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和曹操有杀子之仇，却和曹操结为亲家，最后被曹丕逼死！
东汉末年，风云变幻，民生凋敝，大地笼罩在不安的阴影下。
豪族权臣们贪婪地攫取着土地，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士人阶层在腐朽的专制压迫和权力的诱惑下，逐渐走向分裂，各自为政。
董卓进京，宛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已经摇摇欲坠的东汉推向了彻底的崩溃边缘。
说起董卓，他挟持天子，掌握朝政大权，这无疑是对皇权的根本威胁。
他所依赖的，本应是皇权，而他却要动摇皇权的根基，这种讽刺意味令人深思。
宦官和外戚们曾也依仗皇权而肥，但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皇室内部的勾心斗角之上，而董卓的权力却源自于强大的军事力量，这让皇权显得更加脆弱不堪。
董卓死后，天下分裂成一片，诸侯割据一方，三国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
他的侄儿张绣接手了其残兵败将，然而，刘表并非真诚地收留他，而是将张绣的军队安排驻扎在宛城，将其作为荆州的北方屏障。
这与刘表后来收留刘备的初衷如出一辙，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
公元197年，曹操南下征讨，张绣率军投降，原本可以结束这场战乱，和平共处。
然而，曹操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令他事后后悔莫及的举动——他娶了张绣的婶婶。
这无疑是对张绣的极度羞辱，一柄重锤敲在了他早已暗藏的积怨之上。
投降的诚意在这一刻彻底破灭，反叛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滋生。
贾诩，这位运筹帷幄的谋士，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张绣的怒火，并暗中策划着一场反击。
张绣被迫先发制人，在夜色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曹操的大营。
一场惨烈的战斗爆发，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不幸阵亡，而典韦这位忠勇猛将，孤身一人奋力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慷慨就义，身中数箭，血流成河。
曹操仓促撤离了宛城，这场战斗是他在戎马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失败，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许都。
尽管遭遇惨败，曹操并未气馁。
他很快率领大军，与张、刘联军展开激战，最终以出奇制胜的战术取得胜利。
曹军迅速北撤，张绣亲自率兵追击，贾诩冷静地劝阻道：不可追击，追击必败！ 然而，张绣执意不听，强行追赶，结果被曹操击败。
张绣反问道：我已经不听从你的建议了，为何还要继续呢？ 贾诩解释道：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追击可以带来胜利。
最终，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重新集结散兵，再次追击曹操的后卫部队，并成功将其击溃。
在庆祝胜利时，张绣好奇地问贾诩：我用精锐部队追击溃兵，你却说我必败；我又用溃败的部队击败了胜利的部队，你却说我必胜，你的预测是如何如此准确的？ 贾诩坦诚地回答：这很简单。
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并非曹操的对手。
曹操虽然仓促撤退，但他必定留有后手；我的追兵虽然是散兵，但曹操的将领也并非将军的敌手，所以追击必败。
曹操进攻将军，没有失误，力未尽便退了，必定国内有变故；击败将军后，必然轻敌速进，纵容留下将领断后，虽然这些将领勇敢，但也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用败兵也能战胜他们。
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贾诩这样智计百出的谋士掌握兵权的情况下。
这场失败绝非因为红颜祸水，而是源于曹操的得意忘形，他一开始就过于轻敌了。
张绣因此与曹操结下了杀子之仇，但历史的走向却往往出人意料。
在淯水之败后，曹操对将士们说道：我失去长子和爱侄，却流下了眼泪，唯独为典韦痛哭。
他为典韦的牺牲而感伤，却对失去的亲生儿子视若无睹，这难免显得有些矫情。
在兵败之际，曹操还责罚了夏侯惇治军不严，他急需鼓舞士气，于是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强调他对将士的重视，甚至超越了对亲人的关爱。
而贾诩的计谋之妙，在于他精准地洞察了曹操的思维模式，看穿了他的弱点，并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使张绣的军队能够从被动转为主动，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用残兵败将追击溃兵，从而取得胜利。
贾诩事后也坦言，之所以前期不可追击，是因为曹操必定会留有后手；而后期能够追击，是因为曹操必定国内有变故，并且留下了断后的将领。
在袁绍派遣使者招降张绣并与其结好之后，贾诩却对张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向袁本初谢罪，但兄弟之间无法和睦相处，却能容忍天下人才吗？这句话让张绣大为震惊，他原本正考虑接受袁绍的招降，却被贾诩的一句话给打断了。
之后，贾诩又建议张绣投靠曹操，这更加让张绣感到困惑，毕竟他与曹操之间已经有了杀子之仇，又怎能投奔？
贾诩解释道：投靠曹操是正确的选择。
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顺应天意的选择。
袁绍虽然强大，我身负兵力不足，投靠他必不被重用。
而曹操现在看似力量薄弱，得到我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才是更好的选择。
拥有雄才大略的人，必定会放宽胸怀，宽恕私怨，以德服人，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将军，请你仔细考虑！ 正是在贾诩的周密布局和高瞻远瞩的建议下，张绣最终决定听从，率众投靠曹操。
因为贾诩预见到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并且有能力实现他宏图霸业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物来说，如果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就玷污了他崇高的理想。
他必须具备宽广的胸怀，才能容纳天下英才。
果然，张绣受到了曹操的礼遇和重视，甚至用自己的儿子聘娶了张绣的女儿，结成了亲家，消除了宛城之战留下的隔阂，让张绣能够安心留在曹营。
在官渡之战中，张绣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战功，并被封为破羌将军。
在击败袁谭后，曹操还向汉献帝推荐了张绣，使他的食邑增加了两千户。
在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和灾荒，东汉晚期的户籍锐减，汉朝政府能够掌握的纳税户口仅为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曹操手下虽然不乏功勋卓著的将领，但很少有食邑超过一千户的，张绣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据说张绣是在随曹操北征乌桓时病死的，但也有另一种说法称，张绣最终迫于曹丕的压力，被曹丕逼迫自杀，因为他曾经杀死了曹丕的大哥曹昂。
而无论真相如何，曹操都一直没有下令处杀张绣。
这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他拥有宽厚的胸怀，能够容纳昔日的敌人。
张绣死后，被追赠为定侯，他的儿子张泉继承了他的爵位。
这就是那个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被誉为北地一枪王的张绣。
赤壁之战，曹操到底败在哪里
（更多新书好书推荐，点击知事荐书） 赤壁之战除了事件本身是一桩罗生门外，还有诸多疑点，也都构成了千古谜案：赤壁之战到底在哪里发生？曹操抢得江陵时不过九月，为什么要拖到冬天才东下？冬天盛行西北风，为什么会突然刮起东南风？曹操是不是不懂火攻，才会锁上舰船，让黄盖得手？除了沿长江而下，曹操有没有别的进攻路径？瘟疫到底是不是曹军溃败的真正元凶？赤壁之战之所以成为说不清的罗生门，和这诸多疑点也分不开。我在本章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会得到真相吗？ 曹营疫病已起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点：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根据竺可桢、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中国东部在东汉后期进入寒冷期，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歉收。
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死者无暇掩埋，生者缺乏抵抗力，便很容易暴发瘟疫。
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两者带来持续战争，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
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从汉冲帝永憙元年（14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七十余年间全国有记载的大规模灾疫约八九次。
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它还蔓延到遥远的地中海。
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世界社会史》中提出一种观点：在东汉末年，中国曾出现长达十一年的疫病集中暴发期。
这种疫病，经过中亚、西亚，流传到了欧洲，公元2世纪中叶，竟波及罗马全部领土。
在医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世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因为出现了无数死者，所以人口大幅衰减，社会精神面貌也十分消沉……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
社会由此秩序大乱，加速汉朝的崩溃，开启了长期分裂的时代。
血吸虫假说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疾疫”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由于古代史学家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记载简略模糊，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
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但因原始史料丢失了大量的临床信息，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依靠间接证据去推断，主要的猜测有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另有斑疹伤寒等其他假说。
诸说之中，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在此为读者诸君简述之。
顾名思义，血吸虫病的致病生物为血吸虫。
生活在中国且危害人类的，是日本血吸虫，它于1904年由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发现并命名。
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是湖北钉螺，日本本土的小型钉螺只是湖北钉螺的日本亚种，并非另一独立物种。
湖北钉螺“在早期形态分类体系下分为10个亚种，其中7个亚种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钉螺生存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并非血吸虫病疫区，长江流域及以南是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湖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北在襄阳（旧称襄樊）一线，该线以南的水网低洼地带存在血吸虫病流行。
1975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尸内脏组织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在江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
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襄樊疫区，九月（公历9月28日—10月26日）进入江陵地区，在长江上操练水军，感染风险极高。
血吸虫感染后发病分为急性与慢性，急性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2—10周的发热、全身不适、肌痛、头痛、疲乏和突然发作的急性腹痛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曹军的主体大多属于外来易感群体，他们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疫区，换言之，他们几乎不存在预先的保护性免疫，一旦感染，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吴军和刘军将士，或者自幼生长在疫区，或者长期驻守疫区，能够形成血吸虫伴随免疫，即便再次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慢性血吸虫病患者轻者无症状，仅于粪便普查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有症状患者以腹泻最常见。
” 根据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症状，理论上，初次进入疫区的感染者在发病期间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孙刘联军的战斗力则基本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能早在周瑜的考量之中，他向孙权列举曹操“用兵之患”的四条因素，最后一条就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既指明致病的因素是“远涉江湖之间”，有学者推测，这一水土之疾，恐怕就是经疫水传播的血吸虫病。
疫疾定战局 疫病对战局的影响，比确定病原体更重要，判断疫病影响更关键的是发病时间。
如果疫病是在战前暴发，便会成为促使曹军溃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疫病是在战后出现，仅能遏制曹军再度进攻，并不能帮助孙权、刘备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的三家资料：“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这表明曹军战前就已发病。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此处的“于是”古意为“在此时”，指交战失利之际疫病进入大规模暴发阶段。
赤壁遭遇战和乌林之战的发生时间相距很近，两战持续时间不长，从传染病传播规律来说，曹军内部应当是战前就开始陆续出现感染者。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细究这段记载的文字，表意与《武帝纪》意思接近。
我们再引入另一则史料。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
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据此可推，张憙所率驰援合肥的援军很可能受军中疫病的波及，在行军途中出现发病情况。
张憙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
”张憙是曹军从江陵向夏口讨伐刘备的途中，于巴丘被派出。
将两条记载结合后可推测，曹军自江陵出发时就已经出现疫病，此后直至交战时将士陆续发病，在战时大规模暴发——“于是大疫”，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吏士多死者”。
本节的结论是，曹军进入血吸虫病疫区，缺乏预先的保护性免疫力，于战前陆续发病，战时大规模暴发，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依据这一假说，疫病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因素。
作者：谭木声 新亚人文书院创办人、历史作家 感恩回馈 长安街知事准备了精美图书 赠送给广大粉丝！ 《定三分：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 作者 谭木声 内容简介 本书以“荆州”这一战略要地的四次重大争夺为主线，深入剖析了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或关羽之死、曹操之死）这大约十四年间，决定三国鼎立格局演变与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深入解读赤壁之战后至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定型期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与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
对于赤壁之战，不仅对读“罗生门”史料叙述战事过程，更重点探讨了曹军战败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大规模疫病（很可能是血吸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分析了战前各方的战略态势与决策。
而对于关羽，则被视为一个能力卓越但性格存在严重缺陷的悲剧性人物，书中探讨了他对诸葛亮、鲁肃的嫉恨心理如何影响了孙刘联盟，并最终导致其败亡。
全书引证丰富，广泛参考了正史、前人论述（如王夫之、章太炎）乃至现代医学、气候学研究，注重辨析不同史料，力图呈现立体、可信的历史图景。
活动参与方式
曹操是怎么完成从零到一的逆袭
同样是创业，为什么有的人能白手起家，从零到一，最终成为行业巨头；而有的人忙忙碌碌，累死累活，最后却连生存都成问题？区别到底在哪里？曹操创业初期的处境，比今天大多数创业者都要艰难——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靠山，连起步的地盘都是别人给的。可就是这个人，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从一个不被看好的“青年军官”，变成了雄踞北方的霸主。
今天就来说说曹操创业初期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用“三件事”完成从零到一的逆袭的。
第一部分：古代故事——曹操的艰难起步公元191年，反董联军已经成立一年了。
可这支声势浩大的联军，因为各怀鬼胎、相互火并，最终分崩离析。
这个时候的曹操，还是一个不被大家放在眼里的青年军官，手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地盘——东郡。
这一年，黑山叛军攻击东郡，曹操率军迎战，大破敌军。
袁绍卖了一个人情，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曹操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可这个根据地，跟其他诸侯比起来，简直寒酸得可怜。
袁绍占据了冀州，带甲百万，可支十年；公孙瓒以两万兵力大破黄巾军三十万，威震塞外；就连刘备，也已经在公孙瓒手下当上了平原相。
而曹操呢？手里只有东郡一个郡，兵马不过数千，粮草储备几乎为零。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角色”，后来却成了三国里最成功的创业者。
他凭什么？答案就在三个字——找人、找钱、找方向。
第二部分：曹操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找人。
曹操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等来了一个人——荀彧。
荀彧，荀子之后，才华横溢，被称为“王佐之才”。
他先投靠了韩馥，又转投袁绍，发现都不行，最后主动找上了曹操的门。
曹操见到他，大悦，说了一句：“你就是我的张良啊！”这个评价有多高？张良是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谋臣。
曹操把荀彧比作张良，等于是在告诉天下人：我曹操要干的事，是刘邦那样的事业。
荀彧的到来，对曹操的意义远不止一个谋士那么简单。
他后来给曹操推荐了郭嘉、荀攸、钟繇等一大批顶尖人才，还帮曹操建起了以颍川士族为核心的文臣班底。
可以说，曹操的整个文臣团队，都是荀彧一手搭建起来的。
曹操之所以能吸引荀彧这样的人才，是因为他展现出了“创业者的气质”——有理想、有抱负、有战略眼光。
更重要的是，曹操懂得“识人”和“用人”。
你发现，谁来投奔他，他都给人家戴高帽子。
许褚来了，他说“你就是我的樊哙”；郭嘉来了，他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种“英雄相惜”的姿态，让人才心甘情愿为他卖命。
第二件事：找钱。
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攻破兖州，杀死了州长刘岱。
曹操手下谋士陈宫看到了机会，建议曹操接任州长之位。
曹操采纳了建议，从东郡太守一跃成为兖州州长，相当于从市级干部变成了省级干部。
紧接着，曹操率军击败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
他从中挑选精锐，组成了一支新军，号称“青州兵”。
这一次收编，让曹操兵力大增，有了继续发展的资本。
兖州这个地方，对曹操有多重要？后来荀彧告诉他：“兖州就是你的关中、你的河内。
有了这个根据地，进可以胜敌，退可以休养，哪怕一时困顿，最终都能完成统一大业。
”拿下兖州和收编青州兵，对曹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有了地盘，有了兵，他相当于有了钱，暂时死不了了，可以活下去了。
第三件事：找方向。
有了人、有了钱，下一步就是定方向。
曹操手下一位叫毛介的谋士，给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第一，政治上要尊奉天子，取得正统地位，这样你打谁都能师出有名；第二，经济上要发展生产、屯田积粮，保证后方的稳定和粮草供应。
这个战略方向，在当时看来简直是“降维打击”。
其他诸侯想的是什么呢？打！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兵就能占地盘。
可毛介告诉他们：光打仗不行，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政治合法性，你打下来的地盘也守不住。
事实证明，毛介是对的。
袁绍的军队穷得摘桑葚吃，袁术的军队饿到人吃人。
而曹操推行屯田制后，粮草供应充足，后方稳定，为他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96年，当汉献帝流落洛阳、形如乞丐的时候，曹操第一个冲到他面前，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时代。
同时，他在许县推行屯田制，践行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路线。
从这一年起，曹操的创业进入了质变式的跨越。
第三部分：创业者如何避免瞎忙？第一，创业初期，别瞎忙，先做好三件事。
找人、找钱、找方向，这三件事是创业者的必修课，一个都不能打折扣。
很多创业者把自己陷入了“工兵”的状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却没有把自己放到“将帅”的位置上。
你要做的，不是把每一件事都干一遍，而是把最核心的三件事——找人、找钱、找方向——做好。
第二，找对人，比什么都重要。
曹操等来了荀彧，整个文臣班底就建起来了。
你在创业初期，如果能把最核心的人才请到手，其他的事都会迎刃而解。
找对人，钱和方向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
就像董明珠找王健林，王健林说“我信他”，五个亿就投了。
第三，方向定了，就别轻易动摇。
毛介给曹操定的方向，他牢记了五年，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一举落地。
今天很多创业者，方向变来变去，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结果什么都没做成。
在所有阶段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定方向”。
方向对了，哪怕走得慢一点，也能到达终点。
第四，别事必躬亲，学会放手。
很多创业者之所以累，是因为“不放心”，觉得别人做不如自己做得好。
可如果你不放手，团队永远成长不起来。
学会管自己该管的事，学会相信别人，你才能从“工兵”变成“将帅”。
第四部分：创业抓重点创业不是拼谁更忙，而是拼谁更会抓重点。
曹操在创业初期，一无所有，却用“找人、找钱、找方向”三件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逆袭。
他找对了人，有了钱，定准了方向，然后等待时机，一举成功。
今天，如果你也在创业，或者正准备创业，不妨想一想曹操。
先问问自己：我找到对的人了吗？我有足够的钱支撑战略吗？我的方向真的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先别瞎忙，把这三件事做好再说。
创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
别在起跑线上就耗尽力气，把力气花在最重要的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