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老板长期不间断性骚扰90后女员工，致其患上抑郁症；老板被判赔礼道歉，赔4万元精神抚慰金

“你这个人，我不会主动强行占有。

”“后面产业做大了，你必须是我的女人。

”“我喜欢你，我要让你爱上我……”这样的话语出现在一些短视频、网络爽文中，“霸总”常以此类方式向女员工“表白”，但在现实中，此类言行可能已构成性骚扰。

9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两天前，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了这样一起案件：1992年出生的女员工王某开车送55岁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某回家时，牛某说出上述超出正常异性关系的言行，王某在遭受牛某不间断性骚扰后，被诊断为抑郁症，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治疗。

王某以牛某利用领导权势长期不间断性骚扰，致其人格被严重侮辱、精神受到巨大创伤，导致自己患上精神类疾病须长期治疗而不能工作丧失收入等为由，提起诉讼索赔2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牛某这些言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原告意愿，是对王某不尊重的猥亵行为，构成性骚扰，既侵害王某的人格尊严，又严重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对王某造成身心损害，判决牛某除以书面道歉信形式向原告王某赔礼道歉外，还需赔偿王某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抚慰金40000元。

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被告牛某系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王某原为某乙公司员工。

2025年6月22日中午，王某开车送牛某至牛某的某花园茶室后，牛某对王某有诸如“你这个人，我不会主动强行占有”“后面产业做大了，你必须是我的女人”“我虽然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最后真正让你喜欢上我”“如果咱俩在一块，我会让你过得非常好”“你让我抱你，抱抱你”“让我看一下”等言行。

王某称，之前遭受过性骚扰，在遭受不间断性骚扰后，被诊断为抑郁症，浑身起红斑，需要大量药物维持治疗，无奈之下被迫报警，后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索赔20万元，并要求被告在媒体报纸上公开就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15天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些超出正常异性关系的言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王某意愿，是对王某不尊重的猥亵行为，构成性骚扰，既侵害王某的人格尊严，又严重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对王某造成身心损害，对此，牛某具有明显主观过错，牛某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判决被告牛某以书面道歉信形式向原告王某赔礼道歉，道歉信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牛某赔偿原告王某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抚慰金40000元。

一审判决后，牛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牛某与王某交往中，其言语已带有明显性暗示，违背了王某的意志，牛某通过言语对王某实施性骚扰，侵害了王某的人格权，并对王某造成了精神负担和伤害，故一审法院判定牛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妥，遂判决驳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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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囚死刑执行失败

美联社当天报道，犯人克丽斯塔·派克在执行过程中接受两剂行刑药物，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随后被送往医院并接上呼吸机，截至2日仍处于昏迷状态。

她的代理律师称，行刑团队可能错误放置了静脉导管，使药物进入身体组织而不是血液，并且在没有发现这一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注射第二剂药物。

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派克左臂至少出现七个针眼。

州长比尔·李已经下令展开独立调查。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一次死刑“失败”本身，而是它把死刑制度最难回避的一层现实暴露出来：当国家决定以最严厉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它究竟需要怎样的程序、技术和责任体系，才能保证这一决定是在严格、可控的条件下执行？ 死刑支持者往往强调司法裁决的最终性，但裁决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法院可以通过判决确定刑罚，却无法用一纸判决替代具体执行环节中的专业能力。

注射死刑长期以来被部分美国州视为一种相对“规范化”的执行方式。

它在形式上减少了传统处决方式的公开暴力，也试图通过医疗化的流程，让执行过程显得更加程序化。

然而，真正进入执行室后，问题并不会因为设备和药物的存在而自动消失。

静脉建立、药物注射、人员配合、生命体征判断，每一个环节都涉及高度专业的操作。

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错误，都可能让所谓的标准程序变成不可预测的现实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派克律师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失误，而是一连串问题： 静脉导管可能没有进入正确位置，血管可能已经破裂，行刑人员没有及时察觉，随后又注射了第二剂药物。

倘若这些指控最终得到调查确认，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就不仅是“针有没有扎对”，而是为什么一个执行死刑的团队没有建立足够有效的纠错机制。

对于普通医疗操作而言，错误发生后需要及时发现、停止并处理；而在不可逆的死刑执行中，这种纠错能力的重要性只会更高。

田纳西州四年前就曾中止过一次死刑执行，当时的独立调查发现，行刑人员没有接受正规医疗培训，主要依靠实际操作积累经验。

如果这一背景与此次事件存在关联，那么问题就更加值得重视：一个需要极高专业程度的程序，却可能由缺乏正规医疗训练的人承担，这本身就是制度设计上的张力。

国家可以授权某个团队执行死刑，却不能因此降低对执行人员专业能力和程序保障的要求。

死刑制度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后补救”。

一场普通手术失败，可以重新治疗；一次行政程序出现错误，可以重新作出决定；但死刑一旦完成，生命无法恢复。

因此，死刑执行的程序正义不能只是确保“最终把人处死”，还必须确保整个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不必要的痛苦，没有可以避免的技术错误，更不能出现执行人员对明显异常毫无察觉的情况。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起事件会产生超出个案的社会影响。

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死刑执行失败意味着他们期待已久的司法结果再次被拖延。

被派克杀害的19岁女孩的母亲因此表达失望，认为女儿没有得到应有的公道。

她的感受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对死刑的支持或反对，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受害家庭对于司法裁决最终兑现的期待。

与此同时，对于被执行者而言，如果执行过程确实存在技术性错误，那么她遭受的痛苦也不能因为其已经被判处死刑而被忽略。

两种立场在这里发生碰撞：受害者家属要求判决得到执行，死刑制度本身则必须面对如何确保执行过程符合最低限度的人道和程序要求。

真正成熟的司法体系，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犯下严重罪行，就认为执行中的任何问题都失去了讨论价值。

恰恰相反，越是涉及国家强制力的终极边界，越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

田纳西州已经启动独立调查，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它不能只回答“这次为什么没有成功”，还应当回答“此前的问题是否被真正解决”。

人员培训是否合格，执行流程是否经过充分验证，出现异常时谁有权停止程序，药物注射是否有独立监督，相关记录是否完整，这些问题都应该成为调查的一部分。

只有把责任链条厘清，才能判断这究竟是一次无法避免的偶发事故，还是长期制度缺陷积累后的再次暴露。

死刑本身可以存在争论，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不能绕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国家掌握剥夺生命的权力时，它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克制、严谨和透明。

一次失败的执行，不只是让一个既定判决暂时停顿，也让人重新看见司法权力背后的技术条件和制度责任。

生命一旦进入国家刑罚的最后程序，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应被视为无关紧要。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只是“死刑没有执行成功”，而是一个社会是否已经习惯把不可逆的事情交给并不充分可靠的程序去完成。

法律可以赋予国家最严厉的刑罚，但这种权力越沉重，程序就越不能含糊。

面对一个仍在昏迷中的生命，面对一个等待公道的受害家庭，也面对一个已经启动的独立调查，人们最终需要追问的，是司法究竟如何在惩罚与边界之间保持应有的尊严。

答案不应只写在判决书里，也必须落实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

俄2100亿欧元要被没收？西方拿冻结资产赔乌克兰，莫斯科已出手

一股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公正赔偿的强劲力量正在涌现，而这股力量的源泉，竟是俄罗斯的冻结资产。

欧洲委员会大会委员会的决定，无疑为这场漫长的博弈注入了新的变量，也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对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行为，必须承担经济责任。

近日，欧洲委员会大会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机制，允许挪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用于支付欧洲人权法院对俄罗斯的判决赔偿金。

这笔巨额资金，高达2100亿欧元，如今成为了乌克兰重建和弥补战争创伤的关键筹码。

这项提案，由英国议员托尼·沃恩发起，大胆地突破了以往欧洲处理俄罗斯资产的惯例，其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目前，这笔资金主要由欧洲清算银行持有，截至6月底，相关资产已达2020亿欧元。

尽管之前，欧盟主要利用这些资产产生的额外收益来支持乌克兰，但此次提案却大胆地试图动用资产的本金。

设想一下，如果这笔资金能被直接用于支付赔偿，乌克兰将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支持，其对战后重建的推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欧洲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欧洲委员会框架下设立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付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能获得收益，甚至有机会获得俄罗斯资产的本金。

在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中，法院已经判定俄罗斯应对占领克里米亚期间的侵权行为负责。

此外，2025年的判决也将认定莫斯科应对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MH17航班被击落事件负责，赔偿金额，根据法律事务委员会的预估，或将高达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数千亿欧元。

尽管俄罗斯于2022年已被欧洲委员会除名，且已不再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方，但其对公约期间发生的侵权行为，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委员会明确指出，莫斯科的法律义务，不会因为时间和俄罗斯国内法而消失。

这绝非是自动没收俄罗斯资产，而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供各国政府依据其行动，确保判决能够得到执行。

这项提案正在将围绕俄罗斯资产的讨论，从政治博弈推向更务实的法律执行层面。

对莫斯科而言，潜在的风险已不再局限于失去收益，更重要的是，一些国家可能开始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本金视为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从而为冻结的俄罗斯主权储备转化为赔偿金铺平道路。

当然，一些欧洲政府对直接没收资产的态度依然谨慎，这其中既有法律和金融风险的考量，也有对未来与莫斯科达成解决方案的潜在作用的顾虑。

俄罗斯也已对当前的冻结措施采取强硬立场，甚至在俄罗斯国内法院提起诉讼，试图维护自身权益。

这场法律上的角力，也预示着，若进一步动用俄罗斯资产本金，原本可以期待最终收回的资产，很可能将被用于弥补乌克兰的战争损失。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施压，委员会还建议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允许在欧洲人权法院胜诉的个人，更容易通过本国法院追索赔偿。

同时，他们呼吁建立一份公开名单，列出被法院认定为涉及大规模侵权行为的个人，以便各国政府和国际刑事法院参考，以协助制裁和诉讼的实施。

9月30日的欧洲委员会大会全体会议，将对这项提案进行最终审议。

如果提案获得通过，它将为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公正赔偿，开辟一条全新的法律和政治之路。

这场深刻的变革，或许将为国际法治，以及对战争暴行的问责，树立一个新的标杆。