河以北的地区，是中亚回回人的经济文化中心，花剌子模王朝统治阶级的战败以及蒙古军的屠杀政策，最终也未能压制住人民的反抗意志。
当年，有记载显示人民奋起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蒙古统治建立后，这片土地成为了蒙古贵族榨取财富的主要对象，人民不仅要承受沉重的军役和徭役，还要面临被掠夺的命运。
最终，1238年，不花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起义。
起义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塔剌比的制筛匠，他利用宗教活动作为掩护，迅速发动了众多群众，很快便控制了不花剌城。
人民响应起来，杀死了许多投靠蒙古人的显贵，幸存者们仓皇逃离。
起义军将塔剌比尊为不花剌的算端。
然而，蒙古军的到来终究难以避免，起义军奋勇抵抗，杀敌近万，但最终还是被击败。
蒙古军下令将不花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赶出城去，准备进行屠杀。
幸好，在牙老瓦赤向窝阔台奏报之后，不花剌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整个蒙古国时代，察合台兀鲁思的汗位继承人都是由大汗指定的。
成吉思汗和元太宗窝阔台都曾指定合剌旭烈为察合台汗位继承人。
1242年察合台去世后，合剌旭烈继位，而1246年定宗贵由即位后，为了扩大自己在蒙古亲贵中的势力，废除了合剌旭烈，另立了抹土干之弟也速蒙哥（Yesü-M.nge）为汗。
贵由死后，拖雷家族在术赤家族的支持下，试图夺取窝阔台家族的权力，宣布立拖雷的儿子蒙哥为帝，是为元宪宗。
合剌旭烈站在了蒙哥一边，而也速蒙哥则支持了窝阔台家族，并与他同谋的察合台系的宗王还有也孙脱和不里等人。
不久，窝阔台后裔宗王以武力反抗蒙哥的企图被发现，也孙脱因此而被囚禁，其他与此有关的察合台后裔宗王贵族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合剌旭烈受命归国执掌兀鲁思，但在途经按台山时不幸死去，蒙哥命其未成年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Shah）即位，合剌旭烈的妃子兀鲁忽乃则被任命为监国。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阿姆河以北地区、忽阐河以东草原、畏兀儿地、忽毡、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汗那等。
随着元宪宗蒙哥的去世，以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争位战爆发，双方都试图通过控制察合台汗国来巩固西域的统治。
忽必烈派遣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国，却不幸被阿里不哥的军队截获，送赴漠北处死。
而忽必烈最终在和林之战中获胜后，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处境恶化，遂派遣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兀鲁思夺位，并为他征集军队和军饷。
阿鲁忽抵达察合台汗国后，驱逐了监国哈屯兀鲁忽乃，自立为汗。
他趁机把为阿里不哥筹集的粮秣军资据为己有，并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冲突，随后又表示归顺忽必烈，得到忽必烈宽容。
这次，蒙古国皇帝首次承认察合台汗国对该地区实际的控制权。
八剌是蒙古国皇帝沿用成吉思汗旧例指派的最后一位察合台汗国汗位继承人。
他运用阴谋手段将木八剌沙赶下台。
此后，察合台汗国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汗位不再由蒙古国大汗指定。
八剌在察合台汗国站稳脚跟之后，力量迅速壮大，将朝廷派驻斡端的大将忙古带驱逐，并在忽阐河沿岸击败了海都。
海都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援助下，重新起兵打败了八剌，使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区局限于阿姆河以北地区。
1269年察合台汗国与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达成协议，确定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察合台汗国。
次年，八剌在海都的支援下渡阿姆河入侵伊利汗国，却在也里城下被伊利汗阿八哈击败，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地区。
八剌不久死去，海都趁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指定察合台后裔聂古伯为汗，不久又立不花帖木儿为汗。
都哇在即位之前已经是一位察合台汗国内部实力强大的诸王，曾先后入侵处于元朝控制下的别失八里和火州，并与海都联合在漠北与元朝展开了反复的争夺。
在大德五年（1301）于金山地区进行的帖坚古山会战中，都哇曾被元军射伤。
帖坚古山会战的次年，海都去世。
都哇暗中向元朝驻守在哈剌和林边境的安西王阿难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表示臣服，请求朝廷罢兵。
成宗同意约和。
获得元廷支持后，都哇与察八儿等聚会，诸王们一致认识到，与朝廷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是自伤祖宗之业。
大德七年（1303）元廷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设置驿路，开关塞，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
蒙古诸汗国之间的议和，与一般的国际和平条约不同，它源自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几个汗国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
自阿里不哥之乱后，各蒙古汗国虽然已经各自独立近半个世纪，但各汗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他们之间的纷争是成吉思汗后裔间的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海都去世后，都哇在元成宗的支持下，逐步削弱并最终灭亡了窝阔台汗国，将阿姆河以北和忽阐河以东的草原统一在察合台汗国之下。
1306年都哇去世，其子宽彻继立，但仅在位两年。
至大元年（1308）宽彻去世后，汗国爆发内乱，都哇之子也先不花正驻于哥疾宁，其余诸子年龄尚幼，汗位则被不里之孙塔里忽夺取。
塔里忽并非都哇的后裔，他的继承权受到了蒙古贵族的怀疑。
八剌之孙月鲁帖木儿公开反对塔里忽，认为汗位应归于都哇诸子，得到了其他察合台后裔和窝阔台系宗王的支持，起兵反抗塔里忽，但最终兵败身死。
与此同时，其他宗王在拔汗那起兵反对塔里忽，也被击败。
都哇之子怯别与塔里忽部下的大臣兀赞（Uzan）联手设计杀害了塔里忽。
事成后，怯别向武宗海山奏报了推翻塔里忽的消息。
1309年夏，怯别召集忽里台大会，最终决定由兄长也先不花即位。
为了褒奖怯别，也先不花允许他从整个兀鲁思的富人中为自己择定私属人口，并委派他为拔汗那、阿姆河以北地区、渴石和那黑沙不的统治者。
Northwest Zongfan: Rise and Fall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Zongfan, a cluster of Mongol khanates, is a tapestry woven with threads of political intrigue, military might, and cultural exchange. These entities, once tributaries of the Yuan Dynasty, carved out territories and identities across a vast expanse of Central Asia, leaving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regions history. Their story is one of ambition, power struggles, and ultimately, the inexorable ebb and flow of empires. The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hagatai Khanate, its origins, expansion, and eventual decline. Heres a more polished and cohesive version of the rewrite, incorporating the requested enhancements: The echoes of Genghis Khan’s conquests still resonated centuries later in the vast western reaches of the Mongol Empire, manifest in the form of disparate khanates – Chaghatai, Ilkhanate, Chaghadai, and Kwarezm – often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Northwestern Lords in Yuan Dynasty chronicles. These rulers, nominally acknowledging the Yuan Emperor as their suzerain and designating their realms as Zongfan states, wielded considerable autonomy, existing i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that defied simple no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ies between these khanates and the Yuan court varied – some closer, others more distant – but we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odern sovereign n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ntimate bond existed between the Ilkhanate and the Yuan, both tracing their lineage back to Genghis Khan’s fourth son, T?regene. The Chagatai and Khwarazmian khanates navigated a more tumultuous path with the Yuan government, their relationships marked by periods of alliance and conflict. The Kwarezmian Khanate, geographically the most remote, displayed a long-standing tendency towards independence,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disruptive influence of the Naiman chieftain Yesügei. It was through the relentless military expansion of the Mongols that these disparate peoples and nations were drawn into the orbit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subsequently, many Mongol herders migrated to these Northwestern Zongfan territories, seek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fertile lands.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these Northwestern khanates represents not only a chapter in world
为什么明朝没有如同汉、唐那样积极经营西域？因为没有动力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算是汉人王朝最典型的四个代表。其中汉、唐、明都是大一统王朝。
但是有意思的是：为啥汉和唐都选择积极经营西域，而明朝却并没有？ 哈密卫不等于整个西域 当然历史圈里的很多网民地理知识很差：比如以偏概全问题。
比如说起我们东北地区，很多人会说战国时期，燕国就经营辽东，借此证明关内势力对东北的开发很早，但问题是：整个东北不光辽东，还包括吉林和黑龙江。
来自长城以南的势力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开发，其实很晚了。
同样，很多人提起明朝时期的西域，往往会说明朝在西域设立哈密卫。
但问题是，整个西域地区太大了，哈密地区只是西域的很小一部分。
以上认知换个说法就好比：占领好望角就等于占领整个非洲，占领佛罗里达就等于占领整个美洲一样荒诞。
其实，我个人觉得， 明朝之所以没有如同汉、唐那样积极经营西域，根本原因在于动力和时机问题。
边患问题 汉朝、唐朝和明朝对西域的态度差异，和自身所处环境影响很大。
汉朝（这里指的是西汉）时期，汉主要的外患是匈奴。
汉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乱基础上建立的。
所以汉朝初年需要休养生息。
不过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虽然有了本钱反击匈奴，但此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阴山南北、西域甚至原东胡故地，势力和体量很大。
这一点汉武帝也很清楚。
所以汉武帝在军事上和匈奴交战的同时，也派人到西域经营，目的是切断匈奴对西域、中亚地区的物资获得，削弱匈奴的实力——毕竟没了西域支持（包括西域通过中亚的商路获得的资源），匈奴啥也不是。
唐朝面临的边患主要是突厥和吐蕃。
当时西域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为了避免西突厥对唐造成长期威胁，也担心西域落在吐蕃手里，会对唐朝的关中地区产生危害，于是唐才需要积极经营西域。
而明朝情况和汉唐截然不同。
明朝之前是元朝。
元和西域的统治者虽然都是蒙古人，但不是一波蒙古人：元的统治者（指的是忽必烈之后）是托雷的后代，而西域长期是察合台的后人当家。
元时期，元和察合台之间战争不断。
明朝建立初期，明主要的外患是北元及其后继者：朱元璋在位期间，明朝多次出击北元朝廷。
到了朱棣在位期间，朱棣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比朱允炆合适，也曾多次北伐蒙古各部。
对于明朝来说，最大的隐患是长城以北的蒙古人，而不是西域的蒙古人。
而西域的蒙古人也没有对明朝产生威胁。
所以明也不愿意节外生枝，在和长城以北蒙古人干仗的同时，平白无故增添一条战线。
3、交流问题 此外，交流问题也影响了三个朝代的态度不同。
汉、唐对外态度相对开放：尤其是唐朝。
所以汉、唐在军事因素之外，考虑到对外交流问题，汉和唐也积极乐意联络西域，沟通和外界的联系——西汉甚至还计划取道西南夷找到通往印度的道路。
而明朝相对内敛。
所以对打通西域的态度并不积极。
同时，因为明时期，海运比起汉唐也相对发达很多，所以和西亚的联系也并不高度依靠西域。
这些也是明朝对统治西域的热情约等于没有的根本原因。
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明朝灭亡时，大量地主、军阀投靠满清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王朝为何会在短短数十年间走向崩溃？当国难当头之时，那些世代享受王朝恩泽的地主、士绅、军阀为何会争相投靠异族新主？ 洪武十二年，有人揭发丞相胡惟庸意欲谋反，朱元璋趁机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改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将中国皇帝的权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后来贤德的马皇后去世，再也无人能够劝谏朱元璋，加之朱元璋属意的继承人太子朱标因病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年幼。
于是朱元璋为了朱家江山的安定，借口被处死的胡惟庸当时还有没有被揭发出来的罪行，以及大将军蓝玉谋反，在朝中掀起两次大狱，将朝堂上的开国功臣几乎一扫而空。
朱元璋去世之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就是后来被南明追谥为惠宗让皇帝的建文帝。
建文帝虽然不用担心功臣勋贵的威胁，但却不得不面临来自叔叔们的更大的危险。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朱标和夭折的幼子朱楠之外，全部被封为藩王。
这些藩王们虽然在封地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但却握有军权，每个藩王都有各自的护卫兵马。
由于朱元璋的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和三子晋王朱㭎都死在了朱元璋前面，所以等到建文帝登基的时候，他的这位四叔燕王朱棣，不仅是诸位藩王之中实力最强的，而且也是当时明朝皇室中辈分最高的，是当之无愧的诸王之首。
洪武十三年，朱棣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已经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故乡南京，来到了遥远的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开始正式履行起他作为燕王的职责。
也许是某种奇妙的缘分，或者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朱棣的妻子燕王妃徐氏，正是当年亲手从元朝手中夺取了北平城的一代名将徐达的长女。
在此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和洪武二十九年，朱棣两次奉命北伐蒙古，每次都重创北元，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展现了不俗的统帅才能。
朱元璋去世之后，朱允炆登基，诸位藩王和大明朝廷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年洪武朝上阵父子兵的父慈子孝，随着洪武皇帝的离世而化为乌有。
如今的建文帝作为诸王的侄子，即便是诸王心里并没有什么想法，建文帝自己心里也会产生出无法抑制的忧虑和猜忌。
毕竟这就是权力的魅力所在。
更何况早在当皇储的时候，建文帝就问过朱元璋这样的问题：将来自己继位之后，如果诸位叔叔有不臣之心应当如何？虽然当时建文帝信誓旦旦地向朱元璋保证，将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先以德服人，不过真等到大权在握的时候，建文帝可就没了以德服人的耐心。
尽管有一代雄主汉武帝的珠玉在前，可是急功近利的建文帝并不打算尝试明朝版的推恩令，而是决定一上来就玩狠的。
建文帝刚刚登基两个月，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朱棣的同母弟、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橚废为庶人，发配云南。
半年之后，建文帝又一口气废除了他的七叔齐王朱榑、十二叔湘王朱柏、十三叔代王朱桂三位亲王。
哪怕是湘王不堪受辱，举家自焚以保名节，仍然不能丝毫减缓建文帝削藩的步伐。
又过了两个月，建文帝又把他的十八叔岷王朱楩削去王爵废为庶人，流放漳州。
尽管如此，朱棣仍然没能下定最后的决心。
毕竟在历史上，像明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中，藩王起兵反对正统皇帝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人坚定地站了出来，鼓励甚至可以说是教唆这位大明帝国的亲王，走到了大明皇权的对立面。
这个人就是北平庆寿寺的主持道衍，也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
在姚广孝的积极谋划之下，朱棣和他的亲信部下们开始争取时间为战争做准备。
为了麻痹建文帝，朱棣假装自己因为得罪朝廷处死了自己的下属而受到刺激，得了神经病。
结果没想到王府长史葛诚背叛了朱棣，向朝廷密告燕王无病。
得到这个消息的建文帝立刻决定对四叔动手。
他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燕王及其家人，同时命令北平布政使张昺负责逮捕燕王府的属官和幕僚。
得到这个诏令之后，都指挥使张信深感压力深重，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信回家之后，他的母亲就看出他心里有事，便问他为何愁眉苦脸。
张信就把皇上的命令告诉了母亲。
张信的母亲听说之后连忙说，听说北平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燕王会成为天子，千万别轻举妄动，自取灭门之祸。
张信原本就是燕王的旧有部属，如今听了母亲的话，更是下定决心。
于是他立刻拿着皇帝的密诏去向朱棣告密。
朱棣得到了张信的告密之后，也立刻行动了起来。
他在府中摆下了鸿门宴，杀死了张昺和叛徒葛诚，同时朱棣派出了府中暗藏的八百死士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住了北平城。
然后朱棣宣称建文帝身边出了奸臣，依据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所写"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以讨平之"的说法，宣布起兵"为国靖难"，彻底改变了大明王朝历史走向的靖难之役就此爆发。
朱棣宣布起兵之后，通州立刻主动归附，然后燕军连破遵化、密云、怀来，夺占居庸关，扫清了北平周边。
而建文帝那边，因为朱元璋在位期间先后兴起了胡蓝两次大狱，诛杀了绝大多数开国功臣，所以导致如今建文帝手下缺乏将才可用。
于是建文帝只好启用已经六十六岁的老将军长兴侯耿炳文，统军十三万号称三十万北上平叛。
然而耿炳文此人长于守城，拙于攻略，在野战中被朱棣的精锐骑兵击败，只得退守真定城，即今天的河北正定。
急于取胜的建文帝自然对这样的战局十分不满，因此他听信了亲信黄子澄的建议，撤换了耿炳文，改用他的远房堂兄、朱元璋的外甥孙曹国公李景隆为统帅，执掌全军。
虽然从辈分上来说朱棣是李景隆的表叔，不过两人年纪相仿，自幼熟识，可以算是发小，因此朱棣对李景隆的智大才疏十分了解。
所以当听说建文帝将朝廷军权全都托付给李景隆之后，朱棣大喜过望，当场向部下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南军也就是朝廷军有五败，燕军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话虽如此，但是当时的局势其实对朱棣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朱棣这时候已经起兵差不多快一年了，但是所占据的仍然不过是北平周边地区而已。
于是他决定找个帮手，朱棣选中了他的十七弟宁王朱权。
朱棣率军进入了宁王封地，但是却让部下驻扎城外，单人独自来到大宁，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向城上喊话，说自己起兵一年无所成就，如今走投无路来投奔宁王，希望宁王能够帮自己求得朝廷的特赦。
朱权在朱元璋的这一众儿子们之中以善谋著称，未必就真的相信了四哥的这番表演。
不过燕国和宁国领地相邻，燕军实力又很强，更何况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早晚也得收拾到宁王的头上，所以宁王也乐得在燕王和皇帝之间中立，坐山观虎斗。
于是朱权客客气气地请朱棣进城，好生款待四哥。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燕王的部属们跟着进城之后，一刻也没闲着，花费重金贿赂宁王的部下。
七天之后朱棣主动提出告辞，朱权也亲自送四哥出城，结果没想到刚到城郊就被燕王部下劫持。
而宁王的部属此时早已全都被收买，无奈之下朱权只好带着老婆孩子跟着四哥去了北平，被绑在了朱棣靖难的战车上。
而朱棣因此得到了宁王麾下的八万甲兵，特别是由清一色的蒙古人组成的朵颜三卫的骑兵，实力大增。
虽然朱棣许诺十七弟将来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不过他其实并没有信任这位足智多谋而且还不是真心实意追随自己的弟弟。
所以朱棣只想让朱权留在北平，负责一些出出主意、写写檄文之类的工作。
就在朱棣亲自去拉拢宁王入伙的时候，得知朱棣不在北平的李景隆趁机对北平城发起了猛攻。
这时候负责守城的是朱棣的长子燕王世子朱高炽，也就是未来的明仁宗洪熙皇帝。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朱高炽是一个身材肥胖、行动不便、出门都要下人搀扶的准残疾人，但其实朱高炽却是一个外柔内刚、性格坚毅的人。
面对李景隆号称五十万大军的围攻，朱高炽沉着应对，冷静处置，击退了南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甚至还在南军攻城疲惫的时候，趁着夜色派出骑兵偷袭南军，迫使李景隆不得不退兵十里，重新安营扎寨。
建文三年冬天，有几个南京皇宫里的太监因为犯错受到责罚，对建文帝心怀怨恨，于是他们派人秘密来求见燕王朱棣，告诉他南京城防空虚，请燕王立刻挥兵攻打。
而朱棣的头号谋臣姚广孝也非常支持这个建议，他认为不必和华北各地的朝廷军队多做纠缠，应该直接率兵南下临江一决。
于是朱棣采纳了姚广孝的计谋，不再和接替李景隆的平安、盛庸等人纠缠，而亲率燕军全部主力南下，从馆陶渡过卫河进入山东，然后连下东阿、东平、汶上，攻入江苏境内。
之后燕军又击败了试图出城拦截燕军的徐州守军，再绕过徐州，在蚌埠附近击溃了追击而来的南军平安所部，然后利用渔船渡过了淮河直逼扬州。
扬州守军发动叛乱，捆绑了朝廷派来的官员投降了燕王，之后高邮和镇江也都不战而降。
在此期间朝廷的一支水师也归顺了燕王朱棣，使得燕军从容地从瓜州渡过长江直抵南京城下。
最终负责防守南京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城门归顺了朱棣。
建文皇帝在皇宫中放了一把大火，而他本人从此不知所终。
而后朱棣在亲自拜谒了父亲的明孝陵之后，宣布登基继位，改元永乐，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
永乐登基之后，因为得位不正，理亏心虚，所以用残酷的刑罚屠戮建文旧臣。
不肯屈膝反而公开斥责燕王朱棣篡位的建文重臣方孝孺被诛灭十族，牵连被处死的多达八百七十三人，而被发配充军的更是多达上千人。
建文帝的另外一位重臣黄子澄也被诛灭九族，受株连被杀的多达三百四十五人之多。
因为朱棣屠戮建文旧臣的时候，动辄诛灭九族乃至于十族，牵连甚广，手段残酷，因此被称为瓜蔓抄。
不仅是那些宁死不屈的建文遗臣惨遭屠戮，即便是在战争中投降了朱棣的耿炳文、盛庸、平安等人也都被逼自杀。
另外永乐皇帝还在太祖设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之外，又建立了大名鼎鼎的东厂，从此之后东厂和锦衣卫并称为"厂卫"，成为了明朝特务政治的标志。
朱棣登基之初，就下令改北平为行在，设立六部，仿照南京规矩，在北平周围增设卫所，开始逐步恢复北平作为中国北方乃至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永乐十四年，明成祖下旨在北京营造皇宫，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
在谋划调度迁都大事的同时，永乐皇帝征蒙古、下西洋、编类书、灭安南，凭借着自己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名垂至今、被后来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称赞为"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
其中郑和统帅的下西洋船队总共行程七万多海里，相当于环绕赤道三圈，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今天非洲的索马里，甚至还可能到过更远的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堪称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至于永乐皇帝所编的类书，当然就是著名的《永乐大典》，不过今天所能看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时代的抄本，原本据说已经被酷爱此书的嘉靖皇帝带进棺材里陪葬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去世，然后他的长子朱高炽继位，就是明仁宗洪熙皇帝。
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儿子宣宗宣德皇帝继位。
这位宣德皇帝就是蒲松龄的小说里提到的那位爱斗蟋蟀的促织天子。
不过虽然宣德皇帝有一些为后世所诟病的爱好，但并不妨碍他裁汰冗员、减轻赋税，和他的父亲一起采取了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或者调整，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堪比西汉文景之治的"仁宣之治"。
而终结仁宣之治的，就是宣德皇帝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明朝唯一一位登基过两次、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明英宗之所以登基两次，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在蒙古草原上当了一年的俘虏。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由于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的英宗，在今天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堡遭到了三万蒙古铁骑的突袭，五十余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曾经吞并了越南的名将英国公张辅等五十多名随驾官员当场阵亡，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虏。
这就是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土木堡之变，也被称为土木之变或者己巳之变。
而后蒙古屡屡挟持英宗攻打明朝边关，甚至一度越过长城深入北京。
所幸的是，在明朝兵部左侍郎于谦的主持下，明廷对内拥立了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继位，就是景泰皇帝； 相对于成化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尸餐素位，弘治皇帝的朝廷被称为"朝多君子"。
弘治皇帝在位期间改革立制，广开言路，整理刑律，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停征徭役。
因此在弘治朝农业发展，经济繁荣，朝廷的赋税收入和全国的人口数量都达到了明朝的峰值，被称为是"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的局面随着弘治之子武宗正德皇帝的继位戛然而止。
正德在位十六年，年仅二十九岁就突然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因此正德的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就是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道士皇帝。
他刚一登基，就借口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追尊皇帝尊号，挑起"大礼议"事件。
最终大礼议事件以嘉靖的完胜而告终，从此确立了嘉靖一朝皇帝个人的意志不容质疑、更不容挑战的绝对至尊地位。
嘉靖提拔了朝廷中枢中既有夏言、徐阶这样的干臣，也有严嵩之流的贪官。
嘉靖二年，一直以来控制着日本对华勘合贸易的日本西国大名大内氏，和实际掌握着日本中央政权、名列当时日本足利幕府"三管四职"之一的细川氏，两家的使团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的控制权，在宁波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继而演变成了一场暴乱，以至浙中大震，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宁波争贡事件。
而这场暴乱导致明朝朝廷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除了广州的广东市舶司一处之外，封锁中国全部沿海港口，焚毁民间一切出海船只，彻底断绝了广州之外的所有海上交通。
回望这段跌宕三百年的历史，明末精英集团的集体溃烂尤其刺目。
北京城破前，崇祯向大臣伸手要钱，国丈周奎哭穷推诿，象征性捐出几千两，满朝勋戚也不过凑出二十万两，连京营欠饷都填不上；而李自成入城之后动用酷刑追赃，这些银子又被一股脑儿抖了出来。
山海关外的吴三桂，一生三易其主，表面上打着"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旗号，背后真正打动他的，不过是多尔衮开出的封王裂土世袭的筹码。
江南半壁更是上演了另一出闹剧，南京不战而降，钱谦益等率众剃发易服，大批地主士绅盘算着田还是自己的田、租还是自己的租，只要新朝承认产权，忠于谁都一样，直到剃发令砍到自己头上，才有一部分人惊觉这次的主子不一样。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将明亡归结为"人心之溃"，溃的不是百姓的人心，而是士大夫、勋贵与精英阶层的那颗心。
一个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突发事件，它崩在第一次收不上税的那一年，崩在边军第一次哗变的那一天，崩在国丈第一次对皇帝哭穷的那个黄昏，崩在将军第一次把军队当作私产的那次点兵。
周奎的银子没能保住他的脑袋，吴三桂的裂土封王没能保住他的子孙，钱谦益的改换门庭没能保住他的名节。
读史的意义不在于苛责古人，而在于照见自己，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周奎"和"吴三桂"，只是穿着不同的衣服，用着不同的话术。
历史从不急着收账，但一笔都不会漏。
牢记这段教训，便是要明白：国在，家才在；覆巢之下，从没有完卵。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