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宋朝都城——开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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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初时期，开封为何能够取代洛阳成为都城？在长安城中得到严格遵守的坊市制，为何在开封不复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积极改革，又给开封带来怎样的空间重组？

为阐明以上问题，我的第一部专著《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分析视角，便是聚焦于都城的军队——禁军。

此前的研究多从商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开封变迁，而该书则另辟蹊径，从军事制度的视角来探讨被视作“文治国家”宋朝的都城。

为收拾唐末五代乱局，赵宋王朝力图实现军队的中央集权，为此，拥有漕运之利的开封被选为都城，禁军将士及其家属成为开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坊墙遂逐渐被军营的壁门取代，以维持城市治安。

然而，随着王安石新法对禁军的整顿，开封城中出现了大量的“废营”。

为了守卫都城，开封外城的城墙得以加高，部分城门也被改造成配有瓮城的双重城门。

《宋代开封研究》正是这样一部通过分析禁军势力消长来讲述开封城市演变的著作。

而新书《宋都开封的成立》则是我在《宋代开封研究》出版后十年间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第一编主要以经学问题为线索，探讨自古及汉唐时期便一直被视作中华世界中心、理应建都的洛阳，为何在宋代以后不再成为都城。

第二编探讨祭天仪礼在五代宋初的新发展，并揭示宋都开封的革新性。

第三编主要以宋真宗、宋徽宗时期为主，考察与祥瑞相关的都城空间重组问题。

第四编主要探讨通过都城发布信息以实现国家统合的体系问题，指出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共享。

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于探讨前著论述不太充分的方面，即政治权力在都城空间中的展现方式。

都城与非都城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皇权。

中国的都城，正是作为皇权的可视化空间而营建的。

为此，本书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宋都：首先，实现上天与皇帝（天子）交流可视化的祭天仪礼空间；其次，向庶民传达皇帝意志、彰显其存在的可视化空间；第三，天降祥瑞的空间。

祭天仪礼是在都城南郊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国家仪典。

不同于唐朝的是，宋朝举行南郊亲祭的频率相当高（“三年一郊”）。

每次举行南郊亲祭时，皇帝亲率卤簿（仪仗队），自宫城出发，沿着中轴线御道，前往郊外的圜丘。

在此期间，皇帝的仪容会展现在都城民众（都人）面前。

这便是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的盛大仪式。

为此，宋廷对都城空间进行了有意识地改造。

由此可见，皇帝与都人共享空间，是宋都空间的一大特征。

都城被塑造成“与民同乐”的场域，这不仅体现在南郊祭天中，也体现在上元观灯、金明池争标等岁时节庆活动中。

正月十五前后开始、持续五天的上元观灯已不仅是民间活动，更是由国家主导的盛大官方活动。

按宋代开封城管理制度，深夜至凌晨时段通常会禁止都人外出。

但是，在上元观灯的五天里，朝廷会解除宵禁，允许都人夜间在城中自由行走。

宣德楼的正对面矗立着开封城最重要的彩山景观，于前一年冬至搭建完成，据说站在御廊里的都人皆可看见。

皇帝登临宣德门楼，亲览人声鼎沸的热闹场景。

同时，都城也是一座祥瑞之城。

本书特别强调宋徽宗与祥瑞的密切关系。

徽宗的《瑞鹤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描绘了政和二年（1112年）上元观灯节时，群鹤翔集于宣德门屋顶的景象。

目睹此景的人们，当然并非徽宗一人。

上元观灯节时，宣德门正是皇帝与都人交流的空间，二十羽瑞鹤盘旋于宣德门上空，皇帝与都人共同见证了祥瑞降临的时刻。

本书亦结合都城空间理论，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或许是一幅吉兆图（祥瑞图）的新观点。

在徽宗时期，为使皇权庄严化，艮岳、明堂、上清宝箓宫、龙德宫等建筑相继建成，开封的端门（宣德门）也按照“一门五道”的宏伟规制改建。

由徽宗的审美情趣与蔡京的实务能力共同营造的都城空间，成为后世中国都城文化的典范，并为后来的都城所继承。

“靖康之变”时，金国将大量的都城图籍掠往北方，这些都反映在金海陵王完颜亮营建中都大兴府的工程中。

后来，中都又被忽必烈改建为大都。

可以说，一种取代了长安城（毁于唐末战乱）的新型都城文化，在宋都开封得以确立，并最终为北京所继承。

作者：久保田和男 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史博士，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文科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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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开封的成立》

★作者

久保田和男 著 郭万平 译

★内容简介

凭借大运河带来的地理与经济优势，开封取代承载儒家礼制象征意义的洛阳而成为新都。

宋都开封的确立，开启了中国都城史的新时代。

开封的规划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在中轴线大街两侧修建御廊，供百姓瞻仰皇帝仪容；将宫城正门前的广场向民众开放，并在此举行岁时庆典；等等。

这些规划使皇权以视觉化的形式在都城空间中呈现，由此塑造出的“君民一体”的空间文化，既强化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也为君主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开封的布局虽被后世都城继承，但其独特的空间文化构成了宋都开封独一无二的历史特质。

本书是都城史专家久保田和男教授的专题论文集，聚焦五代宋初的都城变迁，深度解析了开封取代洛阳成为都城的历史进程以及开封都城空间的政治意涵。

作者将国家祭祀大典的频率变化、都城公共空间的形成、《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目的、大型宗教建筑的修建始末、都城信息向地方的传达等纳入研究视野，以都城史与都城空间考察为主，辅以思想史视角，通过层层递进的阐释，新颖而深刻地揭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演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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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却迁都北京，2人谁更有眼光？姜还是老的辣

命运的齿轮往往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转动，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是一位从尘土中拔地而起的传奇人物。

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赤贫的放牛娃，到威震四方的明太祖，饱含着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挣扎。

尽管容貌平平，甚至带着些许憨厚，但那双深邃的眼眸，却闪烁着洞察世事的智慧和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不仅缔造了辉煌的大明王朝，更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谋略。

朱元璋登基之后，巩固基业成为了首要任务，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便是为大明王朝选定了首都。

经过反复考量，最终落定于南京。

然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却在他逝世后被第四子朱棣推翻，都城搬迁至北京。

这无疑是对朱元璋决策的一种颠覆，也引发了后人无尽的猜测：孰对孰错，孰更明智？是朱元璋的稳健远见，还是朱棣的豪迈抉择，更符合历史的走向？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就像一句老话所说，姜还是老的辣。

一个国家的首都，不仅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国家命运的象征，民族精神的家园。

选择都城，绝非儿戏，需要考虑到诸多因素，是千古帝王的常识。

作为一位出身贫寒的皇帝，朱元璋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国家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如何稳定局势，重建家园，是他面临的巨大难题，而选定都城，无疑是这诸多难题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于朱元璋而言，选择都城的首要标准是稳如磐石。

他渴望一个安全可靠的所在，一个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同时也希望这个地方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凝聚民心，巩固统治。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听取了众多大臣的建议，朱元璋最终将都城定在了南京，并在第二天的大朝会上庄严肃重地宣布了这一决定。

那一天，阳光洒满金銮殿，似乎也预示着大明王朝未来的安稳。

南京，这座拥有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美誉的城市，本身就蕴含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

它不仅交通便利，水陆发达，还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完美契合了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字诀。

长江穿城而过，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南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更重要的是，南京的历史背景也塑造了当地人民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凝聚力。

对于初登基位的朱元璋来说，正是南京的这份稳，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稳固了自身的政权。

这座古老而繁荣的城市，拥有着较高的人文素质和政治觉悟，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支持新的统治者。

想象一下，当那座巍峨的城墙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阴影，无数百姓仰望着，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然而，即便在晚年，朱元璋也曾萌生过迁都的念头，甚至一度考虑过文化底蕴更加深厚的长安。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迁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南京作为都城，的确为大明王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像一块坚实的基石，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繁荣。

时光流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到了朱棣即位时，明朝的局势迎来了新的变化。

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明朝终于迎来了相对的稳定。

而朱棣想要做的，并非延续前朝的稳，而是打破旧的格局，为自己的统治注入新的活力，展现出与父辈截然不同的魄力。

为了摆脱建文帝留下的阴影，他毅然决然地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更象征着他对过去的决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朱棣选择北京作为都城，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个人经历。

作为燕王的他，长期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驻守，这里也是他政治权力的根基。

迁都北京，不仅能够让他掌握自己的主场，更能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北方具有战略意义，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完美契合了朱棣刚强好战的性格。

与南京的稳不同，北京则代表了一种野劲儿，象征着一种敢于冒险、敢于扩张的勇气。

对于新上任的朱棣来说，选择北京不仅仅是为了逃避过去的阴影，更是为了迎接更大的挑战，开疆拓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北京独特的地理优势、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都为朱棣的雄心壮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历史的长河，虽然朱元璋的选择为大明王朝的初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单纯的稳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战略需求。

朱棣的野则代表着国家扩张和时代变迁的必然趋势，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引领着大明王朝走向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南京在明朝早期繁荣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没有南京这座稳的基础，或许大明王朝也难以在动荡的局势中站稳脚跟。

尽管朱棣的迁都让北京成为了新的政治中心，但南京在大明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永远无法被抹去。

总而言之，南京与北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都在大明王朝的不同历史阶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元璋和朱棣的选择，从侧面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变化。

历史的稳与野相互交织，彼此映衬，共同谱写了大明王朝从崛起到强盛，再到最终衰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既有南京的安稳与繁荣，也有北京的雄阔与进取，共同构成了大明王朝不可磨灭的印记。

李渊既然要传位给李建成，为何不限制李世民呢？

唐朝建立后，李渊册立李建成为太子，也即明确了他继承人的位置。

不过，李渊继续重用李世民，让他率军消灭西秦薛举父子、击退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王世充，平定各地武装势力。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后，李渊被迫册立李世民为太子。

那么，问题来了，李渊既然要传位给李建成，为何不限制李世民呢？ 一 具体来说，李渊之所以没有有效限制李世民，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结构失衡、军事依赖过重、判断失误，以及父子亲情与帝王权术之间的矛盾。

首先，这是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兵权难以收回。

众所周知，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几乎以一己之力奠定大唐基业。

在古代历史上，李世民通常被视为最能打的皇帝之一。

因为长期统兵，而且经常去的胜利，这使其在军中威望极高，秦王府聚集了大量文武人才（如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秦叔宝等），形成独立于朝廷的强大集团。

对此，李渊虽曾试图削弱其兵权（如武德四年解除其统兵权、调离亲信将领），但因刘黑闼等叛乱再起，朝廷无人能敌，只得重新启用李世民，导致其势力再度膨胀。

换而言之，如果李渊一再打压李世民，很可能会影响到唐朝一统天下的大业，甚至会威胁到唐朝的存续。

因此，权衡利弊之后，李渊不得不让李世民继续执掌兵权。

二 其次，李渊自身能力与性格局限。

在开国皇帝中，李渊不善军事、未亲征，与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不同，他未能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换而言之，李渊的能力有限，只能任由李世民一步步建功立业。

更为关键的是，他性格优柔寡断，对儿子们“和稀泥”：既支持嫡长子李建成继位，又欣赏李世民才能，不愿彻底打压。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即便察觉李世民“被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仅采取温和手段（如驱逐谋士、调离将领），未果断废太子或削秦王爵位，错失遏制时机。

对此，在笔者看来，和其他开国皇帝比起来，李渊不够果断残酷。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得以保住性命。

三 再者，这是因为李渊失去了对禁军的有效控制，这导致他根本无法限制李世民发动兵变。

根据史料的记载，唐初禁军系统未完全效忠皇帝。

玄武门守将常何早年为李世民旧部，已被策反，导致皇宫门户实际掌控在李世民手中。

等到玄武门之变爆发后，李渊调南衙禁军平叛时，部队信息混乱、指挥失灵，反被李世民击退，暴露其对核心武装的失控。

与此相对应的是，李世民通过长期渗透，使长安城防、宫廷系统多为其耳目，兵变前已形成“皇帝被架空”的事实。

从这一角度来看，玄武门之变前，李渊已经没有干预李世民、李建成之争的能力了。

四 最后，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已无退路。

兵变发生时，李世民迅速控制玄武门、击杀太子与齐王，并派尉迟恭“保护”李渊，实为软禁。

到了这个时候，李渊手中无兵、亲信被控，唯一嫡子仅剩李世民，其余子嗣年幼（如李元景仅8岁），无力继位。

如果李渊强行反击，比如号召天下来讨伐李世民，无疑会动摇唐朝的基业。

所以，李渊只能“就坡下驴”，当日即下诏“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次日立其为太子，不久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